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的一个夜里，惠州城区那条新街上起了北风，酒吧的玻璃门被风顶得一下一下往里动，靠窗三张桌上的酒还满着，门口进来十三个后生。
“打烊了。”乔巴从吧台后头出来，左手小指上那枚素圈转得很快。这间酒吧是他上个月顶下来的，二十张桌，六个卡座。
“才十一点。”领头的把外套往卡座上一扔，“北边佬开的场子，十一点就打烊。”
“卡座有低消，一位五十。”
“低消。”领头的笑了一下，抬脚把最近那张桌的桌腿一蹬。
桌子翻了，四个杯子全碎了，酒泼在砖地上。旁边一桌的人站起来往门口走。
“坐下。”领头的抬手一拦，“不关你们事。”
“我们结过钱了。”
“坐着，喝完了再走。”领头的把那人按回沙发里，“今晚谁也不许走，看着。”
那两个人又坐回去，手放在膝盖上。
“乔老板。”领头的走到吧台前，抬手把台面上的一排杯子推下去三个。
杯子在砖地上碎开。乔巴站着没动。
“蹲下。”领头的抓着他后领往下按。
乔巴跪在地上，膝盖压进玻璃碴里，一片扎进去，他没出声，把玻璃一片一片捏起来放进手心。手心里攥住七片，指头一合，碴子硌进肉里，他把手背翻过来看了看，又攥紧了。
“抬头。”
乔巴抬头。
“我让你抬头你就抬头。”领头的蹲下来，凑近看了一眼，“你这个人倒是听话。”
他站起来，抬脚把第三张桌也蹬翻了，桌上的酒瓶滚到吧台底下。
“十二张了。”乔巴说。
“什么。”
“这七晚，你们掀了我十二张桌。”
“记性不错。”领头的把外套从卡座上拿起来抖了抖，“下回带个本子，掀一张记一张。”
乔巴低下头，把手心的碎玻璃倒进吧台边的桶里。
门外又进来一个人，四十来岁，黑夹克，头发往后抹得平，脚跟先落地。
“昌哥。”后生们让开一条道。
阿飞昌没坐，走到吧台前，把台面上那本点唱簿拿起来，翻到最末一页，用食指在上头弹了两下。
“北边佬开的场子，酒都不对路，还谈什么生意？”
加代坐在靠里的卡座上，面前一杯白水，没动。
“昌哥。”乔巴从地上站起来，膝盖那儿的裤腿洇出一小块深色，“这个月的场钱，我前天给过三千。”
“三千是一个月的。”阿飞昌把簿子按在吧台上，“下个月起五千。”
“五千。”
“我这儿二十三个人要吃饭，今晚来一半。”阿飞昌说，“三家歌厅一间酒吧，酒水都走我的线。你这儿进什么货我定，卖什么价我定，场钱五千，一月一交。”
“我的酒是从广州进的。”
“广州。”阿飞昌笑了一下，“广州的货运到惠州，路上过几道手，你自己心里明白。”
他走到唱机边上，把盖子掀开，抽出里头那张碟，两只手一掰，碟断成两半。
“碟也换换。”他把两半碟扔在地上，“你们场子的歌，我听不懂。”
加代把手里的杯子放下，杯底在桌上落了一声。
“加老板。”阿飞昌转过身，看着卡座那边，“你在惠州还有别的买卖没有。”
“没有。”
“那好。”阿飞昌说，“下个月一号，我来收五千。”
他带着人出去，玻璃门被风顶回来，撞在门框上。
“刚才为什么不动。”乔巴把簸箕拿出来，蹲下去扫。
“那两桌人还坐着。”加代朝里头的卡座抬了抬下巴。
两桌人正低着头往门口走，桌上的酒没喝完。
“在这儿砸一场，明天惠州就传遍了。”加代说，“客人不来，你的酒卖给谁。”
“我明白。”乔巴把碎玻璃倒进冰桶。
“七晚，十二张桌。”乔巴直起腰，“一张桌连酒带座，一晚三百到五百。酒水钱我贴了一万一千多。”
“一晚一晚说。”
“头一晚掀一张，第二晚一张，第三晚两张。”乔巴把簸箕靠在吧台边上，“第四晚一张，第五晚两张，第六晚两张，今晚三张。”
“报过没有。”
“报了两回。”乔巴说，“管片的来了，站在门口看了看，说没打出伤，让我自己看着办。”
“看场的几个。”
“两个。一个老黄，六十了，一个刚从乡下来的后生。”乔巴把桶挪到墙角，“昌哥的人一进门，老黄把我往吧台后头推。”
“他倒明白。”
“明白有什么用。”乔巴说，“老黄一个月四百，后生三百五。”
“两个服务员今天跟我请假。”乔巴把簸箕放回吧台底下，“一个说家里有事，一个说要回乡下。”
“留得住吗。”
“留不住。昌哥的人放过话，谁在我这儿干，就别想在惠州别的场子干。”
“酒水什么价。”
“本地生啤八块一瓶，进价四块二。”乔巴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单子，“卡座低消五十，一个卡座一晚卖三百到五百。洋酒我从广州进，一瓶一百六，卖三百二。”
“昌哥让你走他的线。”
“他的水货洋酒批一百二，让我卖二百四。”乔巴把单子按回抽屉，“我不接。他那酒从香港过来，一路换过手，瓶上的标都不齐。”
“你贴了多少。”
“一万一千多。”乔巴说，“七晚的酒水钱，全是我垫的。再撑七晚，我就得把这台唱机卖了。”
“膝盖。”
“见了点红。”乔巴把裤腿放下来，“挑出来三片。”
“去诊所。”
“先把门口那盏灯换了吧。”乔巴把抹布往吧台上一搭，“七晚没人点歌了，簿子最末一页停在七天前。”
吧台上的电话响了，乔巴接起来，听了两句，嗯了两声。
“谁。”加代问。
“做五金的老主顾。”乔巴把话筒搁回去，“他说这个月的包场先不订了，等风头过去再说。”
“第几个。”
“第四个。”乔巴在簿子边上按了按，“前三个也是这么说的。”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张卡，压在簿子边上又抽回去。那是上个月退的那张，卡上的名字让人用笔划了一道。
“昌哥手下多少人。”加代问。
“二十三个。”乔巴说，“三家歌厅，一家一个月三千场钱，加上我这儿三千，一万二。他靠这个养人。”
“酒从哪儿走。”
“老莫的仓。”乔巴说，“老莫在惠州做酒水十几年，昌哥的水货都是他的车拉。”
“仓在哪儿。”加代问。
“东江边，两间冷库改的。”乔巴说，“白天不开门，夜里进车。”
“车几台。”
“四台。昌哥要货一个电话，第二天一早到。”
“老莫我认得。”
“认得就好办。”乔巴抬起头。
“好不好办，明天再说。”加代站起来，“下午我去一趟。”
“去哪儿。”
“他歌厅。”
下午三点，惠州城区另一条街上，阿飞昌的歌厅没开门，卷闸门拉起一半，里头有人在擦地。
加代带了两个人，从卷闸门下头进去。
“加老板。”阿飞昌坐在一张卡座里，面前一壶茶，“稀客。”
“五千我出不起。”加代在他对面坐下。
“出不起就涨价。”阿飞昌给他倒了一杯茶，“加老板，你在北边怎么做我不管，惠州有惠州的规矩。”
“什么规矩。”
“场子开在谁的地上，酒就走谁的路子。”阿飞昌把茶杯推过去，“五千，酒水走我的线，另外两个卡座腾出来，我的人在那儿卖酒。”
“腾卡座。”
“腾两个。”阿飞昌喝了一口茶，“你那个乔老板，笑眯眯的，会说话，就是不懂这边的生意。”
“他懂。”
“懂就不会七晚让人掀桌。”阿飞昌把杯子放下，“加老板，我劝你一句。这条街明年还要开四家，你做不下去，我接着做。”
“加老板，你这几年的事，我打听过。”阿飞昌把茶壶盖扣回去，“做过水货的人，不会跟我较真。”
“做过。”
“那就别较真。”阿飞昌说，“较真没好处的。”
“你做不下去那天，也有人跟你说这句。”
“我做不下去。”阿飞昌笑了，笑得眼睛都挤起来，“加老板，惠州的水货酒一年走多少，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对了。”阿飞昌把茶壶盖揭开，看了看里头的茶叶，“我劝你别在这儿较真。你那个场子，一个月能挣多少，我心里有数。”
“有多少。”
“撑死了两万。”阿飞昌说，“为两万，跟我较真，不值。”
“值不值，我兄弟说了算。”加代站起来。
阿飞昌没接话，抬手朝门口一指。
回酒吧是傍晚，门还没开，乔巴在吧台后头擦杯子，膝盖那儿隔一会儿就要直一下。
加代绕到吧台后头，把那本点唱簿拿起来，翻开。
吧台后那本点唱簿摊在最末一页，页角让酒浸得发皱，最新一行的日期停在七天前。
“这张桌腿断了。”乔巴把靠墙那张桌往楼梯口那边挪。
“先放楼上。”加代踩在凳子上，把卡座上头那只闪个不停的灯泡拧下来，“老莫那边打过电话没有。”
“打了。”乔巴把桌子靠在墙边，“昌哥的水货洋酒，一个月从他仓里走两百箱。”
“两百箱。”加代把新灯泡拧上去，灯亮了一下，“对半赚。”
“断他五天。”
“五天他三家歌厅一块儿空。”乔巴把冰桶里的水倒掉，“老莫肯吗。”
“肯不肯，我去说。”加代从凳子上下来，“他不肯，就让他自己看着仓里空五天。”
“他那二十三个人靠什么吃饭。”
“靠场钱。”乔巴说。
“场钱按月收，收钱那天人一定露面。”加代坐进吧台里侧的高凳，把杯子一个个摆正，“你先把门口那盏灯修好。”
“修灯做什么。”
“有人来收钱那晚，客人要进门。”
“这碟也换了。”乔巴把唱机盖子擦了一遍，那台机器四千二。
初一下午四点，加代带着十二个人到了阿飞昌歌厅那条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