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诋毁与舆论监督的边界

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 民商事研究院 文章/张向勃

网络空间中针对企业的负面评价，长期处于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与商业诋毁、名誉权侵权的交叉地带。企业面对批评性言论时，倾向于以侵权为由寻求救济；而批评者则以消费者评价或舆论监督作为抗辩。二者的边界究竟何在，裁判规则经历过从“内容是否真实”向“主观是否恶意”的重心转移。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许昌市胖某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于某某与柴某某等商业诋毁、名誉权纠纷案”入选。该案以“吸粉引流带货”的动机为轴心，将商业诋毁的认定从单纯的言论不实，推进到对行为人主观目的与竞争利益的实质性审查，为厘清这一边界提供了清晰的裁判样本。

一、典型案例引入

参考案例：许昌市胖某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于某某与柴某某等商业诋毁、名誉权纠纷案（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9月29日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案情背景：胖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不满意就退货”“用真品换真心”为经营理念，在消费者中积累了较高声誉。于某某系该公司创始人、法定代表人。2025年3月起，柴某某借助温某某实名注册的账号“柴某怼”，在多个网络平台持续发布涉及胖某公司盈利模式、产品质量、企业商誉以及于某某个人名誉的视频，对胖某公司及于某某进行恶意抹黑诋毁，并借机吸粉引流带货，为其关联的温州市某珠宝有限公司、武汉市某珠宝有限公司营造竞争优势。胖某公司、于某某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删除侵权视频、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共计600万元。

裁判结果：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柴某某编造、传播虚假和误导性信息，引发公众对胖某公司的不当猜疑，导致其多年积累的公众信任度受损并造成部分商品退货，构成商业诋毁；其使用带有侮辱性的低俗词语发布针对于某某的虚假负面言论，致使其社会评价降低，构成名誉权侵害。关于责任主体，法院进一步认定：温某某出借账号后未履行监督义务、未采取补救措施、未制止侵权；温州某珠宝公司与武汉某珠宝公司为享受侵权行为的流量红利，对虚假信息持放任态度，具有过错，与柴某某的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构成共同侵权。最终判决四被告停止侵权、删除视频、发布致歉声明，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60万元。

案例评析：本案的规范意义在于，它没有停留于“言论是否失实”的表层判断，而是将审查重心前移至行为人的动机与获利结构。柴某某的行为并非孤立的情绪表达，而是一条完整的商业引流链条的组成部分：发布诋毁视频→吸引流量→为关联珠宝企业营造竞争优势。当批评性言论与竞争性获利目的形成直接关联时，其性质便从“舆论监督”滑向“以言论为工具的竞争行为”，商业诋毁的认定由此获得实质依据。与此同时，法院将责任主体从直接发布者扩展至账号出借者与流量受益企业，表明网络侵权的责任分配不再以“谁发布”为唯一标准，而是考察各主体在损害发生链条中的过错与原因力。

二、核心法律规则体系解析

（一）商业诋毁的构成要件：从“虚假信息”到“竞争性目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将商业诋毁界定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传统审查路径以信息的真实性为核心：信息虚假且造成损害，即可能构成诋毁。但这一路径无法妥善处理“信息部分真实但以误导性方式呈现”的情形，也无法解释为何同样失实的批评，消费者基于消费体验的表达通常不构成诋毁，而竞争对手的传播则被严格规制。

本案的裁判逻辑补足了这一缺失：商业诋毁的认定，需要在信息失实之外，考察行为人与被诋毁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或竞争性利益，以及行为是否以获取该竞争利益为目的。柴某某虽非胖某公司的直接同业经营者，但其发布诋毁视频的目的在于为关联珠宝企业引流，实质上是将言论作为竞争工具加以使用。法院据此认定其行为构成商业诋毁，而非单纯的言论失当。这一标准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范目的相一致：该法规制的是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竞争优势的行为，而非一般性的名誉损害。

（二）舆论监督的边界：批评性言论的免责空间

与商业诋毁相对的另一端，是受法律保护的舆论监督与消费者批评。二者之间的界分，在实务中通常围绕以下要素展开：

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的区分。事实陈述的真伪可以验证，虚假的事实陈述原则上不受保护；意见表达则允许一定的主观性与尖锐性，只要其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基本真实，即使措辞激烈，通常不构成侵权。柴某某案中，法院认定其“编造、传播虚假和误导性信息”，意味着相关言论被定性为事实陈述而非意见表达，且该事实陈述被证明为虚假。

言论目的的双重审查。消费者的批评通常出于自身消费体验的驱动，即使言辞过激，司法实践也保持较高容忍度；而竞争者的批评则需接受更严格的审查，因为其表达背后存在削弱对手商誉以获取自身竞争优势的动机。本案中“吸粉引流带货”的事实，直接将言论目的从“评价”转向“竞争”，这是法院认定侵权的关键。

公共利益的关联程度。涉及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公共议题的批评，即使部分失实，也享有较宽的免责空间；纯粹针对企业盈利模式或经营者个人品格的攻击，与公共利益的关联较弱，受保护的程度相应降低。于某某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其个人名誉与公司商誉高度关联，但法院仍将其区分为独立的名誉权保护对象，说明对个人品格的侮辱性言论不因“公众人物”身份而获得当然豁免。

（三）共同侵权的扩张：账号出借者与流量受益者的责任基础

本案在责任主体层面的裁判，具有独立的实务价值。传统上，网络侵权的责任集中于直接发布者。本案将温某某（账号出借者）和两家珠宝企业（流量受益者）纳入责任范围，其法律基础并非共同故意，而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所规定的共同侵权：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对账号出借者而言，出借行为本身并不当然构成侵权，但出借后“未履行监督义务、未采取注销账号等补救措施、未制止侵权行为”的消极不作为，使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账号是网络言论的载体，出借账号意味着将言论能力转移给他人，出借者由此负有合理的监督义务；放任不管，即构成对侵权行为的帮助或放任。对流量受益企业而言，其虽未直接发布内容，但从侵权行为带来的流量红利中获取了商业利益，且对虚假信息持放任态度，这种“获利+放任”的组合足以支撑过错的认定。法院据此认定二者与直接发布者的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构成共同侵权。

（四）损害赔偿的裁量：惩罚性功能与比例原则

本案判赔260万元，在同类名誉权、商业诋毁案件中处于较高水平。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并未机械适用“实际损失”标准，而是综合考量了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传播范围、主观恶意程度以及侵权人从中的获利情况。柴某某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牟利导向，且持续数月、跨多平台发布，损害具有累积性和扩散性。较高数额的赔偿，在补偿功能之外，客观上承担了对“以侵权为业”行为的遏制功能。但赔偿数额的确定仍需接受比例原则的约束：与行为人的获利规模、传播范围相适应的赔偿，才具有正当性；脱离个案事实的过高判赔，反而可能产生抑制正常批评的寒蝉效应。

三、风险防范与实务建议

第一，企业面对网络批评时，应优先区分“事实真伪”与“动机善恶”，避免将所有负面言论一概推入诉讼。 诉讼并非应对负面舆情的唯一或最优路径，对基于真实消费体验的过激批评，企业提起诉讼不仅胜诉概率有限，还可能因“以诉压评”进一步损害商誉。更为有效的策略是：对涉及产品质量、服务体验的具体事实指控，以公开、可验证的方式予以回应；对明显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并具有竞争性获利目的的行为，则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追究。在起诉前，应重点评估言论中“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的比例，以及行为人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竞争性利益关联——这两个要素直接影响商业诋毁的成立与否。

第二，自媒体运营者与账号持有人应清醒认识“出借账号”的法律后果。 将实名注册的社交媒体账号交由他人使用，并非单纯的技术性安排。出借者对该账号此后发布的内容负有合理的监督义务；一旦账号被用于侵权，出借者不能以“不知情”或“未参与”为由当然免责。实务中，出借者至少应采取定期核查、约定用途限制、发现侵权后及时注销或收回账号等必要措施。对于以“合作运营”“账号托管”等方式将账号交由商业主体使用的，更应审慎评估对方的发布内容是否可能构成商业诋毁或虚假宣传，避免账号成为侵权工具而自身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在商业诋毁与名誉权诉讼中，举证策略应围绕“获利链条”与“过错形态”展开，而非仅停留于言论不实。原告一方应注重证明行为人与被诋毁主体之间的竞争性利益关联、侵权内容的传播范围与持续时间、以及行为人从侵权中实际获利或意图获利的事实，以支撑商业诋毁的定性并争取合理的赔偿数额。被告一方若主张舆论监督抗辩，则应就言论所依据的事实基础的真实性、批评目的的公共性以及措辞的合理限度承担说明责任；仅以“言论自由”作抽象抗辩，在事实陈述被证明虚假的情况下难以获得支持。鉴于网络侵权案件的地域管辖与证据固定规则较为复杂，当事人在发现侵权内容后，应及时通过公证或可信时间戳等方式固定证据，避免因内容删除而丧失证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