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东郊，八里桥。
联军统帅举起望远镜，看见的不是整齐的军阵，是桥口站着的一个人：身材高大的蒙古人，手里攥着一面黑色大旗，那是僧格林沁的令旗。桥这头，清军各路长官全盯着这面旗，等它指个方向。
英军兵分三路压上来。脚下的桥面在震。
清军死一千二百人，联军死了五个
打扫战场的时候，地上摆着两个数字：清军阵亡超过一千二百人，英法联军阵亡五人。
一边是五条命，一边是一千二百条命。同一天，同一座桥，账却是两头朝下砸的。
在巴黎，这笔账被当成了笑话。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提议给凯旋归来的孟托班将军五万法郎作为奖赏。话音刚落，议员们嘘声一片，脸上纷纷露出不屑：封孟托班为“八里桥伯爵”，又让他当上参议员，已经够意思了，没必要再给这么高的奖赏。那只是一场令人发笑的战争。
在东方，八里桥的败仗被写进了另一个账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影《火烧圆明园》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背景，片中清军骑兵在洋枪洋炮前溃败的场面，让几代中国观众记下了这份耻辱——影片是艺术加工，并非八里桥之战的影像记录，但那股耻辱感确实是从这段历史里长出来的。
同一座桥，欧洲人觉得可笑，中国人记了一百年。
守这道桥的，是大清最能打的王牌
八里桥位于北京郊区，始建于明朝，原名永通桥，因距通州八里而得名八里桥，和举世闻名的卢沟桥一样，是拱卫京城的要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第二次攻破大沽，继而又占领天津，兵锋直指帝都北京。守在这里的，是咸丰皇帝的王牌：蒙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
他在道光朝并没有打过什么仗，四十多岁才首次上战场。太平天国北伐军突破临洺关、进入河北那年，京城岌岌可危，咸丰派他出战，临行前特赐讷库尼素光刀——当年清太祖就是配着这把宝刀统一女真各部的。
他没让人失望。太平军名将林凤祥、李开芳被打败，北伐军被剿灭。第一次大沽之战后天津失守，签订条约方退；咸丰派他去整顿大沽炮台，苦心经营，恢复了元气。不久后的第二次大沽之战，清军竟然取胜，联军被击伤击沉十三艘军舰，死伤数百人。可随后的第三战，联军改从北塘登陆，包抄大沽炮台后路，大沽腹背受敌。
咸丰生怕失去他，特地下旨：“惟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于炮台，切要切要！”
打不过就跑，别跟洋人拼命。话里是藏不住的疼惜。
打法和脾气之外，还有一份家底。麾下最能打的部队是蒙古铁骑，从哲里木盟、乌木达盟、察哈尔调来的蒙古骑兵，还有从吉林、黑龙江调来的马队，武器主要是弓箭、马刀，人数在一万人左右；剩下一万多步兵，用的是鸟枪、抬枪、大刀、长矛等。
一边是弓和马刀，一边是火枪和火炮。这两万上下的人押在京城的门口，对面来的是已经见过硬仗的洋人。
旗立着，人却已经散了
八里桥是京城最后一道屏障，关乎社稷存亡。僧格林沁知道胜算渺茫，依然照会英国公使，明说马步官兵勇气未消，仍能拼死一战。
九月十八日中午，英法联军步步紧逼，僧格林沁下令开枪还击，之后调集骑兵从左右两路包抄，想与洋人肉搏。密集的步枪围攻之下，骑兵纷纷落马倒地；不少马匹受惊回跑，反而冲乱了清军队列，最终溃败。
九月二十一日，英军逼近八里桥，兵分三路。望远镜里，桥口那个举旗的蒙古人一动不动。令旗一挥，蒙古铁骑向联军右侧猛冲，弓箭马刀，喊杀声震天——此时此刻，他们也就只剩下勇气能用了。
那面旗一直立着。所有人都在看那面旗，旗一倒，人也就散了。
一千二百人换五个人，这笔账该记在谁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