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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系统梳理了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理论的五个演变阶段,以不同阶段所回应的核心科学问题为主线,分析韧性研究如何从生态系统稳定性拓展至人地相互作用、跨尺度反馈与可持续转型,并进一步讨论其与中国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互补关系,提出从作用机制、演变规律与空间组织三个层面深化复杂人地系统研究。
一、为什么需要重新认识社会—生态系统韧性?
人地关系及其演化规律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系统退化和多重风险交织,人类活动与自然过程之间的联系日益复杂,传统侧重要素构成、空间格局和相对稳定状态的研究,面临解释非线性反馈、跨尺度作用和深度不确定性的挑战。
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SES)韧性为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视角。
与强调系统受到扰动后恢复到原有状态不同,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更加关注系统如何吸收扰动、维持关键功能,以及通过调整、重组和转型应对变化。
本文以1960—2024年相关文献为主要检索范围,结合代表性理论成果、国际研究机构资料及学术交流,按照核心科学问题的变化,重新梳理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理论的发展脉络。
二、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理论经历了哪五个阶段?
作者将韧性理论的发展概括为五个相互交叠的阶段。各阶段并非线性替代,而是随着研究对象、现实问题和理论认识的变化不断拓展。
第一阶段:生态韧性概念的提出(20世纪60—80年代)
核心问题是:生态系统受到扰动后,是否一定恢复到原有状态?
1973年,Holling提出生态韧性概念,突破了将稳定性等同于恢复单一均衡状态的认识,开始关注系统吸收扰动、多重稳态、临界阈值与状态转换。
第二阶段:复杂适应系统拓展(20世纪80年代—20世纪末)
研究从系统能否恢复,转向系统如何在持续变化中调整和重组。
适应性循环、跨尺度适应性循环(Panarchy)和适应性管理等理论逐步发展,非线性反馈、自组织及不同尺度过程之间的联系成为重要研究内容。
第三阶段: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理论形成(20世纪90年代—21世纪最初10年)
研究对象由生态系统拓展至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社会—生态系统。
人类行为、社会学习、制度安排与资源治理不再被视为生态系统的外部因素,而成为影响系统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能力、转型能力和适应性治理等概念进一步发展。
第四阶段:情境依赖与跨尺度作用的多维拓展(21世纪10—20年代)
研究开始强调,韧性并非脱离情境的固定属性。
同一系统面对不同扰动可能表现出不同韧性,不同地域、尺度和主体的风险承担与适应能力也存在差异。研究因而更加关注空间联系、尺度错配、级联效应及社会公平。
第五阶段:面向可持续转型的理论与治理拓展(2020年以来)
研究由如何维持系统,进一步转向什么值得维持、什么需要改变,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转型。
这一阶段开始重新审视“韧性越强越好”的认识。某些不利的发展方式和制度安排也可能长期维持,形成“不可取的韧性”。因此,系统具有较强的维持能力,并不意味着其发展状态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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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论文表1: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理论演变的五个阶段、核心科学问题与关键理论进展
三、韧性理论与中国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有何联系?
论文指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研究与中国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具有不同的理论渊源和关注重点,但二者存在明显互补性。
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研究更关注扰动条件下的系统反馈、临界阈值、跨尺度作用、适应和转型,强调系统如何在变化与不确定性中演变。
中国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则形成了区域综合、地域分异、地域功能和空间优化等研究传统,重视不同自然与社会经济过程在特定地域中的组合及其空间组织规律。
作者认为,二者的结合有助于推动复杂人地系统研究从要素与过程综合,进一步走向相互作用与反馈机制研究;从识别空间差异,走向解释差异化演变路径;从既定目标下的空间优化,走向适应持续变化的空间组织。
四、如何从韧性理论走向复杂人地系统空间组织?
这是论文进一步讨论的重点。
作者提出,复杂人地系统研究可以从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深化。
1. 作用机制:从要素综合走向系统反馈
复杂人地系统不仅由自然、经济、社会等要素构成,其演变还取决于不同主体、过程及其相互作用。
研究需要进一步识别政府、企业、社区和家庭等主体的行为与互动,以及生态、经济、社会和治理过程之间的反馈关系。
2. 演变规律:从地域分异走向跨尺度动态
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功能结构、发展条件和空间联系,因此即使面对相同扰动,也可能形成不同的响应方式与演变路径。
人口流动、产业联系、基础设施和生态过程还可能使局地变化跨越地域边界,形成跨区域、跨尺度影响。
3. 空间组织:从格局优化走向适应性调整
作者特别区分了空间格局、空间结构与空间组织。
空间格局主要反映要素和功能的空间分布;空间结构体现其组合与相互关系;空间组织则更强调不同要素、地域功能及尺度之间的连接、依赖、互补和动态调整。
空间连接可能影响扰动传播,功能冗余可能影响关键功能的替代能力,而基础设施与长期土地利用形成的路径依赖,也可能限制系统调整和重组。
因此,即使两个地区具有相近的资源条件和功能规模,也可能因为空间组织方式不同,表现出不同的适应能力与演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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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国土空间治理有什么启示?
论文将这一认识进一步联系到主体功能区与国土空间优化。
传统空间优化主要关注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下的合理布局,而适应性空间组织还需要考虑:面对未来不确定性,哪些功能和空间关系应当长期维持,哪些结构需要保留调整空间,以及何时启动空间重组。
作者提出,在守住资源环境底线、维持关键地域功能的同时,应避免当前空间优化过早固化未来的发展路径。
由此,空间优化可以进一步将功能识别、空间组织诊断、方案优化、变化监测、适应调整与空间重组联系起来,形成面向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
六、结论
论文从核心科学问题的变化出发,梳理了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理论由扰动响应、系统重组、人地相互作用到跨尺度动态和可持续转型的发展过程。
作者认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与中国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对话,可以进一步深化复杂人地系统的作用机制、演变规律和空间组织研究。
空间组织不仅是长期人地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可能通过空间联系、功能依赖和结构锁定,影响系统未来的扰动响应、适应与转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属于理论综述与学术讨论,其提出的适应性空间组织认识及相关研究议题,仍有待结合不同地域和扰动情境开展进一步检验。
原文链接:https://link.cnki.net/urlid/11.1856.P.20261029.223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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