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无岸:“鲁荣渔2682”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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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序章 雨里的码头

2011年8月12日,石岛下了一整天的雨。

雨是从后半夜开始下的。先是细密的、针尖一样的雨,落在渔港的水泥地上没有声音;到了天亮,雨脚变粗,砸在渔船的铁皮上,叮叮当当,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口破锅。

码头上的人从早上六点就开始等。他们打着伞,站在警戒线外面,谁也不说话。警戒线是黄色的,被雨打湿以后颜色发暗,贴在潮乎乎的地面上,像一道随随便便画出来的伤疤。有人想往前挪半步,穿雨衣的警察就伸出手,不说话,只把手掌立起来。

九点多,海面上出现两个黑点。先是一个,后来是两个。前面的是中国渔政118号,后面拖着一条船。那条船走得很慢,船头偏着,像一头被打断了腿的牲口,被人在后面牵着,一步一步往岸上挪。

船越来越近。有人认出了船头那几个字——鲁荣渔2682。白色的漆被海水泡得发灰,边角上起了皮,字还在,只是不像七个多月前那样亮了。

这是一条不大的船。船长三十六米九八,宽七米,总吨位二百三十三吨,主机功率三百三十千瓦。在去年冬天,它从同一个码头出去的时候,甲板上堆满了鱿钓机、成捆的灯泡、白色的泡沫箱,三十三个人站在上面,把船帮都压得往下沉了一点。

现在甲板上很干净。干净得不像话。缆绳盘得整整齐齐,水管子拖过一遍又一遍,铁锈都被刷掉了。只有一些缝隙里,还留着洗不掉的深颜色。

船靠岸,跳板搭上去。警察上船,然后第一个人下来了。

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夹克,头发很长,胡子也长,脸瘦得只剩下一个轮廓。他下来的时候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好像在数还有几步能踩到地上。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一个一个往下走。每个人下来,就有一辆警车开过来,车门打开,人被带上去,车门关上。

十一辆警车。十一个人。

岸上有人开始哭。哭声压在雨里,不大,像什么东西被捂住了。一个中年女人把伞举得很高,想看清每一个下来的人。她的伞是黑色的,伞骨断了一根,一边塌着,雨水顺着那一侧往下淌,把她的半边肩膀都浇透了。她一直看到最后一个人被塞进车里,才把伞放下来。

没有她的丈夫。

三十三个人出去,十一个人回来。

剩下那二十二个人,在这条船上,在太平洋上,在七千海里的航程里,一个接一个地不见了。有的名字留在了纸上,有的连尸体都没有,只剩下一片海。

这个故事,要从去年冬天那个下雪的日子说起。

第一章 招工

2010年12月,大连开发区。

宋国春四十四岁。这个年纪的男人,腰还没弯,头发先白了。他在劳务市场门口站了一上午,脚底下踩着一双旧胶鞋,鞋帮上有一圈干了的水泥印子。他以前在冷库干过,也在建筑工地干过,还跟着人出海修过养殖筏子。活不重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待着,帮妻子徐丽收拾屋子,或者去儿子的学校门口等一趟,接他放学。

那年冬天活少。冷库裁员,工地停工,家里一个月只有徐丽在服装厂剪线头挣的一千多块钱。儿子宋飞读高二,成绩不错,班主任说,努努力,考个一本有希望。

有希望是要花钱的。

宋国春是在劳务市场听人说,山东荣成那边有远洋渔船招人,两年合同,一年四万五,钓鱿鱼还有提成。招工的中介坐在一张折叠桌后面,桌上摆着一沓合同,合同上的字很小,密密麻麻。中介说,这活不累,就是熬人,在海上待两年,回来就是十万块钱。

“十万?”宋国春问。

“保底九万,加上提成,十万打不住。”中介把合同往前推了推,“鑫发水产的船,正规公司,你看这章。”

宋国春不认识鑫发水产。他只知道,十万块钱,够儿子念完大学,够家里缓一口气。

那天晚上回家,他和徐丽说了。徐丽正在案板上剁酸菜,刀停了一下。

“两年?”

“两年。”

“两年不回来?”

“合同就这么写的。到点就回来,多一天都算超期。”

徐丽没说话,把刀又落下去,剁得比刚才快。宋国春坐在灶台边,看着她的后背,说:“宋飞要考大学了。等录取通知书下来,学费、住宿、生活费,哪一样不要钱?我这一趟,挣的是他四年的钱。”

“他四年,你两年。”徐丽说,“你想过没有,两年在海上,有个头疼脑热怎么办?”

“船上有人,有医生。”

“有医生。”徐丽重复了一遍,声音低下去,“你连海员证都没有。”

“公司给办。”

徐丽没再问。她把酸菜攥干,拌馅,包了一盖帘饺子。那天晚上,宋飞放学回来,看见桌上摆着饺子,还挺高兴,说:“今天不过年啊。”

“你爸要出趟远门。”徐丽说。

宋飞的筷子停在半空。他十七岁,长得像他妈,眼睛很亮,脾气也像他妈,不爱说话,心里的事都压着。

“去哪儿?”

“山东。”宋国春说,“上船,钓鱿鱼。两年。”

“两年?”宋飞把筷子放下了,“我高考你都不在?”

“我回来给你填志愿。”宋国春笑了笑,给儿子碗里夹了一个饺子,“你好好念,别的事不用你管。”

那顿饺子,三个人吃得很慢。徐丽一直没抬头。

第二天,宋国春去见了王永波。

王永波四十九岁,家住开发区,跟宋国春认识七八年了,一起在工地上干过活。王永波是这条船上定下的二副,跟船长李承权有几十年的交情。李承权见了他,从来都是一口一个“哥”。

“承权的船,亏不了你。”王永波拍着宋国春的肩膀,“我跟他跑了多少年了。他这个人脾气不好,可办事有数。你跟着我,我照应你。”

宋国春问:“你去过远洋?”

“去过。”王永波说,“就是熬。熬得住,钱就挣着了。”

王永波家里的情况,宋国春知道一些。他父亲七十五了,妻子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没有工作。儿子也在读高中。一家人的开销,全靠王永波一个人。他这次上船,跟宋国春一样,也是奔着那十万块钱去的。

两个人去公司签合同。办公室在一栋两层小楼里,墙上挂着渔船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站在甲板上,举着一条很大的鱿鱼。办事的人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一个地方让他们签字按手印。

宋国春识字不多。他把合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很多字不认识,但他看懂了“每年四万五千元”和“合同期两年”。他问:“提成怎么算?”

办事的人说:“按吨算,一吨四百。”

“那要是钓得多呢?”

“钓得多就挣得多。”办事的人笑了一下,“你要是能干,两年挣十几万都有可能。”

宋国春把字签了,红印泥按在名字上,按得很重,指纹都看得清。

出门的时候,王永波说:“别多想。上了船,就是干活、睡觉、数日子。眼睛一闭一睁,两年就过去了。”

宋国春回头看了一眼那栋小楼。楼顶上的雪还没化,天灰着,海在很远的地方,看不见。

第二章 石岛

2010年12月27日,荣成石岛。

山东半岛连下了几天雪。整个威海像被人在夜里撒了一层厚厚的面粉,屋顶、树杈、码头的缆桩,全是白的。石岛渔港是北方最大的渔港,一千三百多条渔船挤在水面上,桅杆像一片没有叶子的林子。天冷,海面上却只结了一层薄冰,船一过,冰就碎了,露出下面黑绿色的水。

码头上人很多。有送行的家属,有扛包的工人,有卖烤地瓜和热豆浆的小贩。热气从人堆里升起来,遇到冷风,很快就散了。

鲁荣渔2682号靠在最里面。三十三个人,从跳板上一个一个上去。

船长李承权四十四岁,大连人,站在这条船上就是最高的那个人。他个子不高,肩膀很宽,说话嗓门大,站在舵楼门口点名,点到一个,就抬眼看一下。

大副付义忠四十九岁,也是大连人。二副王永波四十九岁。轮机长温斗三十四岁,二管轮温密三十六岁,两个人是叔伯兄弟,一起从金州新区来的。大管轮王延龙四十九岁,十三里堡人。伙食长夏琦勇四十岁,大连人。岳朋四十九岁,长海县人。宋国春四十四岁,站在人群靠后的位置,手里拎着一个编织袋,袋子里是两身换洗衣服、一双胶鞋、一包徐丽给他买的茶叶。

还有一张张年轻的脸。

刘贵夺二十六岁,黑龙江人,初中没读完就回家种地,后来出去打工,在卖场里搬过货,在建筑工地上推过车,在大连的劳务市场站了半个月,等来了这份活。他个子不高,脸黑,眼睛不大,看人的时候喜欢眯起来。

包德格吉日胡二十七岁,内蒙古人,大家都叫他包德。他比刘贵夺高半个头,说话直,脾气也直。

马玉超二十五岁,大学生,山东工业职业学院机电专业毕业,工作一直没着落。他是坐另一条船入的海,再到这条船上来的。他妈妈以为他找到了正经工作,他在电话里说,妈,你就当我又上了两年大学。

王鹏二十四岁,大连人,学过开车,也学过一点轮船驾驶。他是被温斗叫来的。温斗是他学驾驶时的师兄。他父母不让他来,他还是来了,说想出去闯一闯。

黄金波、姜晓龙、刘成建、双喜、戴福顺、丁玉民、薄福军、吴国志、陈国军、刘刚、姜树涛、单国喜、邱荣华、包宝成……一个个名字,像一船被装上来的货,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知道谁在家里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

这支队伍是拼起来的。有人做小生意赔了本,想出来翻身;有人在劳务市场等活,等到最后只剩下这一份;有人是亲戚带亲戚,熟人带熟人;也有刑满释放的,想换个地方重新过日子。

王永波上船前,在码头的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我上船了。”他说。

“嗯。”他妻子在那头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哑,像是刚吃过药。

“到点我就回来。2012年12月27号,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你注意身体。”

“家里你照应着。爸那边,我过年再打。”

“知道了。”

王永波把电话挂了,站在电话亭里没动,手还按在听筒上。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拿开,从兜里掏出一张纸,看了看上面写的电话号码,又折好,放回去。

宋国春也给家里打了一个。徐丽接的。

“上船了?”

“上了。”

“冷不冷?”

“不冷。船上什么都有。”

徐丽在那头停了一下,说:“宋飞今天考试。”

“考得怎么样?”

“他说还行。”

宋国春嗯了一声。他想说点什么,码头上的汽笛响了,长长的,把他的话压了回去。

“我得挂了。”他说。

“到了那边,能打电话就打。”

“打不了。海上没信号。”

徐丽没说话。宋国春听见她在那边吸了一下鼻子。

“两年。”他说,“一眨眼。”

他把电话挂了。

下午四点,解缆。拖轮把船头顶开,鲁荣渔2682号慢慢离岸。岸上的人越来越小,雪还在下,落在人的肩膀上、头发上。有人挥手,有人没挥。徐丽不在码头,她在千里之外的大连,站在服装厂的窗户边,看见天上也开始飘雪。

宋国春站在船尾,看着石岛的岸一点点退远。他看见码头上有一盏灯,黄黄的,在雪里晕开一圈。后来那盏灯也没有了。

他回舱里躺下。船开始晃,先是轻轻地晃,像有人用手推。到了夜里,晃得厉害了,他爬起来吐了一次,又躺下。

王永波从上铺探下头,说:“没事,三天就习惯了。”

三天以后,宋国春果然不吐了。船也到了更南的地方,天越来越热,海从黑绿色变成了深蓝色。

他不知道,这条船再回来的时候,船上会少二十二个人。

第三章 灯

2011年2月底,鲁荣渔2682号到了秘鲁、智利海域。

这里是世界有名的渔场。秘鲁寒流和暖流在这里碰头,海底的营养物被翻上来,鱼和鱿鱼都多。船到的时候是夜里,海上黑得像一块铁。船员们把灯打开,一盏一盏挂在船舷上,整条船像一个漂在海上的大灯笼。

鱿鱼趋光。灯一亮,它们就从深处游上来,围着船转,白花花的一片。

每个人的位置都固定了。一个人守一台鱿钓机,放线,等,拉线,把上钩的鱿鱼甩到甲板上,切块,装进泡沫箱,撒冰,封口,送进冷冻舱。一个动作重复几百次,几千次。鱿鱼的血和墨溅在衣服上、脸上,洗不掉,时间长了,人就带着一股海腥味。

最累的时候,两夜一天不能睡。眼睛闭一下,线就缠了;线一缠,后面的人也跟着乱。宋国春的手掌被线勒出一道一道的口子,海水一泡,疼得钻心。他不吭声,拿胶布缠上,接着干。

刘贵夺干得最好。他好像天生就懂这些。放钩要耐心,拉线要快,杀鱿鱼要准。别人手忙脚乱,他不慌不忙,一晚上钓上来的鱿鱼比谁都多。3月八千斤,4月六千斤,5月一万三千八百斤。三个月,产量第一。

夜里收工,别人倒头就睡,他还坐在甲板上抽烟。烟头一点红,在海风里明一下暗一下。他算账。十四吨鱿鱼,按合同,一吨四百,是五千六;再加上每个月一千的工资,三个月三千,一共八千五百六十三块二。

他算了不止一遍。每算一遍,数字都一样。

马玉超晕船晕了一个月。他瘦得很快,脸白得像纸,吐完了就躺在铺上,眼睛看着天花板。他给家里打电话,说船上挺好的,吃得饱,就是有点晃。他妈妈在那头哭,他说,妈,你别哭,我在这边能学东西。

过年那天,船上做了八个热菜。全是肉。牛肉、猪肉、鸡腿,还有一条冻鱼。船员们排队打卫星电话。一个人三分钟,后面的人催。

马玉超排在前头。他拿着听筒,听见他妈妈的声音,先笑了一下。

“妈,过年好。”

“好,好。你那边冷不冷?”

“不冷。这边是夏天。”

“吃得饱不饱?”

“饱。今天八个菜。”

他妈妈说:“你瘦了没有?回来让妈看看。”

马玉超停了一下,说:“妈,你就当我又上了两年大学。”

排在后面的人催了。他把电话挂了,站在那儿没动,手还握着听筒。黄金波在后面喊:“快点,轮到我了。”

宋国春排在很后面。轮到他的时候,他听见徐丽的声音,还有宋飞在旁边说“让我说”。

“爸,我期末考了班里第八。”

“好。”宋国春说。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还有一年多。”

“一年多还快?”

宋国春笑了一下。他听见徐丽在旁边说“别催你爸”,然后又听见她问:“船上到底冷不冷?”

“不冷。”宋国春说,“有暖气。”

其实船上没有暖气。夜里海上风大,舱里只有一床薄被子。他把被子裹紧一点,听着外面的浪,一浪一浪地拍在船帮上,像有人在门外走。

5月底,事情起了变化。

先是黄金波和岳朋病倒了。不是大病,是累倒了。两个人在铺上躺着,起不来。船上没有药。船长李承权说,等有别的渔船经过,把他们带回去,工资停发。

刘贵夺听见“工资停发”四个字,心里咯噔一下。他去找船长,问工资到底怎么算。

李承权坐在舵楼里,说:“你们理解错了。合同写的是,如果一条鱿鱼没钓到,每人给保底四万五。现在钓到了,就按另一种算法:每人每月一千,已经按月打给你们家里了;另外按吨算,一吨四百。”

刘贵夺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我三个月,八千五百六十三块二。”他说。

“你产量第一。”李承权说,“别人还没你多。”

刘贵夺又问:“那我们在船上吃的、抽的、用的,都记账?”

“记账。”

刘贵夺在心里又算了一遍。算完,他发现,这么干下去,别说挣钱,回去还得倒贴给公司。

他转身下了舵楼,站在甲板上抽烟。包德走过来,也点了一根。

“问了?”包德问。

“问了。”

“怎么说?”

刘贵夺把船长的话说了一遍。包德听完,把烟头扔进海里,说:“我不干了。我要回国。”

包德去找船长,说家里有事,要回去。李承权拒绝了。船上十八个人没有海员证,按合同,中途回去的费用自己承担。李承权还说了一句话,后来在法庭上被很多人记住:

“你们回不去了。都没办海员证,也没有别的船敢搭你们回去,否则就是非法偷渡。你们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那天夜里,包德找到刘贵夺。两个人在船尾,风大,说话要凑得很近。

“劫船。”包德说,“回去找公司讨说法。”

刘贵夺没马上答应。他看着海,看了很久。海是黑的,远处有一点灯,是别的渔船。

“得有油。”他说。

“6月补油。”

“得把通讯断了。”

“王鹏会。”

“得有人把住楼梯。”

“姜晓龙、刘成建。”

“还得有人会开船。”

“王鹏。”

刘贵夺把烟头扔进海里,说:“行。”

接下来的半个月,两个人分头串联。包德找了双喜、戴福顺,都是内蒙古老乡。刘贵夺找了黄金波、姜晓龙、刘成建、王鹏、丁玉民。马玉超说不参加,但他会算油耗,能帮上忙。

船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要出事。有人装作不知道,有人等着看,有人把厨房的菜刀藏了起来。没有一个人去告诉船长。

宋国春也察觉到了。夜里有人从铺位上起来,走到甲板上,低声说话。脚步很轻,可船太小了,一点动静都能听见。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上来盖住耳朵。

他告诉自己,不关他的事。他就是来挣钱的。两年,干完,回家。

6月16日,船在智利的一个港口补满了油。油舱加得满满的,足够开回中国。

6月17日,晚上十一点。

海上没有月亮。船上的灯照着甲板,照出一小块白。刘贵夺站在舵楼下面,看了一眼王鹏。王鹏点了点头,进了驾驶室。

通讯设备一个接一个地灭了下去。定位系统也灭了。

船,从世界上消失了。

第四章 起锚

6月17日夜里十一点,刘贵夺、包德、双喜、戴福顺四个人上了舵楼。

船长李承权已经睡了。舱门被推开的时候,他睁开眼,看见四个人站在床边,手里有刀,有铁棍。

“起来。”刘贵夺说,“返航。”

李承权没动。他在这条船上说了几十年话,没有人这样跟他说过话。

包德上去就是一刀,扎在他的腿上。李承权喊了一声。刘贵夺说:“别喊。”又扎了一刀。

血很快把裤腿浸透了。双喜抡起铁棍,打在他的头上。李承权倒下去,又被拽起来,用绳子把手脚绑住。

“返航。”刘贵夺又说了一遍。

李承权喘着气,看着他们。他知道,这不是商量。

他被抬到卫星导航前面,被人按着手,设定了回国的航线。王鹏进了驾驶室,握住舵轮。船头慢慢转过来,朝着中国。

然后,他们听见了楼梯上的脚步声。

夏琦勇上来了。

他是伙食长,四十岁,大连人,睡觉轻。舵楼上的动静把他惊醒了。他从厨房里摸了一把杀鱿鱼的刀,往三楼跑。跑到舷梯口,姜晓龙站在那儿,手里也有一把刀。

“下去。”姜晓龙说。

夏琦勇没下去。他要见船长。他往上冲。

姜晓龙在他背上扎了两刀。夏琦勇反手抓住刀刃,把刀夺了下来。刘成建从后面抡起钢管,打在他的腿上。夏琦勇跪下去。姜晓龙上去,当胸又是一刀。刘贵夺从舵楼里出来,补了几刀。

轮机长温斗站在下面,说了一句:“你别干傻事。”

姜晓龙没理他。他蹲下去看夏琦勇,夏琦勇的脸已经白了,眼睛还睁着。姜晓龙觉得他死了,就和另一个人抬起他,往海里扔。第一次没扔下去,人掉在一层甲板上,发出一声闷响。他们又找了一个人,三个人一起抬,抬到船边,掀下去。

海面上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扑通”一声,然后就只有浪。

夏琦勇是第一个。

刘贵夺站在甲板上,看着下面的人。他说:“人死了就死了。回国以后再说。”

没有人说话。甲板上站着的几个人,手里还攥着刀,刀上的血被海风吹得发凉。

大副付义忠也上来了。他没有反抗。有人把他绑起来,关在舵楼里。

天快亮的时候,船已经调好了头。太阳从船尾升起来,海面上一层薄薄的金。宋国春从铺上起来,习惯性地往厨房走。厨房的门开着,灶是凉的,锅盖掀在一边,案板上有一把没切完的姜。

伙食长不在。

他站在厨房门口,听见甲板上有水管子在响。有人在大面积地冲甲板,冲得很仔细,从船头冲到船尾。水顺着排水口流下去,是淡粉色的,很快就没了。

早饭是别人做的。一锅白粥,一盆咸菜。没有人说话。宋国春端着碗,看见刘贵夺从舵楼上下来,手里没有刀,但腰后面鼓着一块。刘贵夺从他身边走过去,停了一下。

“吃你的饭。”刘贵夺说。

宋国春低下头,喝粥。粥很烫,他喝得很慢。

从那天起,这条船换了主人。

第五章 岸上

船失联的第三天,鑫发水产公司往宋国春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是徐丽接的。对方说,船上的通讯设备出了故障,暂时联系不上,公司正在想办法。

“故障?”徐丽问,“什么故障?”

“设备故障。海上难免的。你别着急,一有消息我们就通知你。”

徐丽放下电话,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她不懂船,但她知道,一条三十多米长的船,三十三个人,不会说不见就不见。

她给王永波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王永波的妻子接的,声音很虚。

“也给你打了?”王永波的妻子问。

“打了。”

“说什么?”

“设备故障。”

两个女人在电话两头沉默了一会儿。王永波的妻子说:“永波走的时候跟我说,到点就回来。”

“宋国春也是这么说的。”

6月19日,公司把情况报给了山东海上搜救中心。第二天,又转到了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中心协调智利方面搜寻。智利军方派了巡逻机,在事发海域飞了几个来回。农业部协调了十二艘船,在智利海域拉网式地找。

找了一个星期,没有消息。

那段时间,徐丽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她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晚上也不关机。她怕错过一个电话。她甚至开始留意新闻,看见“渔船”“失踪”这样的字,心就提起来。

宋飞那阵子在准备期末考试。他看见妈妈坐在沙发上发呆,就问:“还没消息?”

“没有。”

“我爸没事。”宋飞说,“他答应回来给我填志愿。”

徐丽点点头。

7月9日,北京海事卫星地面站终于和船联系上了。接电话的是船长李承权。他说,渔船安全,已经在夏威夷附近海域,正在驶回国内。

公司很快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家属。

徐丽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服装厂里剪线头。她听完,手一松,剪刀掉在地上。

“没事就好。”她说,“没事就好。”

挂了电话,她坐在工位上,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布料上。旁边的工友问她怎么了,她摆摆手,说没事,是高兴。

可高兴完了,她心里还是有个地方不踏实。为什么是船长接的电话?为什么不让船员给家里打一个?她把这个念头压下去,告诉自己,船上有人管着,不能随便打。

王永波的妻子也接到了通知。她给徐丽打电话,说:“我就说嘛,永波答应过我的。”

温斗的妻子抱着十五个月大的儿子,也接到了通知。她把儿子举起来,说:“你爸要回来了。”

那天晚上,徐丽把日历翻到2012年12月27日,用红笔画了一个圈。还有一年零五个月。她在圈里写了两个字:回家。

宋飞放学回来,看见那个圈,笑了笑,说:“妈,一年零五个月,还早呢。”

“早什么早。”徐丽说,“一眨眼。”

第六章 刀

船往北走。天一天比一天凉。

刘贵夺没有闲着。他让人把船上杀鱿鱼用的塑料柄尖刀全部收上来,锁起来。然后,他找了几根白槽钢,让人用角磨机、砂轮机切,磨,开刃。一共做了九把。刀刃二十公分,尖,硬,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九把刀,他统一管着。谁值岗,谁领一把。

值岗是四个人一班,轮流在甲板上走,看着所有的人。船员们不许随便出舱,不许靠近舵楼,不许穿救生衣,不许放救生筏。宿舍也重新分了,把原来住在一起的人打散。

船上的气氛变了。白天,大家照旧干活,钓鱿鱼,切块,装箱。可一到夜里,甲板上总有脚步声,从船头走到船尾,再从船尾走回来。手电筒的光柱扫过舱门,扫过人的脸。

宋国春睡不着。他躺在铺上,眼睛闭着,耳朵醒着。他听见有人在低声说话,听见刀鞘碰到铁栏杆的声音,听见有人半夜被叫出去,脚步声一直走到甲板上,然后很久不回来。

第二天,那个铺就空了。

他不敢问。问了,就是惹事。他学会了把自己缩得很小,吃饭的时候坐在最角落,干活的时候不抬头,别人说话他不接。他只想活着回家。

刘贵夺也睡不着。他夜里坐在舵楼下面,抽烟,算账。他算的不是钱,是距离。船走到哪儿了,还有多少天能到中国,油够不够,船上还有多少人,这些人里,有几个是真服他,有几个是在等机会。

他开始怀疑。

油耗突然多了。平时一天烧多少,他心里有数。现在每天多出好几倍。辅机少了几台。温斗、温密兄弟和岳朋、单国喜几个人,常常凑在一起低声说话。他一走过去,他们就不说了。

薄福军来找他,说:“岳朋跟我说,他们要反叛,还想拉我参加。”

刘贵夺去找包德。包德说:“杀了就没人敢反抗了。”

两个人定了一份名单:温斗、温密、王永波、岳朋、刘刚、姜树涛。

7月20日,船到了夏威夷以西两千海里。

那天晚上,海上没有月亮。刘贵夺让人把船上的高音喇叭打开,放音乐。歌声很大,从船头一直盖到船尾。

他让黄金波去机舱,把温斗叫出来,说舵角仪坏了,让他上去看看。

温斗上去了。他检查了一遍,说没问题,转身要回宿舍。走到舷梯一半,包德从后面跟上来,一刀扎进去。温斗往前踉跄了两步,刘成建、黄金波、姜晓龙三个人迎上去,刀一起落下来。然后,他们把他抬到船边,掀进海里。

音乐还在响。

四人间里,温密还在睡。门被推开,几个人进去。黄金波把刀架在王延龙的脖子上,让他别动。其他人扑到温密身上。温密没有喊出声。几分钟后,他也被抬出去,扔进海里。

岳朋住在二层十二人间。刘成建把他叫出来,说有事。岳朋一出门,看见舷梯上站着三个人。他往后退,退到船边,转身跳了下去。

刘成建又进去,叫刘刚。刘刚一看门口那么多人,张嘴就喊。姜晓龙上去捂住他的嘴。音乐把喊声压住了。他们把他按倒,扎了几刀,抬出去。

然后是王永波。

包德带人进了十二人间。王永波在上铺睡着。包德掀开被子,一刀下去。

宋国春就睡在下铺。

他醒着的时候,听见门响,听见脚步,听见上铺的床板吱呀一声。他把眼睛闭得很紧,呼吸放得很慢,一只手在被子底下攥成拳头,指甲掐进肉里。他听见有人在上面动作,听见王永波闷闷地哼了一声,然后是很长很长的安静。

他不敢睁眼。他听见几个人把上面的身体抬下来,从他床边经过。有人的胳膊碰到了他的被角。他把身体蜷得更紧。

后来,脚步声出去了。门关上。音乐还在响。

那一夜,姜树涛在右舷廊道被杀了。马玉超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是从窗户跳下去的,还是被人叫出去再没有回来。他的铺上还留着一本书,书里夹着一支笔。

天亮的时候,宋国春才敢睁眼。上铺空了。被褥被卷走了,床板上有一片深颜色的印子,已经干了。

他坐起来,脚踩在地上,站了一会儿,才站直。

第七章 告密

7月21日,天刚亮,刘贵夺就开始收拾剩下的人。

他先把陈国军叫到前甲板。陈国军四十五岁,走在前面,回头看了一眼。刘贵夺问他:“银行卡呢?”

陈国军说没有。

刘贵夺没再问,直接把他推了下去。

薄福军被叫到后甲板。刘贵夺问他家里有什么人,住在哪儿,电话多少。薄福军说了。黄金波拿一个本子,一条一条记下来。记完,刘贵夺一脚踹在他身上。薄福军倒下去,从船边翻进海里。

吴国志也被叫出来。问话,记录,捅刺,逼着跳海。黄金波把地址和电话都写在本子上,字写得歪歪扭扭。

一个上午,三条人命。加上前一夜的六个人,再加上夏琦勇,十个人。

船上剩下的人,开始明白一件事:这不是劫船,这是杀。杀到最后,谁都有可能轮上。

船长李承权被关在舵楼里。他的腿伤还没好,走路一拐一拐。他听见外面的动静,听见一个又一个名字被叫出去,听见海面上“扑通、扑通”的声音。他是个跑了半辈子船的人,他知道,这些人不会停手。

他要求见刘贵夺。

刘贵夺上去的时候,李承权坐在地上,背靠着墙。

“我帮你。”李承权说。

刘贵夺看着他。

“我帮你把人管住。”李承权说,“船要开回去,得有人会开。到了岸上,我帮你们说话。”

刘贵夺没马上答话。他蹲下来,看着李承权的眼睛。

“你要是反我,我第一个杀你。”他说。

“我不反。”李承权说。

崔勇和段志芳也来找刘贵夺。他们说,愿意跟着干。他们知道,不表态,下一个被叫出去的可能就是自己。

刘贵夺同意了。他给了他们刀,让他们值岗。

那天下午,宋国春被叫到甲板上。甲板上放着水管子,地上还有没冲干净的地方。刘贵夺站在旁边,说:“把甲板冲了。”

宋国春捡起水管,打开阀门。水冲在铁板上,溅起来,打湿了他的裤腿。他低着头,一下一下地冲。水把那些深颜色的地方冲淡,顺着排水口流下去,流进海里。

他冲了很久。刘贵夺一直站在旁边看着。

“你叫什么?”刘贵夺问。

“宋国春。”

“哪儿人?”

“大连。”

“家里有什么人?”

宋国春的手停了一下。他想起黄金波手里的那个本子。

“老婆,一个儿子。”他说。

刘贵夺嗯了一声,没有再问。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老实。我不动你。”

宋国春继续冲甲板。水很凉,他的手很快就麻了。他不敢停,也不敢抬头。他听见刘贵夺的脚步声走远了,才敢直起腰,看了一眼海。

海是蓝的,很平静。太阳照在水面上,一片一片地亮。这么好看的海,底下沉着十个人。

他把水管放下,蹲在甲板上,突然觉得腿软。他想起王永波在上铺的那一声闷哼,想起徐丽在电话里问他冷不冷,想起宋飞说“我高考你都不在”。

他答应过回去给儿子填志愿的。

他坐在甲板上,手抱着膝盖,把脸埋进去。他没有哭出声。他怕。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大连,站在家门口,掏出钥匙,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他听见屋里有宋飞的声音,有徐丽的声音,他敲门,里面的人听不见。

他醒过来,满脸都是汗。船在晃,外面有人在走。

第八章 汇款

7月23日,船已经到了日本以东的海域。

刘贵夺开始为上岸做准备。他不想回国。他想去日本,偷渡,找个地方躲起来。躲起来要钱。

他把剩下的人叫到一起,说得很简单:每个人给家里打电话,就说自己病了,或者伤了,需要钱。钱汇到一个指定的账户。谁不打,谁自己想办法。

他给了一个名字:韩某。账户是邮政储蓄的,人在国内。

船员们排着队打卫星电话。有人对着电话哭,说自己病了,要家里寄钱;有人说不出口,说了半句就停了,被旁边的人拿眼睛一瞪,又接着说。黄金波在一边看着,谁说了什么,他都记下来。

单国喜的家里汇了钱。邱荣华的家里也汇了。两笔加起来,一万块。钱到了韩某的卡上,韩某又按刘贵夺的吩咐,转存到另一张交通银行的卡里。

宋国春也排到了。

他拿着听筒,手在抖。刘贵夺站在他旁边,隔着一步远。

电话通了。徐丽的声音传过来:“喂?”

“是我。”

“国春?”徐丽的声音一下子高了,“你在哪儿?你怎么样?”

“我挺好的。”

“船怎么样?公司说设备坏了,后来又说联系上了。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宋国春看了一眼刘贵夺。刘贵夺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

“快了。”宋国春说。

“快了是多快?你声音怎么这样?”

“有点感冒。”

徐丽在那头停了一下。宋国春听见她吸了一下鼻子,然后她说:“宋飞期末考了第八名。老师说,保持住,一本有希望。”

“好。”宋国春说。

他想说“让宋飞好好念”,想说“你注意身体”,想说“我想你们”。可他一句也说不出来。他怕自己一开口,声音就变了。

“国春,”徐丽说,“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他说,“船上挺好的。我就是……想听听你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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