河北
参考来源：《清史稿·诸王传》肃亲王世系；日本上坂冬子《川岛芳子传》；1947年北平各报对金璧辉公审的报道；台湾地区狱政档案中所收河北高等法院、河北监察使署关于金璧辉执行死刑的调查公文；2006年长春“方姥”说相关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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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25日，北平的春天来得迟。
凌晨五点，天还黑着，第一监狱的铁门外已经站了三十多个记者。
他们前一天接到通知，说是要公开处决那个大名鼎鼎的女间谍金璧辉。
在北平的报纸上，这个名字后面通常还要缀上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号——川岛芳子。
记者们扛着相机，揣着笔记本，在寒风里跺脚。
他们以为，这将是一个能上头版的清晨。
铁门没有开。
有人敲门，有人喊话，有人沿着高墙绕了一大圈，想找一个能钻进去的缝。
墙太高，缝也没有。
到了六点多，门里终于有了动静。
三十多个中国记者，只被放进去两个，还是外国的。
一扇门，把一场举世瞩目的死刑，关成了密室里的私事。
天快亮的时候，牢房那边传出一声闷响。
枪声不大，像有人在后院拍了一下桌子。
又过了几个钟头，中午前后，铁门开了。
两个人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那个曾经搅动过整个东亚的女人。
人群涌上去。
担架上的人，满脸是血，血里和着泥，看不清眉眼，看不清鼻梁，也看不清那张在法庭上始终扬着的脸。
有记者小声嘀咕了一句：她的头发怎么这么长。
川岛芳子一向是男装短发，公审那天，齐耳的短发还被人写进了报纸。
担架上这具尸体，头发长到能盘在脖子上。
一个以短发示人的女人，死后却顶着一头长发，这成了后来几十年所有猜测的起点。
第二天，北平几家报纸联合刊出抗议书，质问当局为什么遮遮掩掩，为什么把脸弄成那个样子。
几天后，一个叫刘凤贞的女人跑到警局报案，说自己的姐姐刘凤玲，就是替川岛芳子去死的那个人。
她说，官面上答应给十根金条，到头来只给了四根，她母亲去讨要，人就没再回来。
消息传开，满城哗然。
1948年的北平，城外围着几十万大军，城里人心浮动。
南京正在开国民大会，副总统的人选吵得不可开交。
一个女汉奸的死刑，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执行了
杀得这么急，本身就是个话头。
那一年，她四十一岁。
一个清朝亲王家的第十四格格，一个日本军部豢养的女谍，一个被自己同胞判了死刑的汉奸，到头来死在北平一座监狱的墙根下。
她的一生，从王府的暖阁走到刑场的土墙，中间只隔了三十六年。
这三十六年里，她剪过头发，换过男装，改过三个名字，认过两个父亲，效忠过一个已经亡了的朝廷。
她也亲手把一个又一个同胞送进了日本人的枪口下。
枪响之后，事情本该结束。
可那具看不清脸的女尸，那十根金条，那个失踪的母亲，那三十年被挡在门外的记者，把这件事拖成了一条长长的影子。
影子一直拖到今天。
到底死在枪下的，是不是她本人？
这个问题，得从1906年北京城那座肃亲王府说起。
【一】王府里那个被当成礼物送出去的女孩
1906年，北京城里的肃亲王府，还是个体面的地方。
第十代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是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后人，手里管着民政部，也管着京城里的巡警。
这位王爷有个绰号，叫“肃亲王里的洋务派”。
他欣赏日本的明治维新，主张君主立宪，喜欢跟东洋人打交道。
这一年，他的第十四个女儿出生了。
肃亲王这一支，从豪格往下传了十代，到善耆手里，已经是清末顶显赫的铁帽子王之一。
他管过崇文门税关，也管过工巡总局，京城里的警察制度，有一半是他手上办起来的。
一个管警察的王爷，末了要靠一个日本浪人替他找兵、找钱、找靠山。
府里人喊她十四格格。
她确实生得好看，也机灵，会看人脸色，很得善耆的宠。
那几年的大清，已经是风雨里的一盏灯。
1912年2月，隆裕太后替六岁的溥仪念了退位诏书。
据说那天御前会议上，善耆握着拳头咆哮，说自己活是大清的人，死是大清的鬼。
回到家，他伏在桌上哭。
六岁的显玗跑到跟前，仰着脸问他，额玛你哭什么，你告诉我，我打他去。
这一句童言，后来被无数人引用，说那就是她一生的伏笔。
一个亡了国的王爷，和一个还不懂事的小女儿，站在一座王朝的废墟上。
善耆没有认命。
他要复辟，要把溥仪重新送回紫禁城。
他自己没有兵，没有钱，只能去找靠山。
靠山在海上，在东边。
那时候北京城里住着一个日本浪人，叫川岛浪速。
这人会说中国话，甲午战争时给日军当过翻译，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还在日军里做事。
这人出身不体面，家里穷得常年吃白薯，少年时靠偷同学的饭盒填肚子。
他后来娶了日本皇族的远亲，靠这层关系挤进了上层。
一个靠攀亲改命的人，最懂攀亲的价钱。
善耆找他，他也找善耆，两头都算得清清楚楚。
善耆跟他来往得极密，后来干脆结成了拜把兄弟。
清朝亡了，善耆化装成商人，绕开眼线，从秦皇岛坐船去了旅顺。
旅顺那时在日本人手里。
家眷随后跟上，六岁的显玗也在船上。
一个王朝的末路，就这样变成了一张船票。
到了旅顺，善耆和川岛浪速合谋搞“满蒙独立”。
搞独立要钱，王爷没有国库可提。
1921年春天，他把家产抵押出去，换了一笔巨款，交给川岛浪速当活动经费。
这笔钱有一部分进了川岛浪速自己的口袋，他在松本买了公馆，还置了别墅。
王爷在旅顺等起事，浪人在日本盖房子。
这场合作，从头到尾都是一头热。
东京方面嫌川岛浪速的资格不够，一个三等翻译，压不住台面。
善耆想了个办法：攀亲。
把自家的女儿过继给川岛浪速，两家就成了亲眷，说话的分量自然不一样。
按清朝的规矩，皇室的男孩不许过继给外人。
挑来挑去，挑中了十四格格。
理由说出来有点凉：她最聪明，也最得宠，顶顶“有用”。
据说善耆给川岛浪速写信，只有一句话——“进呈玩物予君，敬请怜爱”。
一个父亲，把自己六岁的女儿，写成了一件礼物。
临行前，善耆给她起了个新名字，叫东珍，东方的珍宝。
川岛浪速给她起的名字，叫川岛芳子。
1913年春天，一艘从旅顺开往日本的客轮上，坐着一个六岁的中国女孩。
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这一去，再想回头就难了。
她后来所有的罪，都从这趟船上开始算起。
到了日本，她住进川岛家，读丰岛师范附小，后来进松本高等女子学校。
川岛浪速常年往中国跑，家里只剩一个对她又宠又惯的女教师。
学校里的师生都知道她是前清的格格，处处让着她。
她每天骑着高头大马去上学。
高兴了去教室坐一坐，不高兴了几天不见人影。
校规在她身上像一层薄纸。
她长得越来越好看，脾气也越来越横。
川岛浪速在家的时候，屋里总是坐满了穿军装的人。
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多田骏，这些后来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名字，当年都在这张桌子边上喝过茶。
一个小姑娘坐在大人堆里，听他们谈怎么在中国“拓展疆土”。
一个孩子的世界观，就是这么一勺一勺喂出来的。
1922年，善耆在旅顺病死。
十六岁的川岛芳子回国奔丧，半年后返回日本，学校已经不肯再收她。
书读不下去了，川岛浪速就把她留在身边，亲自教。
骑马，射击，击剑，柔道。
再往后，是怎么收集情报，怎么散布谣言，怎么用一张脸去换一句话。
他给她灌输的东西很简单：满蒙必须独立，日本必须帮忙，大清必须回来。
这套说辞她自己信不信，没人知道，但她照着这套说辞活了一辈子。
【二】1924年的那个夜晚，十七岁被养父毁掉
1924年，川岛芳子十七岁。
个子长开了，脸也长开了，走在松本的街上，回头率很高。
那年秋天，她的两个哥哥到川岛家借住读书。
一天，川岛浪速当着哥哥的面说了一段话。
他说，令尊肃亲王是仁者，我是勇者。
单靠仁者取不了天下，只靠勇者也成不了事。
要是仁者和勇者的血混在一起，生下来的孩子，一定智勇双全。
这话说得很绕，意思却一点不绕。
一个五十九岁的养父，在跟人商量怎么占有自己的养女。
哥哥听懂了，笑一笑，没接话。
他也只能笑一笑。
那一年，这个家的一切都攥在川岛浪速手里，一个流亡的皇室子弟，连反对的资格都没有。
1924年10月6日的夜里，事情发生了。
川岛芳子后来的手记里，只有一句极短的话。
“大正十三年十月六日，我永远清算了自己身为女性的部分。”
她没有写细节，也没写那个人的名字。
有些事写得越少，留下的东西越重。
第二天早上，她梳起日本式的发髻，穿上底摆带花的和服，在院子里的波斯菊花丛中拍了一组照片。
照片上的姑娘站得笔直，笑得很淡。
到了下午，她走进城外一家理发店，剪了个五分头。
回到家，她对着家里的孩子们说，从今天起，你得改口叫我哥哥。
裙子收进了箱底，头发一短再短。
有一回，一个女同学家里缺钱，她让摄影师给自己拍了照，登在报纸上换钱。
她开始把身体当成一件可以标价的东西，也把别人的目光当成一种筹码。
学校拿她没办法，家里也拿她没办法。
十七年的女儿身，她用一把推子推掉了。
她也想过死。
她跟一个叫岩田爱之助的日本青年说过好几次，我不想活了，我该了结这一生。
那青年不耐烦，觉得她只会叹气，是个累赘。
有一天，她拿起手枪，对着自己胸口扣了扳机
子弹偏了，从左肋穿过去，人没死。
川岛浪速把她送到鹿儿岛疗养。
鹿儿岛的温泉治得了皮肉，治不了别的地方。
回东京以后，她跟岩田爱之助那段情也断了。
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忽然对“被人爱”这件事失去了兴趣。
身子养好了，心里的那根弦却断了。
有些伤口会结痂，有些伤口会结出一层壳，壳底下一直在发炎。
她后来写过一首诗，很短。
有家不得归，有泪无处垂。
有法不公正，有冤诉向谁。
这二十个字，她一直留着，留到二十四年的牢狱尽头，留在手心里。
那年她才十七岁，就已经觉得自己无家可归。
王府是家，回不去了。
川岛家也是家，那是个把她当筹码的地方。
生父把她送出去那天，就已经把她从“女儿”这个位置上摘了下来。
她后来的放荡、蛮横、冷酷，根子都能刨到这一夜。
但就算一个人受过伤，不等于她后来做的事可以被原谅。
伤口能解释一个人怎么变成这样，解释不了她后来把多少人推进火坑。
她一生都没有去清算那个毁了她的人。
她恨他，也离不开他，还需要他替她证明身份，替她写信，替她在日本人那边说话。
这段关系像一根绳子，一头是仇，一头是依赖，勒了她一辈子。
从1924年那夜起，她不再把自己当女人看。
她把性别当成一件可以脱掉的衣服，脱掉了，就穿上了另一副皮。
男装，短发，金牙，粗口，烟不离手。
她开始学着用男人的方式走路、说话、谈交易。
她要的是压过别人一头的那种快感。
一个被当成玩物的女孩，后来决定自己去做那个玩弄别人的人。
这个转身，转得很狠，也转得很脏。
【三】一桩政治婚姻，一次爆炸，一个“东方玛塔·哈丽”
1927年，川岛芳子二十一岁，回到中国。
她带回来的是一句家训式的念头：满蒙联合，匡复清室。
那年11月，她在旅顺的大和旅馆结婚。
新郎叫甘珠尔扎布，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儿子。
巴布扎布当年是“草原之狼”，跟肃亲王是政治盟友，1916年死在林西的战场上。
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不是给两个人办的。
婚礼上坐满了日本关东军的军官，河本大作也在。
宾客名单比结婚证书更能说明这场婚礼是干什么用的。
婚后她跟着丈夫去了草原。
草原本该是她的舞台，她却发现丈夫不是那块料。
甘珠尔扎布性子软，守着一片牧场，没什么野心。
她受不了这种日子，两年不到就离了婚，不辞而别。
她后来对人说，男人靠不住，要复国，只能靠自己，靠背后的日本人。
这话说得挺清醒，清醒得让人后背发凉。
她给自己取了个汉名，叫金璧辉。
这个名字后来写进了判决书，写进了报纸，也刻进了她的墓碑。
机会很快来了。
1928年，关东军要动张作霖。
张作霖是东北王，日本人养了他很多年，后来觉得他不听话了。
关东军早在半年前就在皇姑屯的三洞桥下动了土，桥墩边埋了炸药，旁边设了观察哨。
万事俱备，只缺一样东西：准信。
要杀他，先得知道他那趟专列什么时候走、走哪条线。
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把这个活儿交给了川岛芳子。
她用的是最老也最有效的一招。
她找到张学良身边一个姓郑的副官，请他吃饭，陪他跳舞，听他说话。
没几天，张作霖回奉天的时间和路线，就摆在了关东军的桌上。
1928年6月4日清晨，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重伤，当天死去。
这件事之后，日本特务机关开始真正看重她。
也是在这一年，她有了那个后来跟了她一辈子的外号——东方的玛塔·哈丽。
玛塔·哈丽是一战时在德法之间周旋的双面间谍，靠的是姿色和胆量。
川岛芳子对这个外号很反感。
她开始更彻底地穿男装，剪更短的头发，用男人的口气说话。
她不想被人记住一张脸，她想被人记住一个身份。
1931年，她二十四岁，一个人去了上海。
在那里，她跟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同居。
这段关系里有多少情，有多少用，谁也说不清。
能说清的是，她从此正式进了日本人的情报网。
上海那时候是个大码头，舞厅、饭店、报馆、码头，一条消息半天就能传遍。
她在这张网里游得很顺。
九一八之后，她又投到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门下。
她不是哪一家的正式特务，她是所有人手里一把顺手的刀。
刀不认主，谁握着都能用。
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要办一件急事。
他们要立溥仪当傀儡，可溥仪从天津跑了，皇后婉容还在静园。
这趟差事落到了川岛芳子头上。
她一身男装，带着溥仪的信进了静园。
园里的人认得她，肃亲王的十四格格，谁不认得。
她安排了一辆车，把婉容塞进后车厢，盖上盖，开出静园。
这件事后来有两种说法。
一说藏在后车厢，一说躺在出殡的棺材里。
两种说法意思差不多：一位皇后，被当成行李运出了天津。
这是她顶得意的一件差事，后来在牢里反复提。
第二天，人上了日本商船，一路到了大连。
一个皇后，被装进后车厢里偷运出境，这件事办得干净利落。
关东军对她的评价一下子高了起来。
1932年1月，上海的天开始变。
1月18日傍晚，几个日本和尚跑到三友实业社总厂门口挑衅，跟厂里的工人动了手，一个和尚伤重死了。
三友实业社是上海一家毛巾厂，厂里的工人早就参加过反日游行。
挑上这个地方，不是随手一指。
一根火柴，要选在柴堆最干的地方划。
1月28日夜里，日军向闸北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
上海打了三十多天，死伤的多是老百姓。
这件事是点火的引信，引信后面站着田中隆吉，也站着川岛芳子。
她扮过舞女，也扮过女工，在厂里、在舞厅、在军政要员的饭桌边上转。
一二八事变就这样烧了起来。
上海的报纸骂得很狠，说她为虎作伥，说被这种女人利用的男人，是无耻里的无耻。
伪满洲国成立后，她当过女官长。
她不满足于当摆设，想自己拉一支队伍。
名目是协助关东军围剿热河的抗日武装，私底下是想给自己攒本钱。
日本人起初点了头。
新政权刚立，需要对外做出一副“自己有军队”的样子。
她以为那是自己的军队，人家只当她是一件摆设。
1933年2月，热河作战，她穿着一身特制的军服上了前线。
那一年，她二十六岁，头衔是“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
日本报纸用了两个版面给她吹，说她威风凛凛地站在讨匪的第一线。
她喜欢别人喊她“金司令”。
她站在队伍前面演讲，讲满洲建国，讲满蒙的未来。
队伍里有人朝她开了一枪，打中了手臂。
开枪的士兵被抓了，她的命保住了。
枪声之后，日本人的态度变了。
他们以养伤为名，把她软禁起来。
安国军被勒令解散。
日本人要的是一个听话的旗号，不是一个真想复辟大清的格格。
这一点她到死都没有想明白，或者说，她不愿意想明白。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她又去找天津的日军司令官，想借汪精卫的势，想把溥仪接回北平。
没有人再认真听她说话。
一个工具用久了会磨损，磨损了就换一个。
1942年，她动手打了日本宪兵，被押回日本。
再回北平时，她住在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三十四号。
那几年她在北平没什么正经事做，靠旧关系混日子，也靠手里那些人的把柄换钱。
一个特务失了主子，剩下的只有一肚子秘密和一屋子旧账。
那是一座院子，也是一处落脚点。
院子里埋着一柄剑，是田中隆吉走之前交给她的。
她大概以为自己还能等来一个翻身的时机。
她等来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
据见过她的人说，那天她浑身发抖。
一个把一生押在日本身上的人，听见日本认输，等于听见自己的判决。
1945年10月11日，天刚亮。
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三十四号院子的门，被人一脚踹开。
进来的是军统局平津办事处的人，领头的是马汉三的心腹秘书刘玉珠。
他们用布蒙住她的头，把人拎到院子里，塞进车里。
三年蛰伏，抵不过一个清晨。
她先被关在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后来转到北新桥炮局子胡同的前日本陆军监狱。
再后来，押进宣武门外的第一监狱，女监第三号牢房。
1947年2月，她被秘密押到南京，给日本战犯高桥坦的审判当证人。
5月，又押回北平。
这一年秋天，河北省高等法院放出消息，要公审金璧辉。
公审那天，法院门口挤了几千人。
有记者，有看热闹的市民，有从天津、保定赶来的闲人。
人太多，庭里坐不下，只好改在露天场地上审。
一个女人的审判，办成了一场庙会。
她出场的时候，穿着西装，梳着齐耳短发，脸色淡漠。
法官问一句，她答一句，答得很慢，也很硬。
她不认罪。
她把自己做过的事，一件一件往外推。
法庭上摆出来的物证并不多。
一张她穿戎装的照片，一枚刻着“司令”的四方大印，两本日本人写的小说——《男装丽人》和《满洲的黎明》。
拿两本小说当罪证，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不算严密。
可她的罪，不靠这几样东西才成立。
东北的档案，上海的口供，关东军的委任，哪一样都比小说硬。
推不掉的就说记不清，记得清的就说是奉命。
这场审判真正的要害，不在她做了多少事，在她是哪国人。
她身上确实有两本账。
六岁过继，在日本长大，说日语，穿和服，拿的是川岛家养女的名分。
生父是清朝亲王，这一点又赖不掉。
法庭判的不是她心里认哪个国，是她血管里流的是谁的血。
中国人，按汉奸论，够得上死刑。
日本人，只能算间谍，得交给盟军那边处理。
她把这一点看得很准。
她在庭上坚称自己是日本人，还要求法庭到日本去调查户籍。
她给川岛浪速写信，一封接一封，求他把户籍抄本寄来，求他把自己的年龄改小十岁。
她需要一份纸，那份纸能把她从“叛国”两个字里捞出来。
川岛浪速回信了。
信里写得清清楚楚：川岛芳子，即华裔金璧辉，乃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王女，只因鄙人无子，从芳子六岁起，由王室进至我家，正式收为养女。
这封信本来是她递出去的救命绳。
绳子绕了一圈，套回了她自己的脖子。
法庭据此认定：生父是肃亲王，她就是中国人。
1947年10月22日，判决下来了。
金璧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她在牢里没有认命。
牢里的日子不算苦。
单间，不戴镣，有纸有笔，还能抽烟。
有人说这是上面关照过的。
关照归关照，该杀的时候，一枪也没少。
她托哥哥宪立去找田中隆吉、多田骏，请他们出面，去向麦克阿瑟说情。
她托人找孙科，找戴笠，找一切还愿意听她说话的人。
这些门，一扇也没开。
知道得太多的人，往往不是被仇人灭口，是被自己人嫌碍事。
1948年3月25日，天没亮，牢门开了。
前一天晚上，上诉被驳回。
看守后来回忆，她听说处决令下来了，神色没怎么变。
她只抱怨了一句，说没有证据就判她死，冤枉。
临走前，她想穿上父亲留给她的那条白绸裤子。
这个要求没被准许。
一个到死还惦记着父亲遗物的女人，一辈子没走出那个王府的影子。
执行官按规矩问她，还有什么要求。
她说，想给养父写封信。
信是用日文写的，翻译过来，大意是这样。
父亲大人，终于三月二十五日的早晨执行了。
请告诉青年们，永远不止地祈祷中国之将来。
请到亡父的墓前，告诉中国的事情。
我亦将于来世为中国效力。
义女芳子。
写到落笔那一行，她还在用“中国”这个词。
这个词从她笔下出来，读着让人心里发堵。
一个把情报递给侵略者的人，一个把同胞的性命当作筹码的人，临死前说自己来世要为中国效力。
六点四十分左右，枪响了。
子弹从后脑打进，从面部穿出。
她倒在地上，四十一年的账，一声枪响结清。
后来收尸的日本和尚古川大航，在她手里发现一张纸条。
上面是那首十七岁时写的诗。
有家不得归，有泪无处垂。
有法不公正，有冤诉向谁。
她把这首诗攥在手心，攥了二十四年。
到这里，故事该收尾了。
可这声枪响之后，事情才真正开始变得古怪。
为什么行刑要关起门来办，为什么三十多个中国记者只放进去两个外国人？
为什么抬出来的那具尸体，脸被血和泥糊得一点看不出？
为什么一个以短发著称的女人，死后的头发能盘在脖子上？
为什么整整六天之后，北平的报纸上会登出一条“她还活着”的新闻？
为什么几年之后，会有一个女人站出来，说自己姐姐替她挨了那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