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场十一月的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我裹紧军大衣,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往瞭望塔上爬,铁梯上结着冰,每踩一步都得用脚尖先蹭掉冰碴子。
八二年我二十二,在青龙山林场当护林员,守着这座孤零零的瞭望塔。塔是六十年代修的,红砖,三层,顶上是个四面开窗的瞭望室,能看见周围几十里林子。我每班值三天,吃住都在塔上,带够干粮和咸菜,烧个煤炉子取暖。
这天上塔,刚推开瞭望室的门,就看见角落那张小铁床边坐着个女人。她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头发用红头绳扎着,正低头缝补一双袜子。听见门响,她抬起头,露出一张清瘦的脸,眼睛挺大,但眼窝有点深。
"你谁?"我愣住了。瞭望塔向来只有一个值班员,林场从没提过要加人。
"我叫赵秀兰,场里调我上来轮班。"她站起来,把袜子放在床上,"王场长说从今天起,瞭望塔改成两人轮班,白班夜班交替,省得一个人连值三天太累。"
我放下手里的帆布包,心里犯嘀咕。林场一共就二十来号人,我认识大半,没听说过有赵秀兰这么个人。
"你以前在哪个工段?"
"采伐队。"她低头继续缝袜子,声音不大,"后来队上缩编,就调我上来。"
采伐队都是干重体力活的,一个女人能在采伐队干,要么有两下子,要么有苦衷。我没再追问,把带来的煤块放进炉子,点着火。炉子呼呼响起来,屋里慢慢暖了。
赵秀兰话不多,一整天就坐在床边缝缝补补,偶尔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看林子。她干活的手很粗糙,指关节粗大,虎口有茧子,那是常年握斧头或锯子磨出来的。
傍晚的时候,我拿出带来的玉米面饼子和咸萝卜,掰了一半递给她。
"不用,我带了。"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铝饭盒,打开是冷窝头和一块豆腐乳。
"一起吃吧,饼子热乎。"我把饼子放在炉子边上烤。
她没推辞,接过热饼子咬了一口。我们沉默着吃完饭,天已经全黑了。林场的夜黑得彻底,没有路灯,没有月亮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风声穿过松林的呜咽。
问题来了。瞭望室只有一张床。
那张小铁床宽不到一米二,铺着两张狗皮褥子,放两个枕头。以前我一个人睡绰绰有余,现在多了个人,怎么睡?
赵秀兰好像看出了我的为难,先开口:"你睡床,我打地铺。"
"那不行,地上凉。"我摆手,"你睡床,我凑合。"
"你明天还得值白班,睡不好不行。"
我们推让了半天,最后商量出个办法:床就那么宽,两个人挤着睡,中间用棉大衣隔开。那时候的人没那么多讲究,林场里男女一起干活、一起住工棚的多了去了,大家心里坦荡,不往歪处想。
头一夜,我们各自裹着被子,中间隔着那件军大衣,背对背躺着。塔外风声呼啸,铁架子被吹得微微晃动,嘎吱嘎吱响。
"你怕不怕?"她忽然问。
"怕什么?"
"这塔晃。"
"习惯了。"我说,"刮大风的时候晃得更厉害,有一年刮十级风,塔顶摆了能有半尺。"
她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呼吸慢慢均匀了,应该是睡着了。我翻了个身,隔着大衣碰到了她的后背,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向各自那边挪了挪。
第二天白班,我负责瞭望,每隔一小时记录一次风向、风速、能见度,用望远镜扫视周围林子有没有异常烟柱。赵秀兰在塔下劈柴、生火、烧水。她干活利索,斧头抡得虎虎生风,一截粗松木劈成几块,动作干脆利落。
中午她给我送饭上来,是热窝头就咸菜,还有一搪瓷缸子开水。
"你以前真在采伐队?"我接过缸子问。
她点点头,没多说。
"能抡斧头?"
"能。"她顿了一下,"我男人以前是采伐队的班长。"
她男人。这是她第一次提。我识趣地没追问。
日子就这么过着。三天一轮换,我上塔,她下塔休息;她上塔,我回场部宿舍。两个人轮班搭伙,慢慢熟了。她姓赵,家在林场下游的赵家屯,丈夫三年前在采伐作业时被倒木砸了,当场没了。她带着个六岁的女儿,叫小芳,寄养在屯里的婆婆家。
"为啥不在家带孩子?"有一次我忍不住问。
"婆婆嫌我克夫,待我不好。"她低头搓着麻绳,"出来干活能挣工分,孩子在屯里吃住,我每月交粮票。"
这话听得我心里发堵。一个女人,没了丈夫,带着孩子,在林场干男人的活,还得看人脸色。那个年代这样的女人不少,但每一个的故事都沉甸甸的。
有天夜里下起了雪,风特别大,塔晃得厉害。我迷迷糊糊被摇醒,听见外面风声像鬼哭。赵秀兰那边没动静,我以为她睡着了,刚要闭眼,听见她轻轻吸了下鼻子。
"秀兰?"
"嗯。"
"没睡?"
"……有点怕。"
我犹豫了一下,隔着大衣伸出手,碰了碰她的肩膀。她没躲。
"没事,这塔结实着呢,六八年那场大风都没塌。"
她没说话,但肩膀在我手底下慢慢松了下来。
后来这样的夜多了起来。风大的时候,雪大的时候,雷暴的时候,两个人挤在一张小床上,中间那件大衣渐渐变成了搭在中间的摆设。我们说话,聊各自的过去,聊林场的家长里短。她告诉我她女儿小芳长得像她爸,虎头虎脑的,就是太瘦。我说我老家在山东,爹妈早年间过世了,我出来当知青,后来分到林场。
"你没成家?"她问。
"穷,没人愿意跟。"
她轻轻笑了一声,在黑暗里。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她笑。
十二月中旬,出事了。
那天我值白班,天阴沉沉的,能见度不好。下午两点多,我看见西北方向有烟。一开始以为是屯里烧荒,但烟越来越浓,颜色发黄,不是烧秸秆的白烟,是树烧着的烟。
我立刻拉响了塔顶的警报器,又跑到电台前呼叫场部。
"场部场部,我是瞭望塔,西北方向发现火情,坐标大概是三林班和四林班交界处,火势正在蔓延,请立即组织扑救!"
电台里传来王场长急促的回应:"收到收到,马上组织人上去。你继续观察火势方向!"
我抓起望远镜死死盯着那片烟。风是西北风,火正往东南方向烧,而东南方向是整片松林最密的区域,再往东是赵家屯。
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了。
赵秀兰当天休息,不在塔上。我一边观察火情一边通过电台向场部报告火势走向。两个小时后,场部组织了三十多人的扑火队,带着工具上了山。我看见他们像蚂蚁一样在林间移动,渐渐靠近火线。
天快黑的时候,风向变了。
本来是西北风,突然转成了西南风。火头猛地掉头,直扑扑火队的方向。
"场部!风向变了!西南风!火头转向东面了!扑火队危险!"我对着电台喊。
电台里一阵嘈杂,然后王场长的声音:"收到,正在通知队伍撤离!"
我放下望远镜,手心里全是汗。天已经黑透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隔着十几里地都能看见。那火太大了,松油是助燃的,一旦烧起来根本压不住。
夜里十点多,赵秀兰突然出现在瞭望塔下。她踩着雪深一脚浅一脚跑上来,头发上全是雪碴子,脸冻得通红。
"小芳!"她一进门就喊,"屯子那边能烧到吗?"
我赶紧让她看望远镜:"现在火头在东边,离屯子还有五六里,但风要是再变——"
"我婆婆带着小芳在屯子里!"她声音发颤,手抓着窗台,指节发白。
我放下电台话筒,看着她。她的眼睛在火光映照下亮得吓人,里面有恐惧,有绝望,还有一种要拼命的劲头。
"我得回去。"她说。
"现在下不了山!火把路封了!"
"那是我的孩子!"
她转身就要往楼下冲。我一把拉住她。
"你疯了?黑灯瞎火的,路都看不清,再说火在半道上,你冲过去就是送死!"
"放开我!"
她拼命挣脱,力气大得惊人。我没想到这个瘦女人身上有那么大的劲,差点被她甩开。我死死拽着她的胳膊,两个人拉扯着,她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边哭边骂我。
"你懂什么!那是我闺女!你放开我!"
"秀兰!你听我说!"我吼回去,"现在出去,你到不了屯子,半道就得让火吞了!场部已经派人去屯子方向疏散了,你婆婆就算再不待见你,也不会拿自己孙女的命开玩笑!"
她不动了,站在那里,眼泪哗哗地流,肩膀一抽一抽的。
"你让我下去看看……就看看……"
我松开手,她腿一软,顺着墙滑坐在地上。我蹲下来,把电台话筒递给她。
"你听着,电台一直通着场部。等会儿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现在你能做的就是在这儿等着,别添乱。"
她接过话筒,两只手抖得握不住,话筒磕在膝盖上响了一声。
那一夜是我这辈子最长的夜。
火一直烧到天亮。瞭望塔上,我和赵秀兰轮流守着电台和望远镜。场部那边消息断断续续传上来:扑火队撤下来了,两个轻伤;火头暂时控制住了,但还有几处暗火在烧;赵家屯方向,民兵已经组织疏散,老人孩子往河边空地转移。
听到"疏散"两个字,赵秀兰又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咬着嘴唇、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的哭法。我坐在她旁边,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把手搭在她肩膀上。
天亮后,火终于灭了。过火面积三百多亩,好在没有烧到屯子,没有人员伤亡。赵秀兰的婆婆带着小芳撤到了安全地带,母女俩没事。
消息确认的那一刻,赵秀兰整个人瘫软下来,趴在床上哭了很久。这次的哭声不一样,是那种绷了太久的弦突然松了的哭法。
我站在窗边,看着被烧黑的山坡。三百多亩林子,都是几十年的老松,一把火烧了个干净。那片黑乎乎的,像大地上一块丑陋的伤疤。
火灭后的第三天,赵秀兰请了假,下山去看女儿。她回来那天傍晚,脸色比去的时候好多了,眼睛亮亮的,手里攥着一截编好的草蚂蚱。
"小芳让我带给你的。"她把草蚂蚱递给我,"她说谢谢叔叔守塔,让她和姥姥没事。"
我接过来,那草蚂蚱编得歪歪扭扭,但能看出来花了心思。
"孩子还好吗?"
"瘦了点,但精神头足。"她笑了笑,"一个劲问我那个叔叔长什么样,我说是个好人。"
腊月二十三,小年。林场放了半天假,场部杀了头猪,分给各家各户。王场长特意让人给我和赵秀兰留了一份,还打发人送上山来。
那天晚上,瞭望塔里难得有肉吃。赵秀兰用铝饭盒煮了一盒白菜炖猪肉,油水不多,但香气飘满了整个塔楼。我们俩坐在床上,一人捧着一个搪瓷碗,吃得满头大汗。
"明年开春,火烧的地方要补种。"我说。
"嗯,场里说了,全体动员。"
"到时候你还得回采伐队?"
她愣了一下,低头扒拉碗里的白菜。
"场长说瞭望塔以后都改成双人轮班了,问我想不想留下。"
我夹肉的动作停了一下。
"你想留吗?"
她没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采伐队的活太重了,我抡得动斧头,但小芳大了,需要人照顾。留在塔上,至少白班的时候能下山看看她。"
我没再问。
腊月二十八,我下山去场部领年货。回来的时候背了一袋子面粉、一捆粉条、两块豆腐,还有半斤散装白酒。路过赵家屯,我绕进去看了眼赵秀兰的婆婆家。
那是个土坯院子,篱笆墙歪歪斜斜的。赵秀兰的婆婆是个干瘦的老太太,看见我来,脸上的褶子挤成一团。
"你是那个守塔的?"她问。
"嗯,婶子,我来看看小芳。"
小芳从屋里跑出来,六七岁的丫头,扎两个羊角辫,脸蛋红扑扑的,眼睛跟她妈一样大。她躲在门框后面,探出半个脑袋看我。
"小芳,叫叔叔。"赵秀兰的婆婆推了她一把。
"叔叔好。"声音细细的。
我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糖——场部分年货时搭的,我一直没舍得吃,全塞给她。小芳眼睛一下子亮了,接过去,又不好意思地往屋里跑。
"秀兰命苦。"老太太忽然说,靠着篱笆墙晒太阳,"她那人,脾气倔,但心善。她男人走了以后,屯子里有人说闲话,说她克夫。我不信那些,但日子不好过。"
她叹了口气,从兜里摸出烟袋锅子,慢悠悠地装烟丝。
"她能在塔上待住吗?那地方冬天冷得要命。"
"有煤炉子,冻不着。"我说。
老太太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大年三十,瞭望塔上就我们俩。场里其他人要么回家过年,要么在场部食堂吃年夜饭。我们没下去,因为塔上不能没人。
赵秀兰从家里带了一兜饺子,酸菜猪肉馅的,冻得硬邦邦的。她用铝饭盒煮了一盒,又倒了两茶缸子白酒。
"过年了。"她举缸子。
我碰了一下:"过年了。"
酒是劣质的,辣嗓子,但喝下去暖。窗外的林子黑沉沉的,偶尔有鞭炮声从远处屯子里传过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棉花。
"我男人走的那年,也是在这塔上过的年。"她忽然说。
我看着她。
"他那天在队上加班,没回来。我带着小芳在婆婆家包的饺子,煮好了等他,等了一夜没等到。第二天早上,队上的人来敲门。"
她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但她的手在抖,茶缸里的酒晃出了一点。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了救一个新来的小伙子。倒木下来的时候,他把人推开,自己没来得及。"
我端着茶缸,不知道说什么。
"那小伙子后来怎么样了?"
"好好的,现在还在采伐队。"
"你怨他吗?"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说:"怨过。刚走那阵子,天天怨。怨他逞能,怨他不管我们娘俩。后来不怨了。他就是那样的人,看见别人有危险,他不可能不伸手。"
她喝了一口酒,辣得眯了下眼。
"就是苦了小芳。她连她爸长什么样都快忘了。"
我看着她的侧脸。火光映在她脸上,那道从眼角延伸到颧骨的细纹格外明显。她才二十八岁,但看起来像三十五六。林场的风霜把女人的青春刮得干干净净。
"以后会好的。"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没接话,但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那晚我们喝完了半斤酒,不多,但两个人都微微有点上头。赵秀兰的脸红红的,靠在墙上,话比平时多了。她说小芳小时候特别爱哭,一哭就停不下来,她抱着走了十里地去卫生所,结果是出麻疹。她说她男人活着的时候爱唱二人转,干活的时候嗓子一亮,整个林子都能听见。她说她自己其实不会抡斧头,是男人走了以后才学会的,因为不学会就挣不到工分。
"第一斧头下去,手震裂了,血糊了一斧柄。"她伸出右手,虎口那里果然有一道白亮的旧疤,"回来用针线缝了两针,第二天接着干。"
我看着那道疤,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
"你这人,心太硬。"我说。
"不是心硬,是没办法。"她把右手缩回去,"你软,就活不下去。"
年初三,赵秀兰下山陪女儿。我一个人在塔上,突然觉得安静得难受。以前我一个人守塔,习惯了安静,甚至享受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但自从她来了,塔上有了人气,有了声音,有了另一个人的呼吸,现在她一走,整个塔空得像个壳子。
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些东西变了。
初五她回来的时候,带了一罐子腌的糖蒜和一包瓜子。她说小芳又长高了,过年新做了件花棉袄,在屯子里跑来跑去像只花蝴蝶。
"她问你什么时候下山看她。"赵秀兰说。
"等开春换班的时候。"
"她说要带你去看她发现的松鼠窝。"
我笑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春天来了,林子里的雪化了,黑土地上冒出嫩绿的草芽。火烧过的山坡上,林场组织人补种松苗。赵秀兰没回去采伐队,正式调到了瞭望塔,和我搭班。
我们的生活形成了一种默契。白班的人瞭望、记录、维护设备;夜班的人做饭、烧水、劈柴。两个人挤在那张小铁床上,中间不再隔大衣。不是因为不怕了,是因为习惯了彼此的存在。
有天夜里,她发高烧。
不知道是着凉了还是煤烟熏的,半夜她突然开始说胡话,浑身滚烫。我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塔上没药,最近的卫生所在场部,下山要走一个小时。
我二话没说,裹上大衣就往山下跑。三月的夜风还带着冰碴子,我跑得浑身是汗,到了卫生所把赤脚医生从被窝里拽起来,拿了退烧药和抗生素,又摸黑跑回来。
她吃了药,出了一身汗,烧慢慢退了。第二天早上我熬了小米粥,她喝了两口,脸还是白的。
"你跑下山又跑上来?"她问。
"嗯。"
"多远的路。"
"没事,就当锻炼身体。"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在闪。她伸出手,冰凉的手指碰了碰我的手背。
"谢谢。"
就两个字,但她说得特别轻,特别认真。
我握了一下她的手,又松开。
"睡吧,我盯着。"
开春以后,林场的活多了起来。除了瞭望,还要巡线、检修设备、清理防火带。赵秀兰干活一如既往地利索,但有时候我会注意到她动作慢了,停下来揉腰或者捶腿。采伐队那些年落下的腰伤,一到阴雨天就犯。
有一次她弯腰劈柴,突然直不起身了,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我过去扶她,她咬着牙,额头上全是冷汗。
"没事,老毛病。"
"明天我下山跟场长说,换个轻省点的活。"
"不用,我能行。"
"不行也得行。"我难得硬气了一回。
第二天我真的去了场部,跟王场长说了情况。场长是个老林场人,五十多岁,花白头发,抽旱烟袋。他听完,磕了磕烟灰。
"秀兰这闺女不容易。行,瞭望塔的活就不动了,巡线那些重活你多担待点。"
"应该的。"
回来的路上,我碰见采伐队的一个老工人。他叫老周,跟赵秀兰的丈夫生前是搭档。
"听说秀兰留在塔上了?"老周问。
"嗯,调瞭望塔了。"
老周点点头,往地上啐了口痰。"她男人要是在,哪用得着她一个女人家守塔。"
"她干得挺好。"
"好不好的,女人嘛,终究得有个着落。"老周看了我一眼,"你跟她搭班,处得咋样?"
我愣了一下。
"就……就正常搭班。"
老周笑了笑,没再说什么,扛着斧头走了。
我站在路上,心里乱糟糟的。老周那句话像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是因为他说中了一些我自己都不敢想的东西。
五月的一天,赵秀兰下山看小芳,回来时脸色不太好。我问她怎么了,她半天不说话,最后才开口。
"婆婆要把小芳接到她大姑子家去住。"
"为啥?"
"说小芳大了,该认字了,屯里没学校,大姑子在镇上,能上学。"
这本来是好事。但赵秀兰的脸色告诉我没那么简单。
"她大姑子家条件好,婆婆一直觉得小芳跟着我受苦。这次借着上学的由头,想把孩子的户口也迁过去。"
"那你呢?"
"我……"她低下头,"我还能见她几面?"
我明白了。这不是让孩子上学,这是要慢慢把孩子从她身边拿走。婆婆嫌她克夫的名声不好,怕影响孩子,想让孩子彻底脱离她。
"你不同意?"
"我怎么不同意?孩子上学是好事。可……"
她没说完,眼泪掉下来。
"可那是我的孩子。"她说。
我沉默了很久。
"秀兰,你要是信得过我,我陪你下山去跟老太太说说。"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看着我。
"你……你陪我去?"
"嗯。"
我们当天下午就下了山。到赵家屯的时候天快黑了,赵秀兰的婆婆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们俩一起出现,老太太的眼神在我俩之间扫了一圈,脸上的褶子又挤成一团。
"妈。"赵秀兰叫了一声。
"哟,还带了个帮手。"老太太语气不冷不热。
我站在赵秀兰身后,没说话。
"小芳上学的事,我想跟您商量。"赵秀兰说。
"有啥商量的?镇上学校好,你大姑子也愿意带。小芳跟着她,比跟着你强。"
"我知道您是为了孩子好。可……能不能不迁户口?小芳寒暑假还能回来,我也能去看她。"
"你去看她?你一个守塔的,十天半个月下不了山,去了人家镇上住哪儿?"老太太把鸡食盆往地上一墩,"秀兰,不是我心狠。你在屯里名声不好,孩子跟着你,将来说亲都难。"
这话太重了。赵秀兰的脸色一下子白了。
"我怎么名声不好了?我克夫是命,又不是我愿意的!我在林场干活挣工分,哪点对不起孩子了?"
"你没对不起孩子,但你给不了孩子好日子!"老太太也急了,"你看看你,才二十八,看着像四十!守个破塔,一个月挣那点工分,够干啥?小芳要是跟着你,长大了也是个林场丫头,嫁个伐木工,一辈子就那样了!"
"那也比让人抢走强!"
"谁抢了?我是她亲奶奶!"
婆媳俩吵起来了。我在旁边站着,想插话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这时候小芳从屋里跑出来,抱着赵秀兰的腿,仰着脸看她们。
"妈,你别跟姥姥吵了。"
赵秀兰低头看着女儿,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蹲下来,摸着小芳的脸。
"小芳,你想去镇上上学吗?"
小芳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想上学。但是……我想跟妈妈在一起。"
赵秀兰的眼泪掉在小芳脸上。她把女儿搂进怀里,紧紧的。
我走上前,对老太太说:"婶子,我跟您说两句。"
老太太看着我。
"我叫李卫国,在林场干了四年了。秀兰在塔上跟我搭班,她干活我看着呢,不比男人差。瞭望塔虽然偏,但场里管吃管住,工分一分不少。小芳要是去镇上上学,寒暑假可以回来看秀兰,秀兰轮休的时候也能去镇上看她。户口先不迁,等小芳大了,她自己愿意跟谁就跟谁。"
老太太没说话,烟袋锅子在手里转来转去。
"再说,"我继续说,"秀兰一个人在塔上,有个头疼脑热的,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我也在塔上,能照应她。"
这话一出口,院子里安静了。
赵秀兰搂着小芳,抬头看我。老太太的烟袋锅子停了。
"你啥意思?"老太太眯起眼睛。
"我的意思是,秀兰和小芳,我一起照应。您要是信得过我。"
老太太看了我很久,又看了看赵秀兰,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个守塔的,一个月挣几个钱?"
"不多,但够三个人吃穿。"
"你有房子吗?"
"场里有宿舍,两间,够住。"
老太太把烟袋锅子别在腰上,弯腰去收拾鸡食盆。
"小芳户口不迁。上学的事,先让大姑子带着。秀兰想孩子了随时去看,大姑子那边不能拦着。"
赵秀兰愣住了,然后眼泪又下来了,这次是那种带着希望的眼泪。
"妈……"
"别叫我妈,我还没答应别的。"老太太摆摆手,"你这丫头,命硬,我怕耽误人家。"
这话听着像拒绝,但语气已经软了。
回塔上的路上,赵秀兰一直没说话。走到半山腰,她忽然停下来,转身看着我。
月光从树缝里漏下来,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亮亮的,有泪光,但嘴角在笑。
"李卫国。"
"嗯。"
"你刚才那些话,是真的?"
我看着她。山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红头绳在月光下暗暗的。
"是真的。"
她低下头,过了一会儿,伸手过来,轻轻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指节还是那么粗大,但握着我的手的时候,很暖。
"我配不上你。"她说。
"胡说。"我反握住她的手,"你抡斧头比我利索,瞭望比我仔细,做饭比我好吃。我配不上你才对。"
她笑了,眼泪又掉下来。
"你这人,嘴笨,但说的每句话都往人心窝里钻。"
"天生的。"
她笑出了声,在月光下的林子里,那笑声清清脆脆的。
六月初,林场进入防火戒严期,瞭望塔的任务更重了。我们每天轮班瞭望,不敢有丝毫松懈。火烧的教训太深了,谁都不敢大意。
生活还是老样子,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赵秀兰做饭的时候会多放一勺油,说是给我补补。我巡线回来会带一束野花放在瞭望室的窗台上,她嘴上嫌弃,但从来不扔。晚上挤在那张小床上,她的后背靠着我的胸口,两个人谁都不说话,但那种安静是踏实的。
七月的林场,满山都是绿的。松涛阵阵,鸟叫虫鸣,风吹过来带着松脂的清香。赵秀兰说这是她一年里最喜欢的季节。
"等小芳放暑假,让她上来住几天。"她说。
"好。塔上虽然小,但加个铺盖还是能挤下的。"
"她肯定喜欢。城里孩子没见过林子,来了得撒欢。"
八月初的一天,场部来了通知,说上级要来检查防火工作,瞭望塔是重点。王场长亲自上山来了一趟,检查了设备和记录,还特意看了看我们的生活条件。
"你俩这床……"王场长看着那张一米二的小铁床,嘴角抽了抽。
"凑合睡。"我面不改色。
王场长咳嗽了一声,从兜里掏出烟袋,点着了,深吸一口。
"李卫国,秀兰,我明人不说暗话。你俩的事,场里有人议论。"
我心里一紧。
"议论啥?"
"说你俩孤男寡女挤在一座塔上,不像话。"
赵秀兰的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
"场长,我们清清白白的。"
"清不清白我不知道,但传出去不好听。"王场长磕了磕烟灰,"我寻思着,要不给你俩办个手续?名正言顺的,省得别人嚼舌根。"
我愣住了。赵秀兰也愣住了。
"场长,您是说……"
"结婚。你俩要是愿意,场里给开证明,去公社办手续。瞭望塔的工作不动,但给你俩换个双人的铺位,场里出钱。"
我和赵秀兰对视了一眼。她的眼睛里有惊讶,有犹豫,有期待,还有一丝不确定。
"秀兰,你愿意吗?"我问。
她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我愿意。但我有孩子,还有个不讲理的婆婆。你确定?"
"确定。"
王场长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行,那就这么定了。下礼拜我让人带证明上来。"
手续办得很快。八二年八月十六,我和赵秀兰在公社民政科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喜宴,就两张纸,一个戳。回来的路上,赵秀兰把结婚证叠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里。
"我以前那张结婚证,烧了。"她说,"他走的那年,我烧了好多东西,结婚证也在里头。后来后悔了,想着好歹是个念想。"
"这张烧不了。"我说。
"为啥?"
"因为这次是过日子,不是念想。"
她没说话,但手伸过来,挽住了我的胳膊。
九月初,小芳放暑假了,被大姑子从镇上送回来。赵秀兰去屯里接她,带到了瞭望塔上。
小芳第一次上塔,新鲜得不行。爬铁梯的时候手脚并用,到了瞭望室,趴在窗前往外看,哇哇叫。
"妈妈!能看到好远好远!"
"那是,这塔高着呢。"赵秀兰笑着摸女儿的头发。
小芳转过身,打量我。
"你就是那个叔叔?"
"妈妈说你对我好。"
"你妈妈对我更好。"
小芳歪着头想了想,跑过来拉住我的手。
"那我也对你好。"
小孩子的手软软的,热乎乎的,握在掌心里像个小暖炉。
那几天是瞭望塔上最热闹的日子。小芳像只小麻雀,叽叽喳喳问个不停。望远镜怎么用?电台怎么说话?炉子怎么生火?松树为什么是绿的?鸟为什么会在天上飞?赵秀兰被她问得头疼,笑着骂她话多。
我教小芳用望远镜看林子,她看见远处山头的一棵孤松,说像一把伞。我教她认方向,东南西北,她学了半天记不住,最后编了个顺口溜才记住。
晚上,塔上挤了三个人。床还是那张一米二的小铁床,赵秀兰睡中间,小芳睡里头,我睡外头。小芳夹在中间,一会儿踢被子,一会儿说梦话,一会儿要喝水。赵秀兰被折腾得够呛,但每次小芳翻身,她都会本能地伸手去摸孩子的后背,确认盖好了才又睡。
我看着黑暗中她伸手的动作,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小芳走了以后,塔上又恢复了两个人。但那种三个人的温暖留了下来,像炉子里的余烬,不旺,但一直热着。
秋天来了,林子换上了五彩的衣裳。松绿、桦黄、枫红,一层层叠在山坡上,好看极了。防火期过了,瞭望塔的工作轻松了些,但巡线和设备维护不能停。
十月的一天,场部来了个年轻人,说是新分来的知青,要跟着我学瞭望。王场长说上面要求每个瞭望塔至少两个人,但场里人手紧,只能先派一个来见习。
小伙子叫孙小海,十九岁,城里来的,白净瘦高,戴个眼镜,一看就是没干过体力活的。他第一次爬瞭望塔的铁梯,爬到一半腿就软了,扶着栏杆喘了半天。
"没事,我第一次上也这样。"赵秀兰在下面喊。
小海上来以后,塔上多了张嘴,也多了点年轻人的活气。他话多,爱问这问那,对林场的什么都好奇。赵秀兰对他像对弟弟一样,教他认烟柱、记数据、用望远镜。我教他劈柴、生火、巡线。
"李哥,赵姐,你们真结婚了?"有一天小海突然问。
"嗯。"我劈着柴,头都没抬。
"真好。"小海趴在窗边看林子,"我爸妈要是也能像你们这样就好了。"
"怎么了?"
"他们老吵架。我爸说我妈败家,我妈说我爸没本事。我出来当知青,他们都没怎么拦。"
我停下斧头,看了赵秀兰一眼。她正缝补小海的衬衫——小伙子上山时只带了两件换洗衣服,全划破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赵秀兰说,"你爸妈吵归吵,心里还是惦记你的。等你在林场站稳了脚跟,接他们来看看,兴许就好了。"
小海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说:"赵姐,你以前在采伐队?"
"嗯。"
"听说采伐队特别苦。"
"苦。但苦着苦着就习惯了。"
"你不怕吗?一个人。"
赵秀兰看了我一眼,笑了。
"不怕了。有人陪着呢。"
小海也笑了。
十一月,第一场雪落下来。林子白了,山白了,塔也白了。瞭望塔又进入了漫长的冬季。小海见习期满,回场部去了。塔上又剩我们两个。
雪夜,炉火烧得旺旺的,赵秀兰靠在床头上补衣服。我坐在炉边烤鞋垫。
"卫国。"
"嗯?"
"我想小芳了。"
"等下轮休,去看她。"
"她上次来信说,在镇上考了第一名。"
"是吗?聪明。"
"像她爸。"她停了一下,"也像你。"
我抬起头。
"她现在叫我李叔,不叫我叔叔了。"
赵秀兰笑了,低下头继续缝补。炉火映在她脸上,那道细纹还是在那里,但她的眼睛不一样了。以前那双眼睛里有苦、有怕、有倔强,现在多了点别的东西。
是安定的光。
八二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塔上守岁。还是那口铝饭盒,还是白菜炖猪肉,还是两茶缸子散装白酒。但这一次,赵秀兰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
"小芳寄来的。"她递给我。
照片是在镇上照相馆拍的,小芳穿着花棉袄,扎着羊角辫,站在花坛前面,笑得露出两颗门牙。背后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送给妈妈和李叔。"
我看着照片,鼻子有点酸。
"新的一年,希望小芳好好学习,希望婆婆身体硬朗,希望林场别再着火。"赵秀兰举起茶缸,"希望我们一家三口,平平安安的。"
"平平安安的。"我碰了一下她的缸子。
酒还是辣的,但喝下去是甜的。
窗外的林子静悄悄的,雪落在松枝上,簌簌的。远处的屯子里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新的一年要来了。
赵秀兰靠在我肩膀上,轻轻哼起了一首歌。调子我听过,是她男人以前爱唱的二人转。她唱得不好,跑调,但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在塔楼里回荡。
我搂着她,听着她跑调的歌声,看着窗外黑沉沉的林子和远处隐隐的火光——那是屯子里的篝火,过年的人在点火取暖。
八二年过去了。这一年,我二十二,她二十八。这一年,我们在一座瞭望塔上相遇、相知、相守。这一年,我从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
日子还长。林场的风还会刮,雪还会下,塔还会晃。但不管怎样,塔上有灯,灯下有饭,饭旁边有人。
这就够了。
腊月里最冷的那几天,小芳从镇上寄来了一封信。信是她口述、大姑子代写的,字迹工整,说她期末考试又考了第一,老师说她聪明,让家里供她一直读下去。信的最后,小芳自己用铅笔歪歪扭扭加了一行字:"李叔,妈妈,我想你们。过年能来塔上看你们吗?"
赵秀兰把信看了三遍,眼泪掉在信纸上,晕开了几个字。她抹了抹眼睛,抬头看我。
"让她来。"我说。
"大冷天的,上山不方便。"
"不方便也让她来。塔上过年,热闹。"
赵秀兰又哭了。这次的眼泪是烫的。
腊月二十八,赵秀兰下山去接小芳。我在塔上收拾屋子,把床铺重新叠了,炉子擦了,窗台上的野花换成了新鲜的松枝。我还用松枝编了个小花环,挂在门上,算是过年装饰。
傍晚的时候,母女俩回来了。小芳穿着那件花棉袄,脸蛋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一颗水珠。她一进门就扑过来抱住我的腿。
"李叔!塔上好高!我爬上来都不累!"
"真厉害。"我摸了摸她的头。
赵秀兰站在门口,拍打着身上的雪。她看着屋子里收拾干净的样子,看着门上的松枝花环,看着炉子上冒热气的铝饭盒,眼睛又红了。
"你收拾的?"
"嗯。过年嘛。"
她走过来,在我脸上轻轻碰了一下。小芳在旁边看见了,捂着嘴笑。
"妈妈亲李叔!"
赵秀兰脸一红,作势要打她,小芳笑着躲到我身后。
那个年,瞭望塔上有了孩子的笑声。小芳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说镇上的学校、镇上的同学、镇上的集市。她说她学会了跳绳,一口气能跳五十个。她说她同桌是个男生,老抢她的橡皮。她说大姑对她好,但大姑父抽烟太凶,熏得她头疼。
赵秀兰听着,时不时插一句,眼睛里全是笑意。
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仨挤在那张小铁床上。小芳睡中间,赵秀兰睡里头,我睡外头。小芳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问这个一会儿问那个。
"李叔,你为啥不上山下住?塔上多冷啊。"
"守塔是工作,工作就得有人干。"
"那我长大了替你守。"
"你长大了要上大学,去大城市。"
"那我上完大学回来守。"
赵秀兰在黑暗里笑了。
"傻孩子,塔上哪用得上大学生。"
"用得上!大学生看得更远!"
小芳终于睡着了,呼吸轻轻的。赵秀兰侧过身,看着女儿的脸,伸手把被角掖好。
"她长大了。"她轻声说。
"嗯。"
"长得越来越像她爸了。"
"眼睛像你。"
她转过头来看我,在黑暗里,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
"卫国。"
"嗯。"
"谢谢你。"
"谢啥。"
"谢你陪我。谢你对我好。谢你……让小芳有了个家。"
我伸手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指在我掌心里动了动,然后反握住我。
"秀兰。"
"嗯。"
"以后每年过年,都在塔上过。"
"好。"
"等小芳大了,考上大学了,出息了,咱们还是回塔上。"
"好。"
"哪儿也不去。"
"哪儿也不去。"
炉火慢慢暗了下去,塔外风声依旧。八二年的最后几个小时,我们三个人挤在一张一米二的小铁床上,手拉着手,听着彼此的呼吸。
这就是家了。
不是房子,不是户口,不是那张盖了戳的纸。是风雪夜里的一炉火,是黑暗中的一个人,是那张挤不下却舍不得分开的小床。
八三年春天,林场来了新任务。上级要求在青龙山主峰再建一座瞭望塔,形成交叉瞭望网。王场长找我谈了话,问我愿不愿意去新塔当站长。
"新塔条件更艰苦,位置更高,冬天风更大。但工资涨一级,还能带家属。"
我回来跟赵秀兰商量。
"你想去吗?"她问。
"想。新塔视野好,能看见整个青龙山。而且……带家属,你和小芳可以跟我一起住。"
赵秀兰想了想,说:"小芳得上学,不能老跟着我们在山上。等她寒暑假来住就行。"
"行。"
"我去。哪儿都去。"
四月,我们搬到了新塔。新塔在青龙山主峰,海拔一千二百米,比原来的塔高出一倍。塔是新建的,白瓷砖贴面,瞭望室更大,窗户更多,还多了个小小的隔间,能放一张小桌。
最让人高兴的是,场里批了家属随住,塔下给盖了一间小砖房,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有炕有灶,能做饭能住人。
赵秀兰带着小芳住砖房,我住塔上。白天我瞭望,她忙家务,小芳在镇上读书,寒暑假回来。一家三口,分住两处,但抬头就能看见彼此。
新塔的第一年,最难熬的是冬天。主峰风大,塔晃得比旧塔厉害。有几次夜里刮大风,塔顶摆幅超过一尺,赵秀兰在下面砖房里睡不着,裹着棉袄跑到塔上来找我。
"下来睡。"她说。
"塔上冷。"
"我不怕冷。"
她抱着铺盖上了塔,挤在那张床上。风声呼啸,塔身摇晃,但两个人挤在一起,什么都不怕了。
八三年冬天,赵秀兰又发了一次高烧,这次比上次严重,烧了三天不退。我背她下山到场部卫生所,医生说是肺炎,得输液。她在卫生所躺了一周,我白天瞭望,晚上守在卫生所。小芳从镇上赶回来,守在床边,给妈妈喂水、擦汗。
"妈,你快点好。李叔说等你病好了,带我们去山上看日出。"
赵秀兰看着女儿,又看看我,眼里有泪,但笑了。
"好。妈好了,咱们一起看日出。"
她好了以后,八四年的第一天,我们一家三口真的在山顶看了日出。
天还没亮就爬起来,裹着棉袄坐在塔顶。东边的天慢慢泛白,然后一抹红从山脊后面透出来,越来越亮,越来越宽,最后整个太阳跳了出来,金光洒满群山。
小芳欢呼起来,在塔顶又蹦又跳。赵秀兰靠在我肩膀上,眼睛被阳光照得眯起来。
"真好看。"她说。
"每年都来。"我说。
"每年都来。"
日子就这么过着。八四年,小芳上了四年级,成绩还是第一。八五年,林场通了电,瞭望塔装了电灯,结束了用蜡烛和煤油灯的历史。赵秀兰高兴得不得了,说再也不用摸黑缝补了。
八六年,小芳小学毕业,考上了镇上的初中。她大姑说孩子大了,该留镇上住校,不用寒暑假往山上跑了。小芳不愿意,说要回来看妈妈和李叔。
"你李叔?"大姑笑着问。
"嗯!李叔对我可好了!比亲爸还好!"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心里又酸又甜。
八七年,我在林场入了党。王场长当的介绍人,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我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刚来林场时的孤单,想起第一次见到赵秀兰时的诧异,想起那场大火的恐惧,想起她握着我的手的温度。
八八年,小芳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里的高中。这是赵家屯第一个考上县中的孩子。老太太——赵秀兰的婆婆,破天荒地让人带话来,说要请全村人吃饭。
"她这是高兴。"赵秀兰说,"小芳给她长脸了。"
"也是给你长脸。"
"我有什么脸?我就是个守塔的。"
"你是个好妈。"
她白了我一眼,但嘴角压不住地往上翘。
八九年,林场改革,实行承包制。瞭望塔的工作外包给了个人,我和赵秀兰承包了主峰瞭望塔,每年交一部分管理费,剩下的归自己。收入比以前多了,但责任也重了。
"累吗?"我问她。
"累。但踏实。"
"比采伐队呢?"
"比采伐队强。至少不用抡斧头了。"
她笑着举起手,虎口那道疤在阳光下白得刺眼。
"这疤值了。"
"咋值了?"
"值了。因为它换来了小芳的今天。"
九零年,小芳高二。她写信回来说,想考北京的大学,学林业。
"她要学林业?"我看着信,有点意外。
"跟我一样。"赵秀兰笑了,"守林子,上瘾。"
"好。学林业好。"
九一年夏天,小芳高考,考上了北京林业大学。消息传来,整个林场都轰动了。一个林场工人的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王场长特意让场部放了一挂鞭炮,还奖励了五十块钱。
小芳走的那天,我们去镇上送她。火车站小小的,就两股道。小芳背着书包,穿着赵秀兰给她做的新衣服,站在站台上,眼泪汪汪的。
"妈,李叔,我走了。"
"到了写信。"赵秀兰忍着泪。
"好好学习。"我说。
火车来了,绿皮的,冒着白烟。小芳上了车,趴在窗口冲我们挥手。火车慢慢动了,越来越快,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铁轨尽头。
赵秀兰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她站在站台上,一直看着火车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很久。
"她长大了。"她说。
"嗯。长大了。"
"飞走了。"
"飞走了。但根在这儿。"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红红的,但笑了。
"卫国,咱们俩,就剩咱俩了。"
"就剩咱俩了。"
"又回到从前了。"
"比从前好。从前是两个人挤一张床。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夫妻。"
她笑着捶了我一拳。
小芳走后,塔上又安静了。但这次不一样。安静里有了盼头。盼她的信,盼她的假期,盼她带着外面的新鲜事回来。
九二年春节,小芳第一次从北京回来。她变了,高了,瘦了,说话带了一点普通话的口音。但她还是那个小芳,一进门就抱住赵秀兰,然后跑过来抱我。
"李叔!北京可大了!我带照片了,给你们看!"
她掏出一沓照片,有天安门的,有学校的,有她和同学的合影。照片里的她,穿着白衬衫蓝裙子,笑得灿烂。
赵秀兰翻着照片,一张一张看,像在看宝贝。
"我闺女,出息了。"
"你闺女,一直都出息。"
九三年,我在林场干了十一年。王场长退休了,新来的场长年轻,三十多岁,大学生。他提出要对瞭望塔进行现代化改造,安装无线电通讯设备,配备望远镜和测距仪。
"李师傅,赵大姐,你们是老同志了,经验丰富。新设备来了,还得靠你们。"
我和赵秀兰参加了培训,学会了用新电台、新望远镜。赵秀兰学东西快,没几天就摸熟了,比我强。
"你笨。"她笑话我。
"我乐意笨。"
九四年,林场被评为省级防火先进单位。我和赵秀兰作为代表,去省城开了会,领了奖状。那是赵秀兰这辈子第一次去省城。她穿着那件蓝布棉袄,站在省政府大楼前面照了张相。
"我男人要是能看到就好了。"她看着照片说。
"他看得到。"我说。
九五年,小芳大学毕业,分配在省林业厅工作。她写信来说,单位分了宿舍,问我们愿不愿意搬去省城住。
赵秀兰把信看了好几遍,最后说:"不去。"
"为啥?"
"塔上待惯了。离开林子,我活不了。"
"小芳也是好意。"
"我知道。但我和你,就守在这儿。小芳有出息了,我们就放心了。"
我也没想去。这林子,这塔,这风,这雪,已经长进骨头里了。
九六年冬天,一场暴风雪封了山。塔上断了煤,断了粮。我和小赵在塔上硬扛了三天,靠吃压缩饼干和化雪水度日。第三天,林场派出了救援队,踩着齐腰深的雪上了山。
领队的正是当年那个小海——孙小海。他早就接了王场长的班,当了副场长。
"李哥!赵姐!你们没事吧!"
"没事。死不了。"
小海看着我们,眼圈红了。
"你们俩,真是铁打的。"
"塔在人在。"我说。
九七年,我三十七,赵秀兰四十三。我们守瞭望塔守了十五年。十五年的风霜刻在脸上,刻在手上,刻在骨头里。但塔还在,林子还在,人还在。
小芳每年回来两次,暑假和春节。每次回来都带一堆东西,北京的特产、新衣服、营养品。赵秀兰嘴上说浪费钱,但每次小芳走了,她都会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看,看了又收,收了又看。
"你闺女孝顺。"我说。
"你闺女。"她纠正我。
"我闺女。"
九八年,洪水。林场下游的赵家屯被淹了,赵秀兰的婆婆被转移到场部安置点。老太太八十多了,但精神头还行。我和小赵下山去看她,老太太躺在临时搭的床上,看见我们,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
"秀兰。"
"妈。"
"我听说塔上没事。"
"没事。塔高,水淹不到。"
老太太点点头,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颤颤巍巍地递给赵秀兰。
"这个,给你。"
赵秀兰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对银手镯,旧的,但擦得亮亮的。
"你婆婆的婆婆传下来的。我本来想给小芳当嫁妆。现在先给你。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苦,该给你。"
赵秀兰捧着手镯,眼泪掉下来。
"妈……"
"别叫我妈。叫不出口就别叫了。"老太太闭上眼睛,"我累了。"
那次洪水过后,老太太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九九年春天,她走了。走得很安详,睡着走的。赵秀兰回屯里办了丧事,披麻戴孝,哭得昏天黑地。
"她到最后,还是没叫我一声闺女。"赵秀兰说。
"她心里认了。"我说,"手镯就是认了。"
赵秀兰把手镯戴在手腕上,那对旧银镯子在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
零零年,新千年。林场迎来了第一批游客。青龙山风景好,有人来爬山、看林海、拍日出。场里搞起了生态旅游,在山下建了接待站。
有人来塔上参观,赵秀兰就给他们讲防火知识,讲林场的变迁。她讲得绘声绘色,游客们听得津津有味。
"赵大姐,您这故事能上电视了。"有人开玩笑。
"上不上电视的,日子是自己的。"她笑着说。
零一年,小芳带了个男朋友回来。小伙子是省城人,在林业厅工作,斯斯文文的,戴眼镜。赵秀兰拉着人家问了半天,从家庭出身问到工资收入,问得小伙子满头大汗。
我打圆场:"人家小芳自己看中的,错不了。"
"你懂啥?当妈的不得把把关?"
最后赵秀兰还是满意了。小伙子老实,对小芳好,工作也稳定。
零二年,小芳结婚。婚礼在省城办的,我和赵秀兰去了。那是赵秀兰第一次穿新衣服,红的,小芳给她买的。她站在婚礼上,笑得合不拢嘴。
"我闺女嫁了。"她悄悄跟我说。
"你闺女有出息了。"
"嗯。有出息了。"
零三年,我四十三,赵秀兰四十九。我们在塔上守了二十一年。身体开始出毛病了。我的膝盖不行了,一到阴雨天就疼。赵秀兰的腰伤越来越重,有时候直不起身。
场里考虑到我们的年龄和身体,提出让我们退下来,换年轻人上去。
"想好了?"我问她。
"想好了。该退了。"
"舍不得吗?"
她看着塔,看着林子,看着远处起伏的山峦。
"舍不得。但时候到了。"
零三年秋天,我们正式从瞭望塔退了下来。场里在山下给分了两间砖房,带院子,能种菜。我们把东西一样一样搬下来,最后离开的是那张一米二的小铁床。
赵秀兰站在塔门口,摸着铁门上的锈迹。
"走了。"她说。
"走了。"
她回头看了一眼瞭望室,看了一眼窗台,看了一眼炉子的位置,看了一眼那张小床放过的地方。
"走了。"她又说了一遍,转身下了塔。
铁梯还是那么陡,她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往下走。我在后面跟着,看着她的背影。蓝布棉袄换成了灰布夹克,头发里多了白丝,但腰杆还是直的。
到了最后一级台阶,她停下来,回头看我。
"卫国。"
"嗯。"
"这辈子,值了。"
我走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
"值了。"
山风拂过,松涛阵阵。瞭望塔在身后高高矗立,像一座沉默的纪念碑。而我们,终于可以歇歇了。
零四年春天,我们在山下种了菜,养了鸡。日子慢下来了,慢得像林子里的溪水。赵秀兰的腰好了一点,每天在院子里忙活,种菜、喂鸡、晒被子。我劈柴、挑水、修篱笆。
小芳和女婿偶尔回来看我们,带着小外孙。小家伙两三岁,满院子跑,叫赵秀兰"姥姥",叫我"姥爷"。
赵秀兰抱着外孙,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
"姥爷,塔是什么?"小家伙问。
"塔呀……"我想了想,"塔是一个很高的房子,站在上面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能看到姥姥吗?"
"能看到。"
"能看到妈妈吗?"
"能看到。"
"那我也想去看塔。"
"等你长大了,姥爷带你去。"
零五年,林场建了防火纪念馆,把瞭望塔的故事写了进去。我和赵秀兰的照片挂在墙上,下面写着:"李卫国、赵秀兰,青龙山林场瞭望塔守塔人,坚守二十一年,零火情。"
赵秀兰看着照片,笑骂:"把我拍丑了。"
"不丑。好看。"
"油嘴滑舌。"
零六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我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赵秀兰在屋里缝棉袄。小收音机里放着二人转,咿咿呀呀的。
她忽然喊我:"卫国!"
"咋了?"
"过来。"
我进去,看见她手里拿着那张结婚证。八二年的,纸都黄了,边角磨毛了,但那个红戳还在。
"二十四年了。"她说。
"二十四年了。"
"还凑合?"
"凑合。"
她笑着打了我一下。
窗外,雪还在下。林场的冬天还是那么冷,风还是那么硬。但屋里有炉火,有饭香,有人的声音。
这就够了。
八二年在林场守瞭望塔,跟守寡女工搭伙轮班,夜里同睡一张小床。
那张小床,一米二宽,铺着两张狗皮褥子,放两个枕头。它承载了两个人的体温,三个人的笑声,二十一年的日升月落。
它很小,小到两个人得挤着睡。
它很大,大到装下了我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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