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七十八岁的吴秀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拉着女儿的手,说完最后一句话,闭上了眼睛。
五十三岁的陈红梅抱怨了母亲一辈子,那一刻却整个人僵住了。
从那以后,她再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母亲到底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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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那年十月,北方的天一夜之间就凉透了。陈红梅提着保温桶,从县城东头的家里走到医院,要穿过两条街,风往领口里灌,她把围巾又裹紧了一圈。
保温桶里是小米粥,熬了四十分钟,米油都出来了。母亲只能吃这个。
肺癌晚期,医生私下告诉红梅和弟弟,最多三四个月。
红梅推开病房的门,母亲正靠着床头看窗外。窗外是一棵掉光叶子的杨树,枝子上落着两只麻雀。
"妈,吃饭了。"
"放着吧,不饿。"
"不饿也得吃。"红梅把桶盖拧开,热气冒出来,"我一早起来熬的,你就给点面子。"
母亲吴秀英没说话,伸手接过勺子,一口一口地喝。她瘦得厉害,手腕细得像两根筷子,勺子在她手里晃。
红梅看着看着,心里那股火又蹿上来了。
她没忍住:"建国呢?这都十点了,还没露面?"
"他说上午有个会。"
"会,会,天天都有会!"红梅把毛巾摔在床沿上,"你住院二十多天了,他来了几趟?一只手数得过来!我呢?我天天来,我家里的活不干了?我外孙女不管了?"
吴秀英放下勺子,轻声说:"你辛苦了。"
"辛苦?"红梅冷笑了一声,"妈,你这话我听了一辈子了。从小到大,你嘴上说我辛苦,可真到了好处,哪回轮得到我?"
病房里静了下来。隔壁床的家属往这边看了一眼,又赶紧把头转开。
吴秀英的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慢慢靠回枕头上,闭上了眼睛。
红梅站在床边,胸口一起一伏,眼眶发酸。她心里明白,自己不该在病人面前说这些。可那些话憋了三十多年,一见到母亲,就像开了闸的水,收都收不住。
她抱怨的,是什么呢?
是一床被子。
红梅十五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她那时候刚念完初二,成绩是班里前三。班主任专门来家里家访,说这孩子能考上县一中,将来能考大学。
母亲坐在炕沿上,听完班主任的话,一个字没回,只是把手在围裙上搓了又搓。
班主任走后,母亲对她说:"红梅,明天起,别去学校了。"
她当时愣在原地,以为自己听错了。
"妈给你联系了你二姨,在南边的服装厂,包吃住,一个月能挣八十块。你去吧。"
"我不去!我要念书!"
"听话。"
"我成绩那么好,老师都说了——"
"听话!"母亲的声音一下子拔高,是她从没见过的严厉。
红梅哭了三天,绝食了一天半。最后,母亲给她收拾了一个蛇皮袋,把她送上了去南方的长途车。
车开动的时候,母亲站在路边,没有挥手,就那么站着,两只手抱着胳膊,一动不动。
红梅在车窗里看着,心里恨透了她。
而那个时候,比她小六岁的弟弟陈建国,正安安稳稳地在村小学上三年级。
后来,红梅在厂里干了六年,二十一岁那年,经人介绍,嫁到了邻县一户人家。
出嫁那天,母亲给她陪嫁了一床被子。
大红的缎面,里子是白棉布。红梅摸了摸,薄,薄得几乎透光。她当时就红着眼说:"妈,别人家姑娘出嫁,三铺三盖,我就这一床?"
母亲低着头,把被子叠好,塞进她怀里:"先用着。"
那床被子,红梅盖了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里,她看着邻居家的闺女出嫁,陪嫁里有缝纫机、自行车、金戒指。她看着自己的弟弟结婚,母亲拿出了全部积蓄,加上东拼西凑借来的钱,给弟弟在县城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楼房。
弟弟结婚那天,母亲穿着新做的红袄,笑得合不拢嘴。
红梅站在人堆里,手里攥着随的两百块份子钱,心里像塞了块冰。
她对丈夫说:"我妈这个人,眼里只有她儿子。我这个闺女,是捡来的。"
丈夫老周是个老实人,听完只叹气,没有接话。
这些年,红梅嘴上没停过。
逢年过节回娘家,她要说;弟弟家添了新电视,她要说;母亲给弟弟的孩子包的红包比给她女儿的厚,她也要说。
她说得多了,母亲就不再回嘴,只是坐在那里,低着头,用一块旧手帕擦手。
弟弟建国却有点怕这个姐姐。每次红梅一开口,他就往后缩,找个借口溜出门。
红梅看在眼里,更气了:"你看,他也知道自己亏欠我。"
女儿小雨,是红梅这几年最大的心病。
小雨今年二十七岁,在省城一家设计公司上班,谈了个男朋友,叫周远,打算年底订婚。
红梅一开始是高兴的,可她的高兴很快就变了味。
她对准女婿的家境、彩礼、房子,一样一样地挑。周远家条件一般,父母是普通教师,彩礼给了八万八,红梅嫌少。
"八万八?现在谁家还给这个数?我当年嫁你爸,一分彩礼没要,那是我命苦!你可不能再吃这个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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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在电话里叹气:"妈,你别拿你的事跟我的事比。"
"我怎么不能比?我就是被我妈坑了一辈子,才想让你过得好!"
"你被外婆坑了?"小雨的声音忽然冷了,"妈,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年最怕的是什么?不是穷,是回家听你说话。你每次开口,不是怨外婆,就是怨舅舅,要不然就是怨爸。你有没有想过,你说了半辈子,你过得好一点了吗?"
红梅被噎住了。
"妈,我不想结婚以后,也变成你这样。"
电话挂断了。
红梅拿着手机,站在厨房里,手里的菜刀悬在半空,很久很久。
她想不通。她是为女儿好,女儿为什么要这样说她?
她把这股委屈,又算在了母亲头上。
母亲住院的第二十八天,病情急转直下。
那天夜里,红梅正在家里睡觉,手机突然响了,是护士打来的。
"陈女士,你母亲情况不太好,你们尽快来一趟。"
红梅一骨碌爬起来,来不及穿外套,抓起钥匙就往外跑。老周在后面喊:"围巾!围巾!"
她一路小跑,到医院时,弟弟建国已经站在病房门口了。他穿着西装,领带歪着,眼睛通红。
"姐,医生说……可能就这两天了。"
红梅没理他,径直推门进去。
病房里亮着一盏昏黄的小灯。母亲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胸口微弱地起伏。
"妈。"红梅在床边坐下,握住她的手。
那只手凉得像一块石头。
吴秀英慢慢睁开眼,目光在天花板上游了一圈,才落到女儿脸上。她看了很久,像是在认人。
"红梅……"
"妈,我在。"
"建国……让他去门口等着。"
红梅愣了一下,回头对弟弟使了个眼色。建国抹了把脸,低着头出去了,轻轻带上了门。
病房里只剩下母女两个人。
窗外起了风,杨树的枝子刮着玻璃,沙沙地响。
吴秀英用尽力气,把红梅的手攥紧了。她的手那么轻,攥得却那么紧。
"红梅。"她说,"妈有句话,憋了一辈子,今天得告诉你。"
红梅的心突然提了起来。
她凑近母亲,听见她嘴里一个字一个字,很吃力地往外挤:
"红梅,那床被子……"
吴秀英停下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红梅攥着母亲的手,也跟着屏住了呼吸。
"你回去……把被子拆开。"母亲的眼角有一滴泪,顺着皱纹滑下去,"拆开了,你就知道,妈这辈子,到底欠你什么……"
说到这里,她忽然笑了一下,那笑意很淡,像一片落叶。
接着,她把嘴唇凑到红梅耳边,说了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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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梅听完,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
她的手开始发抖,抖得握不住母亲的手。
"妈……妈你说什么?"她的声音变了调,"你再说一遍!"
吴秀英没有再说话。
她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嘴角还带着那一点淡淡的笑意。
心电监护仪上,那条绿色的线,一点一点,拉成了一条平直的线。
红梅整个人瘫在床边,耳朵里嗡嗡作响。
那句话,一遍又一遍地在她脑子里回响。
三十二年来,她恨过的、怨过的、骂过的所有事情,突然在这一刻,全都碎了。
她想起了那床薄薄的被子。
她扑到病房门口,一把拉开门,对着走廊里的弟弟,嘶声喊道:
"建国!你……你给我老实说,妈这些年,到底瞒了我什么?!"
建国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
他嘴唇哆嗦着,往后退了一步,低下头,眼泪砸在地砖上。
"姐……"他的声音发颤,"我答应过妈,这件事,到死都不能说……"
红梅当晚没回家,在医院守着母亲到天亮。
天蒙蒙亮的时候,她拿起手机,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老周,你把家里那床红缎面的被子,给我拿到医院来。"
老周以为她糊涂了,磕磕巴巴地问:"那……那床被子都盖了三十多年了,早该扔了……"
"拿来!"
被子是上午九点送到的。
红梅让老周回去,一个人坐在医院后面的小花园里,抱着那床被子,坐在一张掉了漆的长椅上。
秋日的阳光落在缎面上,红色已经褪成了暗褐色,边角磨出了毛。
她掏出随身带的小剪刀,沿着被面和里子缝合的线,一针一针地挑开。
线很旧了,一挑就断。
被子里的棉花散了出来,那团棉花很薄,几乎轻得没分量。可在棉花的夹层里,有一个硬硬的东西。
红梅的手顿住了。
她把棉花一点点拨开,露出了一个用油布包着的小包裹。
油布已经发黄发脆,用麻线捆了三道。她解开麻线,手指碰到里面的东西,竟然在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