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回到老家与一些农民老乡聊天，听到某某当官了发达了，老乡们总是流露出羡慕的表情，并且说“靠腐败致富是一种本事”。对他们的这种看法，我直接予以反驳，他们却说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对于啥是有本事的社会评价，直接关乎到社会进步的方向，所以很有必要写一篇文章进行纠偏。我用两个字来形容错误价值观带来的心理感受：心痛。心痛的不是某个老乡说了错话，而是一种价值判断的根系正在烂掉：把掠夺的能力误认为创造的能力，把钻制度缝隙的运气包装成个人的“本事”，把本该被唾弃的东西悄悄挪进了“羡慕”的位置。
现在回到农村老家，老乡问候的内容，往往不是“日子过得顺不顺”，而是“在外面挣了多少钱？有几个女人？”。我说没挣几个钱，也没有其他女人，瞬间就看到了一种不屑的眼神。令人心痛的是：当金钱被视为成功的唯一标准，且获取金钱的方式不再被关注时，“笑贫不笑娼”的畸形心态在农村都有了滋生的土壤。而“靠腐败致富是一种本事”这句话，正是这块土壤上长出来的最毒的一株。农村在人们的认知中，是一个纯朴的地方，是一个讲情义的地方，但现在也早已被不良金钱观污染了。
要看清这种“本事论”的荒唐，需要先把它偷换概念的手法拆开。真正的“本事”，前提是创造增量：一个人通过技术、劳动、经营或服务，做出了别人愿意付费的东西，财富是他创造价值的副产品。而腐败致富的逻辑恰恰相反：它的“收益”不来自增量创造，而来自存量的转移，把本该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转入私囊，把本该公开竞争的机会变成利益输送，把别人应得的资源截流到自己手中。信奉这种“致富观”的人，其致富逻辑是：“成本是国家的，风险是社会的，唯独利润是老子自己的”。这是什么本事呢？这是把公共的池子凿开一个洞，让水往自己家里流。凿洞的技术或许需要一点“聪明”，但一个社会如果把凿洞的功夫奉为“本事”，那它离渴死就不远了。
有了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他们便把贪腐者的覆灭说成“运气不好”，把赃款赃物说成“抓住了时代机遇”，甚至说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谁当上官也会贪腐。这种看法的真正危害不在于为某个具体的贪官开脱，而在于它从根子上动摇了社会对是非的判断力。在这种价值观的世界里，腐败不是一种需要羞愧的行为，而是一种“没赶上”的“机遇”。一个社会对腐败的愤怒，如果只剩下“为什么不是我”，那这种愤怒本身就是腐败的另一种形态。
“羡腐”心理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它在暗处契合了一种极其庸俗的生存哲学：绕过规则的人是“有能耐的人”。“羡腐”者羡的并非腐败本身，而是腐败所得；“恨腐”并不是真恨，“恨”的是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我的心痛，正在这里。腐败对社会的侵蚀，让“丢人”这个最后的标签也撕掉了。一个人靠侵吞公共资源致富，社会评价他的方式应当是法律追责与道德否定，而不应该是“运气不好”。前者是在修复秩序，后者是在给腐败者提供心理安慰。
如果年轻人眼里的“成功学”路径是“考公——腐败——致富”，是如何人生走捷径空手套白狼，那谁还愿意去实验室啃硬骨头？谁还愿意在工厂守着机床？腐败致富作为一种“本事”被传颂，其最大的破坏力不在于它让某个人多拿了一点，而在于它向所有诚实劳动的人传递了一个信号：你的坚守是愚蠢的。当一个社会里踏实干活的人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老实了”，而钻营取巧的人被当作“脑子活络”来佩服时，价值观的溃败就已经不是苗头，而是既成事实。
把腐败致富称为“本事”，等于说寄生虫比宿主更有能耐。制度可以修补，监督可以加强，但如果一个社会在心底里已经不再觉得腐败致富“丢人”，那么再严密的制度也会被“有本事”的羡慕目光泡软。反腐败最坚固的防线，从来不只是监狱和审计，而是一个社会在饭桌上谈论贪腐者时，语气里还有没有那一丝不屑。真正的本事，是让世界因为你多了一点什么；腐败致富的本事，是让世界因为你少了一点什么。前者值得尊重，后者只配追缴与追责。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必羞于谈论金钱，但必须羞于谈论“怎么搞到的钱”时眼睛里放出的那种邪恶的光。当那道光熄灭的时候，诚实劳动才不必再为自己的“不够聪明”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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