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北京,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站在亚运工程誓师会场,面对来自各施工单位的负责人,语气并不复杂:“场馆按期完工,质量不能打折;如果误了亚运,我就从京广大厦跳下去。”
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它听起来硬,却不是为了制造声势。当时的北京,距离举办一届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还有不少现实差距。体育场馆分散,城市道路拥挤,住宿和交通配套不足,大规模工程建设的经验也并不充足。
北京申办1990年亚运会成功后,真正的难题才摆到桌面上。工人体育场、首都体育馆虽然已经投入使用,可亚运村、新建场馆、道路改造和城市环境整治,都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同步推进。
张百发是建筑工人出身,早年在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工作,后来逐步走上管理岗位。他熟悉钢筋、施工和现场调度,知道一项工程最容易卡在哪里,也明白纸面上的规划,到了工地上往往要面对另一套复杂情况。
有意思的是,他没有把亚运工程只当成几座场馆的建设,而是把它看作一次北京城市功能的整体调整。场馆要能服务比赛,也要能服务市民;道路要方便宾客,更要解决百姓日常出行。工程不能只求“赶上开幕”,还得经得住时间检验。
誓师会上,张百发提出的要求很具体:质量要过关,进度要保证,施工安全不能出事故,建成后的使用也要有保障。四句话没有多少修辞,却把当时工程建设最核心的矛盾摆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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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北京同时铺开的项目很多。亚运村拔地而起,一批道路和立交桥陆续建设,城市面貌随之发生变化。施工力量不够,是摆在张百发面前的棘手问题。
据相关回忆,为了寻找工人,张百发曾亲自带车回到河北香河一带,动员当地群众进京参加建设。消息传开后,河北、河南等地的施工人员陆续来到北京。很多人住在简易工棚里,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处理第二天的材料和工序。
这种办法带有那个年代的鲜明特点:任务重,时间紧,干部必须沉到现场。张百发常到工地查看,遇到问题就当场协调。有人对他说:“工程这么多,能不能慢一点?”他回答:“亚运日期已经定了,能往前赶一天,就不能往后拖一天。”
不过,单靠加班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资金、材料、部门协调和技术难关,每一项都可能拖慢进度。张百发在筹资方面采取多部门共同承担的办法,涉及谁的建设内容,就尽量由谁出资、谁负责,减少工程相互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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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地区地下通道的建设,就是协调工作的一个缩影。张百发与有关方面反复商谈,推动相关单位承担相应资金。这样的做法谈不上漂亮,却很有效。副市长不能只负责拍板,还得去谈钱、谈人、谈工期。
工程推进过程中,管理方式也在变化。北京开始尝试引入工程监理制度,加强施工质量检查,并鼓励建设单位解决技术难题。中央电视塔建设期间,施工团队围绕高空结构、设备安装等问题开展科研攻关,完成多项研究课题,为工程如期推进提供了技术支撑。
亚运工程的意义,因而不只在于1990年9月22日开幕式能否顺利举行。它让北京第一次以较完整的城市形象迎接亚洲各地宾客,也让许多建设者开始接触更规范的工程管理和更高的施工标准。
开幕当天,亚运圣火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点燃。对于张百发来说,场内的掌声并不能掩盖建设过程中的压力,但它至少说明,那份被许多人认为过于冒险的军令状没有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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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发的经历也有特殊性。他文化基础并不突出,却从一线工人做到城市建设管理者,靠的是对施工现场的熟悉、对责任的承担,以及敢于把问题接到自己手里的作风。这样的干部未必擅长漂亮表达,却能在关键时刻把人、财、物拢到一处。
北京亚运会留下的,不只是奖牌、场馆和一场开幕式。城市道路得到改善,建设管理开始转型,普通劳动者参与大型工程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更重要的是,北京由此摸索出体育赛事带动城市建设的一条路径。
那座城市后来还会迎来更多大型活动,但1990年的亚运工程,始终是一个起点。它发生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年代,也发生在中国建设力量尚未成熟、却必须迎难而上的阶段。张百发那句近乎决绝的话,正好留下了当时工程现场最真实的压力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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