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变成了没有故乡的人

当我们离开故乡，去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生活，常常会以为，现在的生活与过去在故乡的生活是两条平行线。

事实上，故乡，或者说家庭的引力始终存在，很难真正挣脱。所谓的两条“平行线”，其实经常交汇。

✎文 | 忞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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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内蒙古的西瓜还很便宜，因为是沙漠瓜，一块钱就能买到一颗个头惊人的西瓜。在李颖迪的记忆里，那时的夏天似乎总有西瓜相伴。那一年，李颖迪的母亲带着还是孩子的她，从长沙坐火车一路北上，到了呼和浩特。

彼时，家里的日子并不宽裕。父亲卖油漆，做销售少不了应酬，每天晚上回家几乎都是一身酒气。一个夏夜，母亲已有九个月身孕，她知道父亲跑销售，想必又喝醉了，便带着李颖迪出门找人。

在西瓜车旁，李颖迪看到父亲摇摇晃晃地迎面走来，整个人已经喝蒙了。他忽然抓起地上的沙子往嘴里塞，含混地说了一句：“内蒙古的夏天下雪了。”

人的记忆有时并不听从意识的安排。那些以为早已远去的童年片段，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重新浮现，久久盘桓。2023年，这段记忆重新缠住了李颖迪。她不知如何面对，最终把它写了下来，成为她的首部自传体小说《空地》中的一部分——《内蒙古的夏天下雪了》。

| 《空地》 李颖迪 著 文汇出版社

李颖迪的成长始终伴随着迁徙。从湖南郴州的村子到长沙，从武汉到北京，从内蒙古到广西，她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过，却很难说自己的归属感在哪里。这种漂浮感，不仅来自家庭居所的几经变迁，也来自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活的碰撞，以及家人之间始终难以抵达的彼此。

在上一本书《逃走的人》里，李颖迪写下了一代年轻人的逃离。而在《空地》中，李颖迪将视角转向自己的故乡和家庭，回看那些也许我们终究无法逃离的东西。

写下《内蒙古的夏天下雪了》后，李颖迪开始有意识地增加回家的次数，并尝试用非虚构的方法——即“第三人”的、旁观的视角，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人。父母失落的婚姻关系，生于匮乏年代、靠种地获得安全感的奶奶，冲突和死亡，离散与丧失……她从亲人口中，得知了这些被深埋在心底的故事。

李颖迪也在思考，如何把个人记忆放进更大的时代背景中。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里，用类似“我们”的视角书写了法国一代人共同经历的时代变化。李颖迪也有意识地将90后一代的集体记忆放进书中，那些曾经熟悉的生活场景，属于一代人的童年。只是，当时间向前推移，曾经共同拥有的生活也渐渐变得无法抵达。或许，90后的千禧年梦核，是回不去的故乡。

| 李颖迪。（图/受访者提供）

以下是李颖迪的自述。

我的家庭一直处于迁徙状态。小时候，我总是被动地跟着爸妈走。他们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

母亲怀我的时候，人在广东省海丰县，原本她在那里做小学老师，但因为我的出生，她的事业进程被打断了。父亲当时在湘潭读书，母亲便跟着他去了湘潭，我也在那里出生。我的父母原本都来自湖南郴州底下两个相隔不远的村子。我两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沙。

后来，还有过许多次迁徙。母亲为了生妹妹，去过内蒙古；父亲做房地产生意，在全国各地奔波，我们也经常跟着他走，好几年的暑假我们都在广西度过。对一个小孩来说，每到一个地方，都意味着从熟悉的生活中被连根拔起，重新面对陌生的环境。

| 李颖迪母亲村子的角落（图/受访者提供）

而我断断续续生活了十几年的长沙，也在不断变化。

我读大学期间，小红书开始兴起，网红文化也随之涌入长沙。街上的店铺逐渐变成连锁店，一时间冒出许多网红餐饮店、零食店、玩具店。红色招牌、霓虹灯牌和各种各样的商品广告挤满街道，使街道变得千篇一律。与此同时，整个长沙都在发生变化。我记忆中的许多地方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新建筑和越来越多的商业空间。

由于一直处于流动与变化之中，久而久之，我变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不会说方言，无论是父母两边村子里的方言还是长沙话，都不会讲，只带着一点湖南口音。没有依靠，也没有根，很难说自己和某个地方建立过多么深厚的联系，更谈不上明确的归属感。

| 长沙黄兴步行街街头（图/受访者提供）

很多年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处理家庭带给我的压力。家庭对我来说太沉重了，父母之间的冲突和争执，常常让一个孩子无所适从。

但长大之后，情况又不一样了。游荡不再是被迫的，而是可以由自己决定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探索“我是谁”这件事。等到可以上大学了，我首先选择了去武汉读书，毕业后又到北京做记者。那段时间，我大约一年才回一次家，每次只待几天，其实仍然是在逃避。

因为做记者，我去了很多地方，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基本上都跑遍了。那是一种解放，我终于不再受人支配，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甚至今天还在东北，明天就可以去海南。生活重新有了掌控感，看见外面的世界原来如此辽阔，曾经压在身上的那些痛苦，似乎也随之变小了。

| 春节，回县城过年（图/受访者提供）

我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我相信，我离家越来越远了。”至少在很多年里，我都是这么认为的。当我们离开故乡，去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生活，常常会以为，现在的生活与过去在故乡的生活是两条平行线。

2024年的某一天，我正在和同事开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那个电话是隔壁家阿姨打来的。她告诉我，母亲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书。那一瞬间，我有些茫然，觉得这件事不真实，好像是另一个时空发生的事，我只是在观看，并没有身处其中。

| 《小伟》剧照（图/豆瓣）

后来到了长沙的湘雅医院，抢救区里十分嘈杂。一个穿着粉色棉袄的女人坐在轮椅上，捂着肚子，发出一种原始的叫声，持续不停。这样的急症病人还有很多。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找到了母亲。看到她坐在病床上，我突然意识到，母亲真的老了。

真正需要处理母亲生病的事情时，我发现自己还是会受到过去所有累积的情绪的影响。事实上，故乡，或者说家庭的引力始终存在，很难真正挣脱。所谓的两条“平行线”，其实经常交汇。

有段时间，母亲想和过去的家做个切割。她想修改我家微信群的备注，没想到改成了群名，从“一家人”改成了“原生家庭”。我后来会把这个细节当作玩笑和朋友分享。有关“原生家庭”的讨论已经太过泛滥，我也很少使用这个词，因为当一个词被说得太多了，有时反而变得不那么准确，和如今流行起来的“NPD”这类心理学名词一样，一个标签无法解释所有问题。

我的父亲有着很强烈的改变命运的动力。他是家族里第一个真正通过教育改变生活处境的人，考上了大专，后来又去长沙工作。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样的性格，父亲可能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没有他通过教育实现的命运转折，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但我和父亲之间始终存在一种错位。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不能否定他曾经为这个家庭做过的一切；也不能因为他承担过养家的责任，就忽略他给别人带来的伤害。

我母亲结婚后跟着父亲去了长沙，却始终没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后成了一名家庭主妇。而父亲也觉得家庭主妇没有价值，总是对她提出各种要求。由于长期困在家庭生活里，母亲逐渐失去了价值感，久而久之，便经常处于焦虑、紧张和不安之中。

| CCD滤镜下的长沙烈士公园（图/受访者提供）

回看父母的经历，就像《狂飙》一样，经历了飞速发展的二十年。

父亲做房地产生意时，我们家在长沙买了房。那时候，他们几乎带着一种狂热的劲头装修房子。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也许可以说当时他有点像“暴发户”，突然拥有了财富，整个人也随之膨胀起来，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家里摆满了红木家具，玄关还特意挖了一个小景观池，甚至挂着一座红木吊钟。它们并没有多少实际用途，更像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留下的一批“遗产”。

上一代人确实享受到了一定的时代红利，却容易把时代带来的机会，当成个人能力的证明。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有时不过是顺着时代的潮水往前走。父亲曾一度盲目自信，后来又盲目信任股市，把全家都带进了经济危机。我后来回家，和身边不少朋友聊天，发现他们的家庭也经历了这样的变化。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而是许多家庭都在经历的现实。

读其他文学作品时，我会发现，农村发生的事件，往往有着远超城市生活的烈度，各种死亡和冲突总在不断发生。

我父亲当时其实处在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毛细血管的位置，并不核心。父母那一代人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即便身处行业边缘，父亲还是能把我父母两边宗族的亲戚都拉进来，一起做房地产生意。这种事情放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已经很难想象了。有一段时间，父亲确实让这些亲戚赚到了钱，比他们留在村里种地能获得更多收入。

| 《大象席地而坐》剧照（图/豆瓣）

但房地产生意做到第三年，意外发生了。我们的一位亲人刷油漆时不幸去世。因为是至亲，这场意外带来的伤害变得更加复杂。母亲很长时间都陷在自责里，这件事不仅给整个家族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深刻影响了我父母的婚姻。

父母经历的时代变化太剧烈了。曾经面对过极端的贫穷，又赶上了经济的狂飙，到了今天，又一次变得紧张起来。生活像坐过山车，一下跌入低谷，一下又被抬高，随后再次坠落。我看到一则豆瓣评论这么写：“在这种骤然变化的际遇里，人是寒热不定的。”

工作时，无论选题本身是什么方向，我都会特别留意受访者的家庭关系。我遇到过一些非常典型，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家庭关系。它们往往有着更深、更隐秘的源头：祖辈经历过的苦痛，在他们身上投下阴影，继而影响父母一代的家庭关系，然后又以另一种方式遗留在下一代身上。

上一代人很难找到疏解痛苦们的途径，那些无法言说的东西，就这样一直淤积在身体里，代代传递。

| 《地久天长》剧照（图/豆瓣）

我的父母各自有着迥异的“家族性格”。

父亲这边的家族，整体上更加实用主义，也更加利己。就像我奶奶种地，始终相信投下一颗种子，就应该有所收获。在她和我父亲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是如此，背后有一套投资与回报的逻辑。

母亲的家族则更加利他。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她觉得与人交往，不应该看对方出身是否高贵，人与人之间理应平等。我的小姨是妇产科医生，舅舅是老师，他们从事的职业大多带有利他的性质，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彼此能够提供支持。

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文化，让父亲和母亲的价值观产生了严重冲突，又各有一部分遗留在我身上。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像是被两套不同的逻辑拉扯着，它们在身体里不断打架。

我无法直接和父亲沟通，只能从奶奶身上寻找答案。

我经常感到，奶奶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匮乏感。有天我跟她说，想采访她。我就跟着她去到长沙郊区的一块空地。她如今仍然很执着地种地，哪怕种地并不真的能产生多大的经济价值。她一边种菜，一边和我说起她的人生故事，我才第一次得知，她当年并不愿意嫁给爷爷，只是因为她自己的爷爷曾是地主，自己的家庭“成分不好”。再加上此后多年生活在贫穷和匮乏之中，这些经历也一点点沉淀成了她性格里的阴影。

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有一个概念，叫“阶层叛逃者”。她从一个小工人家庭走出来，最终成为知识分子。我的父亲身上也有类似的复杂处境：经历过长期匮乏的生活，每次提起还在工厂里劳作的姑姑，他的语气里都带着一种后怕。

| 李颖迪母亲的村子的一条河流（图/受访者提供）

而母亲的不安，也能在祖辈身上找到答案。我曾经和母亲回过她出生的村子，那是湖南郴州下面的一个小村子。也是在那里，她第一次向我讲起外婆自杀的细节。

我不太喜欢直接用“创伤”这个词，它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但创伤的确存在于我们的家族里。我的外婆从18岁开始生孩子，37岁时生下第五个孩子。生完孩子后，她走到河边，喝农药自杀了。我后来才意识到，外婆去世时，母亲只有18岁，这件事一定会成为一种巨大的痛苦，长久地留在母亲的身体里。

母亲的心脏手术成功后，还是常常焦虑自己的心跳太快。医生建议她去看精神科。母亲去看病时发现，很多老太太和她一样开治疗失眠、抗焦虑、抗抑郁的药。家庭生活的重负，似乎一直压在她们身上。

| 李颖迪外公生前在房子里留下了很多打油诗（图/受访者提供）

有的时候，我们这代人过于自我主义了，好像只有自己的痛苦最重要。个体的痛苦背后，是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共同作用。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突然觉得自己释然了。

我逐渐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有感受到足够的爱：可能母亲和父亲在各自的家族里，也没有真正感受过爱。当我向他们渴求这些东西时，可能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母亲在我9岁时生下了体弱的妹妹，此后倾注了大量的爱与关注。我曾经因此有过很多不满。但有一次，母亲说起我三四岁时的事情：我常常躲在衣柜里，有一次还把她的钥匙藏了起来。那是一段我自己没有印象的记忆，但从她的讲述里，我能感受到，母亲曾经也是爱着那个小小的我的。

这几年，我有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也经历过很好的感情。与此同时，我在不断地阅读和写作。从文学里，我逐渐获得了一种很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学可以容纳人的脆弱，也可以容纳那些负面的情感。我慢慢从外界学会了爱，再回头看自己的家庭，产生了不同的感受。所以我开始尝试通过实际行动改变现状，也通过写作重新理解我的亲人们。那些曾经困住我很久的、来自家庭的痛苦，终于得到了疏解。

做完这些之后，我觉得自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如果说父母经历的是狂飙的20年，那么90后的童年，恰好经历了互联网的兴起，也见证了商品经济从无到有、逐渐渗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千禧年的记忆，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集体经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比如长沙的贺龙摩天轮，从我家老房子的天台上就能看见。它像一台生锈的机器，静静地伫立在那里。还有一些时常在脑海中闪回的画面：朦胧的午后，阳光穿过蓝色的游泳池，还有空无一人的废弃的教室。

| （图/《蓝色大门》）

再比如肯德基，长沙第一家肯德基是在我读小学时开起来的，后来才陆续有了其他快餐店。以前，每次开家长会，我经常带着妹妹去肯德基的儿童乐园等妈妈，也会在那里写作业。还有小时候在网页上玩过的恐怖游戏，只要盯着一个房子看十秒钟，就会突然出现恐怖画面。这些零零碎碎的场景和事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童年记忆。

现在，大家好像集体陷入了一种怀旧情绪。我是从妹妹身上认识到这一点的。

去年我们去香港旅行，妹妹随身带了一台CCD相机，是她花200块钱买的。她说，这很有千禧年的感觉。她是2006年出生的，甚至没有真正经历过千禧年，却已经开始怀念那个年代。

在香港的一家商店里，我又碰到了重新发售的拓麻歌子。距离拓麻歌子最初流行已经过去了30年，我却在香港的一家商场里，再次看见了小时候的玩具。那一刻，我有一种时间突然重叠的感觉。它和记忆里几乎一模一样，黑白像素屏幕，只有三个按键，需要给小宠物喂饭、清理排泄物，还要陪它猜拳。

| 香港的商城里偶遇的拓麻歌子（图/受访者提供）

它确实带来了某种怀旧的满足感，但我在第一只小宠物飞到外星之后，已经没有耐心再养第二只了。人好像总想寻回过去的美梦，为过去赋予很多想象，但过去不一定真的那么美好。就比如说，以前连出租车都打不到，现在至少可以打网约车。

梦核的另一部分，则来自迁徙频率和活动范围的显著变化。

我奶奶那一代人，一辈子可能都生活在村子里。很多年过去，村落的格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我母亲也一直没有真正走出过她生长的那个村子，虽然很早以前就搬到了长沙，但直到现在，她还是会回县城，和以前的同学打麻将。

到了我们这一代，很难再看到什么人一直留在原来的地方。项飙提出的“悬浮”，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某种生活状态。我在书里有意识地写了很多物理空间上的穿梭：从北京回长沙，从长沙到香港，从大城市回到小城市，从城市回到县城，再从县城回到村子。移动、迁徙和流动，成了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 长沙湘江桥下的涂鸦（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们这一代人恰好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交错的地带。一方面，祖辈仍然留在村里，我们需要回去看望他们；另一方面，如果想要寻找更好的机会，又必须离开家乡，去往更大的城市。

我到北京工作已经快十年了。前段时间突然想到：北京会不会有一天成为我待过时间最长的城市，甚至超过长沙？想到这里，我竟然有点害怕。我不知道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是我爸妈的故乡，还是长沙？

书名《空地》，源自长沙老房子的楼顶天台。五个单元的楼顶连成一片，人们可以在那里跑步、遛狗、种菜。小时候，开空调是很奢侈的。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很多人家会搬到天台上睡觉。躺在那里，抬头就能看见星星，月亮也仿佛离自己很近。那片空地装着我的童年记忆，也装着我对时间流逝的伤感。

| 李颖迪母亲村子的角落（图/受访者提供）

如今，那间老房子已经被卖掉，我的童年经验也随着它一起被连根拔起。此生再也没有一个可以安放情感的场所，每每想到这里，还是会觉得伤心。

我无法怀念，只能怀旧。因为我想回去的，是过去的长沙，而不是现在的长沙。偶尔生出怀旧的念头，想回到所谓的故乡，回到从前，却发现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以供我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