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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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把我那口樟木箱子拖到院坝门口,当着左邻右舍的面,戳着我额头骂:"嫁过来整整六年,肚子连个鸡蛋大的动静都没有,白白让你吃了我家六年的饭!"
丈夫陈建国站在堂屋门槛里头,袖着手,一声不吭。
六年里,他三天两头压在我身上,嘴里念叨"田不能荒着,荒着了就废了"。可这块地,他翻了整整六年,愣是连一粒苗都没冒出来。
村里人背后嚼舌头,说我是"空壳子",说我"断人香火",跟了我就是绝了根。"哪个正经男人还敢踏进你门槛。"
我妈红着眼来接我,走到村口坐在石磨边上哭着说:"丫头,这辈子算是垮了,没有人踏进来了。"
托人递话上门提亲的,叫阿廖沙·谢苗诺夫,四十岁,苏联援华时随父留下的军医,后入了中国籍,在县城医院坐诊,离了一次婚,膝下无子,个头足有一米九八,说话带着轻微的大舌音。
我妈沉默了整整两夜,第三天清晨,咬着牙点了头。
新婚夜,他没急着动我,只让我侧身躺着,双腿微屈,手把手教我一个"蓄力"的姿势,说要松,要缓,要往里坐稳了。
他说:"这样,才好怀娃。"
我信了。
三个月后,我小腹剧痛,疼得从床上滚落到地板上,手指头都抠进了木板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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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叫苏秀兰,生在川北一个叫瓦岗村的地方,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李翠芬绣花贴补家用。
家里穷,但我读过书,认得字,会打算盘,十里八乡的人都说苏家的姑娘是块好料子。
十八岁那年,媒人踏破了我家门槛。来的人里头,我妈最中意的是陈建国——陈家在村里算得上殷实,有三亩水田,两间砖瓦房,陈建国本人长得周正,话不多,干活踏实。
我妈握着我的手说:"秀兰,这辈子找个踏实的,比什么都强。"
我点了头。
嫁过去的头一年,日子过得还算顺当。陈建国话虽少,但不打我,不骂我,农忙时候也知道让我歇一歇。婆婆那时候对我也还过得去,逢年过节还会给我扯两尺布做件衣裳。
可第二年开始,风向就变了。
村里和我差不多时候出嫁的女人,肚子一个个鼓起来了。东头的翠花生了个带把的,西头的桂香怀了双胞胎,就连比我晚嫁两年的小梅,娃都会跑了。
就我的肚子,像一块被压实的烂泥,死死塌着,没有一点动静。
婆婆的脸色是从第三年开始变的。
先是饭桌上的话少了,后来是眼神变了,再后来是当着外人的面开始叹气。
"哎,建国这孩子命苦哟。"
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我夹着菜,眼睛盯着碗,一声没吭。
陈建国低着头吃饭,也不说话。
那时候我还以为他是心疼我,不愿意接婆婆的话茬。
后来我才晓得,他只是懒得开口,懒得站在我这边,也懒得站在他妈那边,他只是懒。
第四年,婆婆开始带我去看大夫。不是正经医院,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老刘头,又是隔壁镇上的老中医,又是县里某个据说"专治不孕"的偏方郎中。
我喝了两年的苦药,把整个人都喝得面黄肌瘦,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腰也开始隐隐作痛。
那郎中说:"药是对的,就是你这身子底子太薄,得慢慢养。"
婆婆信了,我也信了。
陈建国在旁边站着,问了一句:"要多久?"
郎中摸着胡子说:"少则一年,多则三年。"
陈建国"嗯"了一声,转身走了。
就这么一个字,连问都懒得多问一句。
第五年,我偷偷去县医院做了检查。大夫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姓王,戴眼镜,说话直。
她把检查单递给我,说:"你这里有些问题,不是完全不能生,但确实比一般人难。"
我问:"能治吗?"
王大夫说:"能,但得系统治疗,时间长,你丈夫也要来查一查。"
我把这话带回去,原原本本告诉了婆婆和陈建国。
婆婆的眼神当时就变了,把"你丈夫也要查一查"这几个字咬得很重,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查什么查,我们老陈家的种没问题,我生了三个,哪个不是一点就着。"
陈建国坐在椅子上,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
他没说话,一句话都没说。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这个家我是待不长的。
02
被休那天是个晴天。
川北的天,冬日里头难得有这样的太阳,金灿灿的,把院坝里的石板晒得发白。
婆婆叫了左邻右舍来,我后来想,她大概是提前打了招呼的,否则不会来得那么齐整,像是要看一场热闹。
我的樟木箱子被拖到院坝门口,里头的东西撒了一地——几件旧衣裳,一双还没绱好的布鞋,几本我从娘家带来的旧书。
婆婆站在箱子旁边,戳着我的额头,一字一顿地骂。
我没有哭。
我站在那里,让她戳,让她骂,眼睛直直地望着院墙外头那棵老黄葛树,树叶子在冬日的太阳底下泛着枯黄的光。
旁边有人小声说:"造孽哟,这个苏家的姑娘,命不好。"
也有人说:"嫁过来六年,肚子没动静,确实说不过去。"
我听见了,装作没听见。
陈建国站在堂屋门槛里头,袖着手,一声不吭。
六年夫妻,他连一句"对不住"都没有,连眼皮子都没有多抬一下。
我妈来接我的时候,是哭着来的。
她穿着那件洗了不知道多少水的蓝布棉袄,头发乱糟糟的,显然是接到消息就跑来了,连梳头都没顾上。
她接过我手里的东西,低着头走,走到村口那块大石磨旁边,腿一软,就坐下去了,捂着脸哭。
"秀兰,妈对不住你,当年是妈眼瞎,非要把你往那个火坑里头推……"
我蹲在她旁边,拍她的背。
"妈,别哭了,回家。"
"回家?"我妈抬起头,眼睛红得像两块烂柿子,"回去了又怎么样,你这辈子……这辈子……"
她说不下去了,又低头哭起来。
我没有哭。不是不难过,是难过过了。
那五年喝苦药的时候,那五年在婆婆眼皮子底下夹着尾巴过日子的时候,那五年听着村里人背后嚼舌头的时候,我哭过太多次了。
眼泪哭干了,心也就结了痂。
03
回娘家住了不到两个月,提亲的人来了。
不是村里人,是隔壁镇卫生院的护士长周嫂子托人带的话。
周嫂子上门那天,我在院子里补衣裳,她进门就开门见山:"秀兰,我给你说个人,你先别急着拒绝,听我说完。"
我放下针线:"周嫂子,您说。"
周嫂子在院子里的木凳上坐下来,压低声音,神神秘秘的样子:"是个外国人。"
我手里的衣裳差点掉到地上。
"外……什么?"
"苏联人,不过早就入了中国籍,说中国话,吃中国饭,在咱们县医院坐诊好些年了,大家都叫他谢大夫。"周嫂子一口气说完,看着我的脸色,"你别怕,他是好人,我和他共事了七年,人品我担保。"
我妈从屋里端着茶出来,听见了最后半句,手一抖,茶水洒了半碗。
"什么人品担保?周嫂子,你说的谁?"
周嫂子把话又说了一遍。
我妈当时脸色就变了,白了又红,红了又白,把茶碗往桌上一放,声音都在抖:"周嫂子,我知道你是好意,可这……这叫什么事,秀兰已经够命苦了,你还要她嫁个外……"
"李翠芬。"周嫂子打断她,语气平静,"我问你,你女儿现在的处境,在这村里,往后日子怎么过?"
我妈的嘴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也不瞒你,"周嫂子继续说,"谢大夫离过一次婚,前头那个走了,说嫁给外国人过不惯,回娘家改嫁了。他膝下没有孩子,今年四十岁,身体好,收入稳,在县城有住处。他托我来问,不是因为找不到,是因为他说,他想找个能过日子的,不在乎别的。"
院子里安静了一会儿。
我妈红着眼看我。
我低着头,把手里那件衣裳的针脚捏了又捏。
"让我想想。"我说。
周嫂子点点头,起身要走,走到院门口又回过头来:"秀兰,我多一句嘴——谢大夫是大夫,他跟我说过,这种事,不一定是女方的问题。他原话是,没查清楚之前,不能乱扣帽子。"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丢进了死水里。
我妈送走周嫂子,回来坐在我旁边,沉默了很久很久。
屋檐下的燕子窝空着,冬天了,燕子早走了。
那两天我妈没怎么说话,吃饭的时候夹两筷子就放下,晚上睡觉我能听见她在隔壁翻来覆去。
第二天傍晚,我妈端着碗坐在我对面,看了我很久,突然说:"秀兰,你说那个谢大夫,他为什么要来找咱们这样的人家?他一个大夫,又是外国人,要找什么样的找不到?"
我说:"我也不知道。"
"你不怕吗?"我妈声音压得很低,"你不怕他是图什么别的?"
我想了想,说:"妈,我现在还能图什么?"
我妈端着碗,眼睛红了,低下头,不说话了。
第三天早上,我妈咬着牙跟我说:"秀兰,你想见就去见一面,妈陪你去。"
"妈,"我说,"我自己去。"
04
见面是在周嫂子卫生院的诊室里安排的,周嫂子说这样不打眼,省得村里人看见乱嚼。
我去的那天穿了件藏青的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抿了两滴发油。我妈送我到院门口,拽着我的袖子,叮嘱了七八条注意事项,最后一条是:"秀兰,你自己看,你自己拿主意,妈不逼你。"
我点点头,走出去了。
诊室的门是虚掩着的,我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敲了敲门框。
"进来。"
声音很低,带着一点卷舌,不重,但听得出来不是本地口音。
我推门进去。
他站在窗边,背对着我,正在把一叠病历往柜子里放。
个子很高,高到我一进门就先看见了他的背——宽肩,直腰,穿一件白大褂,衣摆垂得很直,一根褶子都没有。
听见动静,他转过身来。
我愣了一下。
照片上看过,但照片是黑白的,没有这么直观。他生得和村里的男人完全不同——眉骨高,鼻梁挺,眼睛是浅色的,不知道是灰还是绿,在屋里的光线下看,像一汪浅水。头发是深棕色的,掺着些许霜白,往后梳着,额角露出来,显得人精神。
他看见我,微微点了个头,说了句中国话:"苏秀兰同志,你好。"
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只是"同志"两个字咬得稍微重了一点,像是特意练过的。
我回过神来,说:"谢大夫,你好。"
他抬手示意我坐,自己在对面坐下来,把桌上的东西往旁边推了推,给我们留出一块空地方,然后抬眼看我,安安静静地,等我先开口。
我没想到他是这个架势,原以为他会先说话,毕竟是他托人来提的亲。
"谢大夫,"我想了想,决定也直接,"你知道我的情况?"
"知道一些,"他说,"周护士长告诉我了,她说你在县医院做过检查,大夫说有些问题。"
"那你还……"我顿了顿,"不觉得麻烦?"
他沉默了片刻,说:"苏秀兰同志,我做了二十年大夫。你知道我见过多少因为这件事被退回娘家的女人吗?"
我没答话。
他继续说,语气平静,像是在说一件早就想清楚了的事:"很多时候,问题不在女方。但没有人去查,也没有人愿意去查。所以——"他停了一下,"我不觉得麻烦。"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他也看着我,没有躲,眼神里没有怜悯,也没有算计,只是平静。
"那你离过婚,"我说,"你前头那个走了,是因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知道冒失,但我要问。
他没有不高兴,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她说,和我过日子,像是住在两个世界里。我不怪她。"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窗外有人在走廊里说话,说的是本地方言,说谁家的娃今天拉肚子了。
我说:"谢大夫,我也要说一件事。"
他说:"你说。"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生娃。大夫说我有问题,说难,但不是完全不能,"我说这话的时候,把手压在膝盖上,压得很紧,"你要是图的是后代,我可能让你失望。"
他看着我,沉默了比刚才更长的时间。
然后他说:"苏秀兰同志,你去过县医院查过?"
"去过,第五年的时候。"
"那你丈夫呢?"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他看着我的脸色,像是明白了什么,轻轻地"嗯"了一声,把这个话题放下了,没有继续追。
"你回去想想,"他说,"不着急,想好了让周护士长带话给我。"
我站起来,他也站起来送我。
走到门口,我回过头,问了最后一句话:"谢大夫,你为什么要找本地的?"
他想了想,说:"因为这里是我的家。"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往窗外飘了一下,落在远处那排老屋的屋脊上,神情里有什么东西,不是悲,也不是喜,是一种扎了根的平静。
我回到家,我妈等在堂屋里,坐得腰板笔直,看见我进门,立刻站起来:"怎么样?人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妈,这个人,不一样。"
我妈眼睛红了,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才说:"你自己拿主意。"
05
婚事办得简单。
没有大操大办,没有酒席,只在周嫂子家的院子里摆了两桌,把双方亲近的人叫过来坐坐,算是见了个面。
我妈哭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我梳头的时候,第二次是送我上车的时候。
我没有哭。
阿廖沙来接我,穿了件深灰的中山装,把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乱,高高地站在院门口,比门框还高出了小半个脑袋。
村里头有几个孩子隔着墙头看,咬着手指头,睁大眼睛,大概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人。
阿廖沙弯腰和我妈说话,说:"李翠芬阿姨,秀兰交给我,您放心。"
我妈仰着头看他,眼眶红着,半天才说:"谢大夫,我女儿命苦,你要对她好。"
他说:"我知道。"
就两个字,但说得很重。
搬进县城的住处,是医院分的两室一厅的房子,楼板是木头的,踩上去会轻微地响,窗户朝南,午后的太阳能照进来一大片。
他带我进去,把我的樟木箱子放在里间,然后站在门口,像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一样,问我:"你看看,有什么不习惯的,告诉我,我们慢慢改。"
我站在屋子中间,看了一圈。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桌子是擦过的,窗台上摆着一盆矮脚的绿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叶子厚实,油亮油亮的。
"没有不习惯的,"我说,"就是……"
"嗯?"
"那盆花,"我指了指窗台,"你自己养的?"
他顺着我的手看过去,轻轻地笑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他的笑不大,只是嘴角动了动,但眼睛里有光,"是,我父亲留下来的,我带着它搬了三次家了。"
我说:"那要好好养。"
他说:"嗯。"
头一个月,我们过得客客气气的,像两个相互试探的陌生人。
他早出晚归,我在家里操持家务,他回来我给他热饭,他吃饭,我在旁边坐着。
他话不多,但每次开口都是有话要说,不像有些人,嘴巴动着,说的是废话。
有时候他看书,俄文的,厚厚的一本,封面上的字我认不得。我问他看的什么,他把书翻过来让我看封面,说:"一个医生写的故事,关于西伯利亚的。"
我说:"好看吗?"
他想了想,说:"很冷。"
我没太明白他的意思,但也没有追问。
有一件事他从来不含糊——他每天早上起来,会给我倒好温水放在桌上。头三天我以为是碰巧,第四天我才意识到,这是他特地养成的习惯。
有一天早上我起得早,看见他在灶上烧水,高高的背影缩在那个小厨房里,显得厨房分外窄。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轻声说:"阿廖沙。"
他回过头,把水壶提离灶眼,问:"醒了?"
"嗯。"我说,"让我来。"
他把水壶递给我,自己在旁边站着,说:"秀兰,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我正在把热水往暖壶里倒,手上没停,"你说。"
"我在医院,给你约了个号,"他说,语气平静,"是外科的周大夫,专门做这方面的,我想让他帮你系统看一看,可以吗?"
我手上顿了一下。
"你……"
"不用想太多,"他说,"就是看一看,把情况搞清楚。"
我把暖壶盖子盖上,转过身来,看着他说:"好。"
他点了点头,没有多说别的,转身去擦桌子了。
约的号是三天后的。那天他陪我去,挂的是周大夫的号,周大夫四十多岁,戴眼镜,说话快,问了我很多问题,又重新给我做了检查,然后和阿廖沙低声说了一阵,我在旁边椅子上坐着,只能听见几个词,其余全没听懂。
出来的时候,我问阿廖沙:"周大夫怎么说?"
他说:"说可以治,要用药,配合调理,时间会长一些,但有把握。"
我问:"要多久?"
他说:"快则半年,慢则一年多。"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
他看着我,说:"治。"
就一个字,干脆得像在开医嘱。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这是我搬进来之后头一次笑,笑出声来的那种。
他愣了一下,然后也跟着笑了。
他笑起来和平时不一样,眼睛眯起来,眼角有几条细纹,显得整个人松快了很多。
我们在医院门口站着,冬日的太阳白晃晃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一长一短,落在灰白的石板地上。
治疗开始之后,日子过得很规律。
他每隔几天会把药带回来,有时候是周大夫开的西药,有时候是配合用的中药,中药他自己在家熬,说他会。
头一次我看见他蹲在灶前盯着砂锅,皱着眉头闻了又闻,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走过去,凑过头看,问:"在说什么?"
他抬头看我,有一点不好意思的神色,说:"在数时间,我父亲教我熬中药,说熬药的时候不能心急,急了药性就散了。"
"你父亲也懂中医?"
"他来中国之后,跟着老师傅学过一些,"他说,"他说,中医和西医,道理是相通的,都是治人,不是治病。"
我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来,听他说他父亲的事。
他父亲叫弗拉基米尔,是当年援华的外科大夫,来中国之后,爱上了这片土地,也爱上了一个本地女人,就留下来了,再也没有走。
"我母亲是哪里人?"我问。
"就是这个县的,"他说,"现在不在了,走得早。"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往砂锅里头落了落,没有多说。
我没有追。
砂锅里的药"咕噜咕噜"地冒着泡,蒸汽带着苦涩的气味在厨房里漫开,熏得人眼睛有点湿。
那阵子,我把药一碗一碗地喝下去,喝得嘴里发苦,连饭都吃不出味道。
他知道,每次给我端药,碗边上总会搭着一小块冰糖,说:"喝完含一下。"
有时候我喝完药,他就坐在对面看书,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各做各的事,屋子里头静得能听见外头树上的鸟叫。
有一次他从书上抬起头来,看着我,突然开口:"秀兰,你读过什么书?"
我正在纳鞋底,手上的针顿了一下:"读过几年,算术语文都学过,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这里有本杂志,你要不要看看?"他说,"我觉得你会喜欢。"
我放下鞋底,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会喜欢?"
他想了想,说:"你屋里有书。"
我愣了一下,才想起来,我从娘家带来的那几本旧书,确实放在了柜子上,用布包着,他一定是看见了。
"借我看看?"他指了指我柜子上的那摞书。
我站起来,把书一本一本递给他。
他接过去,翻了翻,说:"这本我知道,我父亲也看过,他说中国的诗,翻译成俄语,意思全散了。"
我说:"那你看原文。"
"看不全懂,"他有些坦然地承认,"但我认识大部分字,就是有些意思……说不准。"
他把书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行字,抬头问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凑过去看,是一首词,他指着的那句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想了一下,说:"就是……有些感情,要等到失去了,回头看,才觉得可惜。当时在里面,反而什么都说不清楚。"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明白。"
屋里又安静下来。
窗外的太阳偏西了,光线斜斜地打进来,把他侧脸照得很清晰,眉眼深刻,霜白的鬓角在光里头泛着浅浅的金。
过了头两个月,他从外头带回来一个消息,说医院来了个进修的年轻大夫,要借他们的诊室,他这个月要换到另一间诊室坐诊,有时候要晚一点才能回来。
我说:"晓得了,你忙你的,不用管饭的时候提前说一声。"
他说好。
但他没有忘记过一次。每次要晚回来,早上出门之前他都会说一声几点,有时候还会在桌上压一张纸条,写着几点几分回,要我不用等他吃。
纸条写的是中文,字写得方方正正的,像是在练字一样,一笔一划,很认真。
我把那些纸条叠起来,放在樟木箱子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留,就是觉得扔了可惜。
有一天夜里他回来得很晚,我已经上床了,半睡半醒之间听见他进门、洗手、开抽屉,然后是关灯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在外间轻轻地推开窗,外头有风,带着夜里的凉意进来,他又轻轻地把窗关上了。
然后是他走过来,停在我房间门口,像是在确认我是不是睡着了。
我没动,装作睡着了。
他在门口站了一小会儿,然后轻轻退回去了。
我睁开眼,盯着黑暗里的屋顶,不知道在想什么,只觉得心里有什么地方,热热的,像是压了一块刚从灶上取下来的暖石。
第三个月里,有一天他回来,带回来一封信,说是他父亲当年留下来的,他最近整理东西翻出来了。
信是俄文写的,他坐在灯下,一句一句地念给我听,再翻译成中文。
信里写的是他父亲当年初到中国时候的事,说这个地方的人虽然话他一句听不懂,但眼神是好的,干净,不藏东西。
他念到一半,停下来,低头看了看信纸,说:"我父亲说,他这辈子做对的事情不多,留下来是其中一件。"
屋里的煤油灯火苗跳了一下,把他脸上的光影晃得深深浅浅的。
我坐在对面,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看着他。
他抬起头,对上我的眼神,愣了一下,然后把信纸轻轻叠起来,放到一边,说:"睡吧,明天你还要去喝药。"
我说:"嗯。"
关了灯,各自回屋。
我躺在床上,听见外头的风声,听见他翻身的动静,还有夜里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的一两声犬吠。
就在第三个月的最后几天,我开始觉得不对劲。
起先是胃口突然变差了,原本爱吃的糙米饭,那几天端起来就没了兴致,扒拉两口就放下了。腰也开始隐隐发沉,不是剧烈的疼,是那种坠着疼,蹲下去再站起来,眼前会黑一下。
我以为是换季着凉,披了件厚棉袄,也没当回事。
他有一天晚上回来,看见我坐在椅子上,脸色发白,把手炉抱在怀里烤着,问:"怎么了?"
我说:"胃口不好,可能是最近药换了,身子还没适应。"
他走过来,低头看了看我的脸色,皱了皱眉,伸手摸了摸我额头——他的手很凉,从外头进来的,带着夜风的温度。
"没发烧,"他说,"但你脸色不对,明天让周大夫再看看。"
我说:"不用那么麻烦。"
"不麻烦,"他说,语气是那种平静的笃定,"明天去。"
我没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他送我到医院,周大夫看了看,说先做几项检查,确认一下情况。
检查单拿回来,周大夫看了,神色变了变,把单子推到一边,让我躺上去,开始用手按压我的腹部。
他的手搭上我小腹,我能感觉到那种按压,换了几个位置,有两处按下去隐隐发痛,我忍着没出声。
周大夫按了一会儿,手停在一个位置,停住了,没动。
他又往深处压了压,我疼得轻轻哼了一声。
他猛地抬起头,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脸上的神色从紧紧皱眉,变成了彻底说不出话的怔住。
周大夫转过头,看了阿廖沙一眼——
"谢苗诺夫,你过来。"
阿廖沙站在诊床旁边,走近一步。
周大夫压低了声音,却带着一丝发抖:
"你媳妇这肚子……到底藏着个什么?"
阿廖沙扶着床头铁栏,嘴唇翕动了两下,一个字都没送出来。
周大夫转过头看我,那眼神像是撞见了行医这辈子都没撞见过的东西,声音压得更低——
"我行医三十年,头一回见这种情形。你这肚子里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