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赞比亚一所学校门口,王国军的儿子举着成绩单跑向父亲。纸上那个醒目的第一名,让这个江西男人高兴,也让他停下来想了很久:孩子熟悉的课堂、语言和伙伴都在赞比亚,自己出生的地方,反倒成了他们只在故事里听过的远方。
一个家庭落在哪里,不全由房子决定。孩子每天走进哪所学校,放学后和谁玩,遇到事情先用什么语言表达,这些琐碎日常,往往比一纸规划更能说明问题。王国军不愿回国,听上去像是一个坚定的选择,背后却有许多现实的牵引。
他的故事,得从江西乐平说起。1978年,王国军出生在一个农家,家中兄弟姐妹七人,还有老人,十几口人挤在一起。父母靠种地维持生计,家里最要紧的事,是让每个人有饭吃。
读书并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家里供不起,他小学还没有读完,就离开学校回家干活。种地、做家务、喂牲口,都是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日子。同龄人背着书包从身边经过,他也羡慕过,但羡慕不能换来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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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时,他去了煤矿。井下不见天光,劳动时间长,身上沾满煤灰。那时他不懂什么劳动保障,只觉得有活做、有钱拿,就比留在家里强。干了几个月,等来的却是老板离开、工资没有着落。
这次遭遇给他的教训很直接。没有本事,连辛苦换来的工钱都未必能保住。后来,他跟着哥哥进工地,从搬砖和泥做起,慢慢学会砌砖、抹灰,成为一名靠手艺吃饭的瓦工。
手艺让他有了更多选择。他跟着工程队四处做工,后来到了浙江。那里工地多,他从普通工人干到小班长,手下有了工友。22岁那年,他带着几个老乡组起施工队,自己接活,成了包工头。
这不是一夜翻身。接工程要找活,工人要吃饭,工期和质量都得盯紧。只是相比在煤矿里等着别人发工资,他终于能靠自己掌握一点主动。生活有了起色,婚姻却没能稳下来。
他在浙江打工时,认识了同村姑娘。两人相识不久便结婚,婚后才逐渐发现性格和观念不合,双方家庭也有摩擦。争吵积累起来,最终走到离婚。2012年夏天,这段婚姻结束时,他的施工队也碰上活少的困境。
人生转弯,常常不等人把前因后果想明白。那年,他听老乡说赞比亚有工程,缺少工人,收入也比国内高。对一个刚经历婚姻变故、事业又不顺的人来说,这个消息像一条陌生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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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办好护照和签证,带着行李登上飞机。第一次出国,落地时眼前的一切都不熟悉。街上的人、说的话、生活习惯,和他从前的经验都对不上。好在他有瓦工手艺,很快进入一支华人施工队,继续在工地做事。
赞比亚位于非洲中南部。王国军后来提到,那里气候并没有他出发前想得那么难熬,但语言不通确实让生活变得孤单。工作结束回到住处,周围没有熟悉的亲友,想找人说几句话也不容易。
工资比国内高一些,并不意味着日子轻松。工地上的活依旧辛苦,陌生环境带来的隔膜也需要时间适应。休息时,他会到附近小店买酒。正是在那里,他认识了丽莎。
丽莎1988年出生,比王国军小10岁。她来自当地农村,家境不宽裕,受教育时间不长。18岁时,她在父母安排下结婚,后来生下一名女儿。丈夫对婚姻不忠,两人最终分开,她带着女儿独自生活。
离婚后的丽莎在小店做售货员,收入不高,却是母女俩稳定的依靠。她和王国军初次相识时,两人说不上多少话。一个英语不熟,一个也听不懂中国话,最初能传递的,不过是几句简单问候和友善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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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语言不通没能挡住两个人继续见面。王国军休息时常去那家店,渐渐开始期待碰见丽莎。他用零碎学来的英语问她:“一起看电影吗?”丽莎答应了。
那场电影,他们没能聊出多少完整句子,沟通还得靠简单单词和翻译工具。但相处并不总靠语言。两个人都经历过婚姻挫折,也都要承担家庭责任,这些相似之处,反而让他们更容易理解彼此。
王国军知道丽莎有女儿,也明确表示愿意接纳孩子。对一个独自抚养女儿的母亲来说,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是否能把承诺落到日常里,关系到孩子的生活,也关系到她能不能再次相信一段婚姻。
2014年夏天,两人在赞比亚举行婚礼。婚礼并不铺张,但亲友到场,场面热闹。王国军给岳母一笔折合人民币约5万元的礼金。按当地家庭的经济状况,这不是小数目,也让女方家人感到他对婚事认真。
这段婚姻让王国军的生活有了新的重心,却没有让谋生的难题消失。他和丽莎成家后,家里渐渐有了几个孩子,开销随之增加。一个家庭要维持下去,不能只靠感情,还得有稳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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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他曾从国内购入游戏机,运到赞比亚经营。当地这类设备不多,刚开始生意不错,机器有时一天能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他一度认为,终于找到了比工地更轻松的路。
然而设备坏了,麻烦就来了。当地维修力量和配件供应都有限,一台机器出了故障,可能要等很久,甚至无法修复。前期收入看着热闹,后续损耗却不断增加。算完账,真正留下的钱并没有想象中多。
做生意这件事,让他再次认识到,收入高低不能只看进账,还得算维护、运输和经营成本。游戏机生意没有带来稳定保障,他便回到熟悉的工程行业,进入华人企业负责协调工作,在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之间沟通。
这份工作用得上他的工地经验,也需要他逐渐补上语言能力的短板。他不再只是砌砖的人,而要理解施工安排、解释要求、处理现场误会。做得久了,他在当地华人圈积累起一些人脉,收入也比单纯做体力活时好一些。
家里的变化同样明显。丽莎和他有了孩子,加上丽莎此前的女儿,家中孩子渐多。王国军曾把几个孩子带回中国办理相关户籍手续,希望他们保留与父亲故乡的联系。对他来说,这既是身份安排,也是给孩子留一条将来可以选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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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他尝试自己承接工程,成立建筑公司,主要使用当地工人。看上去像是从受雇者走到经营者,真正做起来却不轻松。工人的工作节奏、施工标准和沟通方式各不相同,材料采购、质量检查、工期安排都得自己操心。
当地工人并非不能做好工程,难处在于管理方式不能照搬国内工地的老办法。工作要求要说清楚,进度要反复确认,质量问题也得及时处理。王国军既要对客户负责,又要考虑工人的实际情况,夹在中间并不轻松。
他接过小型住宅工程,也做过规模更大的项目。活干得多,熟人和口碑慢慢增加,但工程利润并没有外界想得那么丰厚。人工、材料、运输和日常支出一项项扣下来,账面上的工程款并不等于最后能留下的钱。
疫情到来后,建筑行业受到了冲击。项目停滞,工人不敢聚集,开工安排变得困难。工程公司最怕的不是忙,而是活干不了、支出还在继续。工资、家庭开销和项目周转,都在等着现金支撑。
他那时不得不重新算账。继续硬撑,可能把多年积蓄一并压进去;收缩业务,至少还能保住家庭生活。于是,他不再扩张,处理完手上的工程后,转而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后来,他进入物流公司负责业务和协调。有人会把重新受雇看作退步,可对有妻儿要照顾的人来说,稳定收入本身就是重要的经营结果。年轻时他在煤矿遇到欠薪,后来做老板又经历资金压力,这些事让他比旁人更清楚,面子填不上家里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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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少回中国。距离远,机票开销不低,如今又不是一个人出行,带着妻儿往返,费用更大。思念父母当然存在,但现实生活里的每一笔支出,都要和孩子的学费、家庭日常放在一起考虑。
他在赞比亚有了自己的房子。院子里是红土,屋子有围墙,孩子在里面跑来跑去。房子不一定代表财富,却把他这些年工作和生活的重心留在了当地。日复一日,住所就成了生活的中心。
2023年2月,丽莎又生下一名女儿。由于手续和时间安排等原因,这个孩子没有像前几个孩子那样办理中国户籍,而是按当地情况办理身份手续。几个孩子的身份安排并不完全一样,他们未来可能有不同的选择。
这件事也让王国军面对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孩子长大后,究竟把哪里当作自己的故乡?他能讲江西的亲人、小时候的农活和煤矿生活,却无法把那些经历直接变成孩子的童年。孩子们熟悉的是赞比亚的学校和同伴,父亲的故乡需要通过讲述才能进入他们的生活。
成绩单上的第一名,因此不只是一次考试结果。它说明儿子已经适应当地学校,也说明父亲的生活轨迹正在变成孩子的成长环境。孩子用英语和同学交谈,日常生活围绕赞比亚展开,突然把全家迁回中国,学习和生活都要重新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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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军并非没有想过回国。他考虑过自己的学历,也想过手艺和工作机会。离开国内多年后,再带着一家人重新开始,住房、工作、孩子教育都要重新安排。留在赞比亚也有困难,医疗资源有限,生活条件并非处处便利,但他熟悉这里的环境,也有相对稳定的工作。
这不是简单比较哪个国家更好,而是比较一家人眼下能够承受什么。回去意味着重新找落脚点,留下则意味着继续面对当地的限制。对王国军来说,能让孩子按部就班读书,能有收入支付日常开销,已经是很现实的考量。
他的生活并没有传说中的传奇色彩。开公司没能一举致富,做游戏机也没能从此轻松,跨国婚姻同样不是一段只靠新鲜感维系的故事。真正支撑他们过日子的,是工作、账单、孩子和一件件要处理的家务事。
外界有时会把“远赴非洲”说得像一次豪赌,仿佛一个人只要跨出国门,就能迅速改变命运。王国军的经历恰好说明,换了地方,谋生的难题并不会自动消失。煤矿会欠薪,生意会亏损,工程会停摆,换一份工作也得从头适应。
他走过的路,更多是一次次根据现实调整。煤矿干不下去,就学瓦工;国内活少,就去赞比亚;经营设备遇到维修难题,就回到工程行业;公司承受不了风险,就转去物流公司。所谓选择,并非每次都从容,常常是看清损失后,尽早换一条还能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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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语言也在悄悄变化。孩子们会用英语和本地语言交流,妻子有自己的亲友和生活圈,王国军也开始自然地说“我们这边”。这句话并不代表他忘了江西,而是说明赞比亚已不再只是工作的地点,那里有他的家人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
故乡与居住地,未必只能选一个。王国军惦记父母,也希望孩子知道父亲从哪里来;与此同时,他也要承认孩子的生活根基已经在当地。对他们一家而言,回国探亲是一回事,把全家迁回去则是另一回事。
至于未来,王国军没有给孩子规定一条必须遵循的路。他希望他们多学几种语言,知道江西老家是什么样,也能在自己长大后决定去哪里生活。这样的打算并不宏大,却比替孩子提前设想一生更实际。
在赞比亚的生活继续向前。白天,他处理工作上的调度和沟通;回家后,孩子们围着他讲学校里的事,丽莎照看一家人的生活。屋外的红土院子留着孩子奔跑的脚印,餐桌上的话题则随着他们各自的语言来回切换。
对王国军来说,坚决留在赞比亚并非对故乡作出否定,也不是认定异国生活没有缺憾。他只是清楚,在眼下这个家庭里,孩子的学校、自己的工作和妻子的生活都连在这里。回国的念头还在,生活的重心却早已落在这片红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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