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朱某某把家长领进大院5号楼一楼那间办公室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对。工作证挂在胸前，办公桌上摊着材料，他甚至能“随口”提起某个领导的名字。
家长顾薇坐在那里交了定金，后来又分几次转过去22万。另一个家长刘鹃被约到同一间办公室，分三次放下33万现金，走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张保证书。
直到2025年7月底，招生节点过了，入学通知没来，退款电话打不通，她们才反应过来：那间办公室是真的，单位是真的，工作证也是真的。
但那个自称“领导秘书”、能“协调教育局关系”的人，真实身份是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的工勤人员，日常负责老干部服务、院落卫生、电费收缴。
他手里没有任何入学名额，331.5万元到手后，还债、消费、赌博，被抓时微信和银行卡余额都是零。
法院一审判了12年，罚金5万，责令退赔300万。朱某某没有上诉，也没有能力赔。单位说这是“纯粹个人行为”，把他双开了。
2024年，已经有一名家长向单位反映过朱某某骗了80多万，他父亲卖了房子把钱还上，双方私下协调，单位给了一个警告处分，把他调离原岗位，没有深究。
如果那次的处理不是“内部消化”，后面17个家庭的钱，也许不会打出去。
骗术的核心原料，不是演技，是家长自己带进那间办公室的东西
朱某某的手段说穿了很粗糙：网上发帖、出示工作证、伪造几张和“领导”的聊天截图、把见面地点定在政府大院。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家长停下来问一句“入学名额凭什么通过你一个工勤人员来分配”，链条就断了。但没有人问。
因为家长走进那间办公室的时候，心里已经装着一个预设：这件事本来就不是靠公开规则办的。既然靠的是“关系”，那么对方身份越模糊、流程越不透明、地点越神秘，反而越“合理”。
骗子不需要制造这个预设，他只需要识别它，然后把它兑现成现金。
刘鹃第一次交钱后，朱某某拖到8月，又写了保证书承诺9月10日前还33万，违约赔10万。到这一步，家长面临的选择已经不单纯是“继续等还是报警”。
承认被骗，意味着之前所有的钱、时间、对孩子的承诺，全部归零。继续等，至少还留着一个“万一办成了”的可能。
骗子不需要一直赢，他只需要让家长在每一个节点上选择“再等一下”。朱某某群发“母亲心脏科住院”的视频拖延时间，用的就是同一套逻辑。
西安的学位，并没有家长想象中那么挤
2025年西安民办中小学报名数据里有一个很安静的信号。曾经中签率只有20%到30%的翱翔中学、辅轮中学，当年双双升到45%以上。全市80所民办小学，57所没有招满，空余学位3686个。
民办摇号在降温，公办学校在硬件和师资上的投入让“家门口上学”的吸引力在回升。
也就是说，整体学位供给的紧张程度，和家长心理上的紧张程度，在同一个年份里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焦虑并没有消失，但和现实之间的裂缝在变大。骗子收割的，恰恰是这道裂缝里的人——她们还在用几年前的竞争强度做判断，而招生格局已经在移动。
这不意味着西安没有入学诈骗了。
长安区判过谎称办高校入学的聂某，获刑九个月；碑林区抓过转了四层关系收20万的张某，嫌疑人是个没有固定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雁塔区甚至出过小学班主任利用身份“有指标”诈骗400余万的案子。
模式在变：有冒充公职人员的，有熟人链条层层转包的，有教师身份背书的，也有纯靠“限时窗口期”制造紧迫感收割的。抓住的东西没有变：家长对“不靠分数靠关系”这条通道的笃信，以及一旦踏进去就很难回头的沉没成本。
陕西省教育厅在入学季反复说过一句话，义务教育阶段是“阳光招生”，所谓“内部渠道”“走关系”择校的说法不要信。
作为家长，最先要建立的习惯，是固定信息来源。所有学区划分、报名时间、材料清单，只以教育局和对应区县官方渠道发布的版本为准。任何私下承诺、内部指标、特殊通道，都可以直接归为不实说辞。
如果有人说可以代办入学，不要用对方的身份、见面地点、熟人背书判断可信度。
无论对方拿出什么样的截图、证明、承诺退款的字条，都不要转账大额资金。一旦已经交付钱款，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不要继续等待对方协调，尽快报警，同步向教育主管部门反馈线索。
要不要试着把今年自家入学对应的政策原文完整读一遍，标注清楚每一条和孩子相关的限制？#西安上学 #西安上学被骗 #西安学托 #西安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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