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10月的曼谷,空气里全是慌乱。拉玛四世得了疟疾,病情恶化得很快,宫里还没来得及把后事安排妥当,人就没了。灵柩前跪着的继承人朱拉隆功,只有十五岁。
那时的东南亚,地图正在被欧洲人重画。西边的缅甸已经整个并进英属印度,东边的越南被法国一口一口吃掉,湄南河口外面,英法的军舰来回游弋。曼谷的官员私下议论,这个国家撑不过十年。
这话不算危言耸听。一个少年,一个握兵的摄政王,一群各打算盘的贵族,对面是工业革命之后最凶悍的两套殖民机器。可四十二年后,1910年,朱拉隆功闭上眼睛时,暹罗还在,旗还是自己的。
中间那段路是怎么走出来的,值得拆开看。
要理解他的选择,得先看他父亲留下的摊子。拉玛四世在位时已经意识到,关上大门不是办法,于是主动和西方签约、开埠、允许传教士进入,还给孩子请了英国女教师教英文。那位女教师的回忆录后来被改编成歌舞剧,在西方流传很广。这套温和的开放,给朱拉隆功留下了两样东西:一份已经签下的条约包袱,和一个"必须懂对方在说什么"的习惯。
一、先不出手
按旧例,君主未成年,国政交重臣代管。昭帕耶·素里旺以摄政王身份总揽大权。这位老臣的算盘不难猜:把少年国王养在深宫,成年之后做个名义上的君主,实权留在自己手里。
朱拉隆功没有照这个剧本演。他提出,要出国看看。
这个请求在宫廷里近乎荒唐。国王离开都城,风险不可控,谁也不知道路上会出什么事。但素里旺点了头。
1871年前后,这位年轻君主带着不多的随从,走了新加坡、爪哇、印度三处。这三个地方当时都不是独立国家,分别握在英国人和荷兰人手里。他看的不是风景:新加坡的深水码头怎么管理、自由港的制度怎么转,爪哇的种植园经济怎么组织劳动力,印度次大陆上东印度公司怎样用税收和铁路,把一个古老社会拧进帝国体系。
这趟行程给了他两样东西。一样是恐惧——原来一个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和税源,可以被外人这样系统地接管;另一样是方法——想活下来,就得把自己变得和对手一样有效率。
1873年,他满二十岁,举行第二次加冕,把权柄收了回来。亲政之后推的第一件大事,不是建军,也不是修路,而是废奴。
二、从人身开始
当时暹罗的依附人口,占全国人口近三分之一。这些人不属于自己,属于领主,可以转让、可以继承,连同脚下的土地一起算作私产。这套制度维系了几百年,也把大量劳动力锁死在地方豪强手里。
1874年,朝廷颁令:1868年国王登基之后出生的人,满二十一岁自动成为自由民;全国范围内禁止买卖人口。
这条法令的妙处,在于它不碰已经在册的成年奴隶,也不直接宣布贵族犯法,而是从"新出生的人"下手。领主的人力池子从此只出不进,二十年后自然见底。老贵族想反对,却找不到一个能立刻掀桌子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