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学者圆桌   一场跨国界、跨学科的“高能对话”带来哪些启示？

从地缘热战此起彼伏到大国关系深度调整；

从全球经贸、产供链格局加速重组到能源版图悄然改写；

从人工智能引爆技术革命，到算法与新媒体重塑信息传播和人类认知……

新旧秩序加速转换之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如何认识并定义这场“大变局”？2026年会否成为关键节点？人类怎样应变求变？

11月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解放日报社联合主办的“大变局—2026全球秩序深度重构与未来走向”学术交流在沪举行。

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法国的多位专家学者，展开一场跨越国家、学科与视角的“高能对话”，试图穿透纷繁表象，直抵“大变局”核心，梳理脉络、辨识趋势、厘清变量，并探寻和平、稳定与合作的可能。

“大变局”：面临“长转型”？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荣誉讲席教授、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可能正在进入多极化进程的新阶段，现代主权国家日益成为推动世界前行的基础，大国影响力、参与度和互动不断增强，但责任感与自律也必须同步加强；中小国家则变得更加活跃。

多极化力量有着更大的制衡作用，特别是主张和平、不选边、独立自主立场的全球南方国家将会进一步活跃于国际舞台。

从“长和平”（Long Peace）这一概念出发，或许也可以将“大变局”理解为一场“长转型”（Long Transformation），可能持续10年甚至更久，经历一代人、两代人，因为冷战和平结束使得利益与力量的政治边界处于较模糊状态，而且俄乌冲突延宕、欧洲安全稳定格局无法一蹴而就。

面对这一转型，应继承历史宝贵遗产，包括主权观念、大国协调传统，以及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有益机制，让世界在变化中有所依托。

伊万·萨弗兰丘克（俄罗斯外交部直属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欧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要理解这一“大变局”，首先要认识到当今世界在物质和经济层面紧密联系、相互依赖，但思想观念却日益多元化。

思想多样性增加了大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但物质上的紧密联系又有助于避免爆发全面战争。

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全球多极化趋势，它主要依托两大支柱：主要大国之间的根本性平等关系；不同意识形态或发展模式并存，并无公认的唯一最优方案。

但客观上，大国对小国仍保有胁迫能力，小国却不会因自身体量弱小而放弃诉求、沉默退让，仍希望参与全球治理、分享发展成果，这就形成了多元诉求并存但又不对称的多极化。

总体来看，全球失序状态还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国竞争不会快速消退，搭建区域秩序以对冲全球失序也无法一蹴而就。

大国关系：处于转型期？

詹妮弗·卡瓦纳吉（美国智库“防务优先”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兼军事分析主任）：

正如全球秩序一样，当前大国关系也处在转型期，未来一段时间仍会保持紧张和对抗。

中美提出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于转型期的大国关系而言非常重要，美国、中国、俄罗斯三方可就此继续展开对话。

不过，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需要制度化才能行稳致远。

大国还需要寻找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防止核扩散、管控人工智能（AI）风险等或是大国较易展开合作的领域。

冷战结束以后形成的美国霸权已经终结，但新的力量平衡和秩序架构尚未形成，未来世界秩序以及大国关系走向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但未来秩序不可能由大国自行决定，并将这一架构强加于其他国家。

2026年未必是一个转折点或分水岭，但可以为未来秩序的形成奠定基石。

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如何看待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这并不意味着中美结构性矛盾消除，美国国内对这一关系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元首共识在该国行政执行层面容易出现偏差，政党轮替也会带来政策变动，同时外部不稳定变量依然突出。

尽管挑战重重，但仍应尽力维护双边稳定，因为稳定契合双方根本利益。

建议保持元首层面、工作层面的持续对话沟通，确保敏感领域沟通和突发事件通报不因政党轮替中断；夯实经贸这一中美关系基石；双方应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中美可在第三方展开合作，确保地区稳定。

四新之变：能源·通道·技术·媒体

曹红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全球格局围绕新通道、新能源、新技术也在经历深度重构。

新通道方面，全球贸易与供应链重组，加速亚欧大陆桥通道、北极航道的建设，使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传统航线受到挑战。

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冲击全球公共通道安全，改写全球地缘经济版图。

新能源方面，美欧出台新规则试图左右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可能构成新的壁垒。全球新能源竞争可能由成本比拼转向碳合规、供应链合规与本土化的综合竞争。

新技术方面，人工智能（AI）快速发展，可能固化全球产业分工、阻碍后发国家工业化；大国博弈加剧，使得AI治理转向碎片化、阵营化的风险上升。

李新碗（上海交通大学智库中心主任、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

百年信息技术演进历经电子学、互联网、智能化等多个阶段。

AI可能催生超越具身智能的“意象智能”，引发人类演化路径的根本性变化。技术能否赋能国家，关键并不只在创新本身，而在于技术扩散的成效。

而教育是最经典的技术扩散手段，破局关键在于推动教育的深层次、系统化、前瞻性变革。

汤景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聘教授）：

从传播角度看，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出现所谓“计算宣传”现象。

“计算宣传”是以AI与大数据为基础，通过精准把握受众心态与意识形态光谱，进行大规模、自动化、精准分发的新型宣传行为。

AI数据“投毒”风险值得高度关注，它已广泛应用于多国热点冲突，深刻扰动国际认知与决策。

王列辉（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全球通道体系正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重构，关键咽喉航道易受事故、极端天气、通道武器化冲击，一旦中断将带来巨大贸易损失。

中国已搭建多层级多通道布局，但与有效替代能力之间仍存差距。

中国的通道建设重心应当转向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这也是为全球运输体系提供公共产品。

世界秩序：正反两种走向？

相蓝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讲席教授、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院荣休教授、华盛顿史汀生中心杰出研究员）：

未来几十年，再出现一个能够主导世界的单一霸权国家，可能性很低，更可能走向“多中心”（Polycentric）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多极化（Multipolarity）。

多极化主要描述国家之间的实力分布状态，并未显示能否带来和平；

“多中心”则意味着不同地区或国家形成相对平等的中心，通过精心设计的平衡机制来创造和平条件，而不是让各国凭借实力各行其是。

王南森（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中心主任）：

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已积累广泛的不满，但尚不能推定多极化就会带来更美好的世界。

“大变局”既可能孕育更加平等公正的国际秩序，也有可能滑向阵营撕裂。

人类远远没有做好应对“大变局”的充分准备。这既源于现有秩序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惰性，也源于多数国家更关注内部议程，以致集体行动能力不足。

中国应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而可持续的全球秩序根基在于各国自立自强、平等相处。

拉斐尔·奥克勒（法国旺代天主教大学研究员）：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已不再适用于当今世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和架构。

但问题在于，当人们仍然习惯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思维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建立新的架构？

新的世界秩序仍然未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应采用政治路径，而非意识形态路径，这样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面对时间长河与宏大变局，一天的思想碰撞或许只是一声微响，但是这场深度互动留下了多元声音和真知灼见，相信会带给人们不一样的启示。

借用美国学者詹妮弗的比喻，希望这场学术交流可以为人类追求更美好的世界铺下智慧和希望的“基石”。

（附：学者观点摘要根据议题整理，排名不分先后。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原标题：《“大变局”•学者圆桌 一场跨国界、跨学科的“高能对话”带来哪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