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他说：“我自己反省我的历史……犯了一次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宁都会议。”话说得很重，却不是为了自我否定，而是要说明一个军事干部怎样从片面的认识中走出来，又怎样在战争实践里校正自己的判断。
宁都会议发生在1932年10月上旬。那时，中央苏区正处于反“围剿”斗争的关键阶段。两个月前，红一方面军取得乐安、宜黄战役胜利，前线士气高涨，后方一些同志主张乘胜出击，攻城打援，争取更大的战果。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却看到了另一层风险。敌军兵力和部署尚未完全摸清，红军自身的装备、兵力也有限，贸然攻坚，很可能把主动权交出去。毛泽东当时坚持的，是在运动中寻找敌人的弱点，避免用红军不擅长的方式硬碰硬。
电报往返之后，双方意见仍未统一。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主力积极出击，前方指挥员则认为这一命令难以执行。于是，中央局决定在宁都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会议争论的表面，是打不打城市，深层却是如何认识中国革命战争。有人强调“进攻路线”，提出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毛泽东的谨慎部署，则被指责为“纯粹防御”“等待进攻”，甚至被说成消极作战。
关于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线指挥，争论更为激烈。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都认为他熟悉苏区情况，应当继续发挥作用。但支持临时中央决定的意见占了上风，毛泽东随后被调离前线，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也被撤销。
刘伯承当时列席会议。他从苏联回国不久，虽然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但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还缺乏完整认识。更重要的是，他那时容易从军事技术和战术得失出发判断问题，政治上的辨析还没有完全跟上。
宁都会议后，刘伯承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在瑞金报刊上撰文批评红军中的“游击主义”。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反映出他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认识不足。这个评价，并不是抹去他的贡献，而是准确指出了他当时思想上的局限。
战争很快给出了答案。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仍然依靠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取得胜利。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顾问李德把堡垒推进、阵地防御和正面作战等做法强行推广，红军逐渐陷入被动。
刘伯承在实践中越来越清楚地感到，照搬外国经验解决不了中国战场的问题。李德强调在敌人重兵压境时构筑堡垒、固守阵地，刘伯承却更看重部队机动和战场主动权。两人的分歧由军事意见发展到公开冲突。
一次争论中，李德责问他：“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刘伯承没有退让，直接指出：“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不久，他被调到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表面看，这是一次降职；从实际影响看，却让刘伯承远离了错误指挥的核心。部队接连失利，广大干部开始比较四次反“围剿”与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同，逐步认识到，问题不只是装备和兵力，更在于军事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战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期间，红军面临继续向湘西推进，还是转向贵州的重大选择。刘伯承支持根据敌情改变行动方向。遵义会议后，他重新担任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参与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重要行动。
在长征途中，刘伯承曾任中央红军先遣司令。1935年5月，部队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进入大凉山地区后，他与彝族首领小叶丹举行会盟，争取到部队通行的条件。这些经历说明，军事指挥不只是地图上的箭头，也包括对地理、民情和敌我力量的准确把握。
十二年后，刘伯承在党的七大上重新谈到宁都会议。他没有把错误推给环境，也没有用后来取得的战绩替自己辩护，只说那是“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这句话，正是他对那段历史最简洁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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