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休的棺椁,可能被人翻过不止一次。
两千年过去,他的“定陵”究竟在哪儿,居然还吵得这么厉害——南京江宁?安徽马鞍山?还是清代人说的浙江海宁?
一个三国皇帝,死了快两千年,墓到底在哪儿,竟然成了悬案。
要说孙休这个人,还真有点“命里无帝位,半路被推上去”的意思。
他是孙权第六子,本来跟皇位没什么关系。三国后期,东吴内部一团乱麻,各派系互相算计。太平三年,也就是公元258年,权臣孙綝发动政变,把当时的小皇帝孙亮废了,贬为会稽王,然后把闲居的孙休从外地“请”回建业,硬是扶上了皇位。
这场政变,是他登基的起点,也是他日后杀人的理由。孙休心里很清楚,孙綝这种人,是把皇帝当工具用的。若不先下手,迟早要出事。于是,他做了几件算得上果决的事:上位之后,先是安抚,后悄悄布置人手,最后找准机会,把这位“恩人”干掉了。
如果没有这一刀,孙休可能早就死在权臣手里;如果没有这一刀,他也不可能留下一个相对安稳的在位时期。东吴在他手上,并没有大规模扩土开疆,却也没闹出翻天覆地的灾祸。他颁布一些相对宽平的政令,减轻赋役,重视生产,建业城在那时还算繁华,也是因为有这么几年喘息的机会。
永安七年,也就是公元264年,这个短命皇帝病逝,谥号“景皇帝”,史书简单说了一句:葬于定陵。
麻烦,就出在这个“定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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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在哪儿,史书没写清楚,后人就开始各显神通。
先说一条最“离谱”也最有故事感的线索。清代学者沈涛在《道古堂外集·三国志补注》里记了一件怪事:顺治年间,浙江海宁县邵湾山,有当地人挖地挖着挖着,打开了一道隧道。好奇心一上来,他就钻了进去,往里走了一百多步,发现旁边立着一块石碑,仔细辨认后,竟然是写着孙休陵墓,里面葬的是皇帝。
听到这儿,很多人脑子里那种“野生发现皇陵”的画面瞬间就蹦出来了:昏暗的地道、冷风、石碑、皇帝、宝藏……这位老兄当然也不例外,想着要发财,继续往里走,结果发现墓门是用铜汁浇铸的厚门,厚得吓人,坚硬得不行,怎么也打不开,只好悻悻而归。
这故事,劲爆、好讲、有画面,非常适合茶馆里当作戏说一段。
问题是,它太适合当故事了。没有第二个证人,没有实物佐证,连碑文到底写了什么都没完整记下来。明清以来,能写点东西的人,谁没听过一两个这种“某地某人误入古墓”的怪谈?要完全当真,很难。
所以,海宁邵湾山这个“孙休陵”,基本停在“趣闻”级别。你要问学界认不认?大多数人是不太敢当真写进“定论”的。
另一条线索,就靠谱得多,也争议得多——安徽马鞍山。
1987年9月,马鞍山雨山区一带,有个窑厂在取土。工人干着干着,碰到了异常硬的土层,继续挖,居然挖出了古墓的痕迹。
这类戏码,在考古界简直是“经典套路”:当地要修路、建房、挖砖、搞工地,结果铲子下去,挖出瓮棺、石椁、小墓或者大墓。宋山大墓,就是这样“被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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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墓原来封土很高,覆斗状,约八米,表面树木成荫。墓向大约135度,略偏东南,这是有讲究的——古人讲究坐向,象征、风水、礼制都掺在里面。考古队进场之后,发现这墓的结构,绝对不是什么乡绅小官能享用的规模。
墓的构造很复杂,有斜墓道、封门墙、挡土墙、短甬道、小前室、双侧室、大横堂、地道、后室,整个墓内总长17.68米,大横堂内高3.75米,内宽5.76米。这样的规格,已经是高级别墓葬了。更特别的是,墓室造成之后,内壁被熏得漆黑,应该是点火熏烟形成的。有学者推测,一是为了防潮,二是出于辟邪——顺带说一句,这种熏黑墓壁的做法,在东吴一些高等级墓葬中有类似情况。
不过,等现代考古队进去时,已经是“第二拨人”了。
真正的“第一拨人”,是古代的盗墓贼。
盗洞一看就知道不是现代人干的:方向精确、位置挑得非常专业,前甬道有盗洞,后室前壁和后墙的内侧也有盗洞,墓室关键区域几乎都被他们摸了个遍。棺床上残存一口棺木,但棺盖和两端已被破坏,看上去是被挖得七零八落。最后只剩下一根肱骨(上臂骨),头朝东南,与墓向一致。
再多说一句,这种“古代技术型盗墓贼”的水平,真的一点不比现在那些靠盗墓小说入门的人差,甚至更有经验。他们知道从哪儿打洞,打在哪儿最省力,怎么绕过石门、封堵,这不是几天可以学会的事。
虽然被盗严重,宋山大墓出土的东西还是挺关键的。
墓里出土陶器、青瓷器、石器、漆器等四十多件,虽然很多破损严重,但从风格和工艺上看,档次很高。特别是那些漆器,有一部分经鉴定可能来自蜀地,是当时东吴宫廷里比较钟情的一类舶来品。这些东西不是普通富户能用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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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墓砖。整个墓葬用的是精美纹饰砖砌成。墓砖上主要纹饰包括五铢古钱纹,还有刻着小篆“富且贵至万世”、“富贵万世”的铭文。这种铭文砖,在马鞍山采石周围一带,几乎成了东吴时期上层贵族墓葬的“标配”。凡是用得起这类专用砖的,大多是贵族甚至王公以上级别——平头百姓别想。
墓地所在的雨山一带,本来就被认为是东吴时期的贵族墓葬区。宋山大墓里出土两件鸡首罐,一件虎首罐,都是精致的越窑青瓷。再加上墓室形制、随葬品组合、砖文内容,综合判断,这墓的年代很清晰——东吴中晚期。
这非常关键,因为孙休就是这个时期的人,葬于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刚好卡在这个时间段。
但这些,还只能证明墓主是“东吴高级人物”,并不能直接把名字写成“孙休”。
真正把这座墓推到“帝陵”高度的,是那块非常显眼的东西——龙纹大方砖。
考古清理时,考古人员发现不少六朝时期的筒瓦,还出了几块尺寸惊人的方砖:边长约35厘米,厚7厘米,上面是高浮雕三爪龙纹。那龙的造型,线条非常流畅,姿态飘逸,造型不粗糙,说明工匠水平相当高。结合现场情况推测,这些龙纹大砖原本可能属于墓上方的享堂或祭殿建筑构件,用来铺地或者装饰。
问题来了:谁有资格在墓葬上用龙纹砖?
在古代,尤其是在汉魏六朝这种等级非常严格的时代,龙就是帝王象征。平民、官吏、王公都不能随便在自己陵墓里用龙纹。
《三国志·吴书》里多次出现“相龙”之类的说法,说白了就是把龙当做帝王形象的延伸;孙权甚至自比太阳、赤龙,曹不兴还专门给他画过赤龙。这种“龙只归皇帝用”的观念,在墓葬上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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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龙纹砖被发现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墓很可能是帝王级别。加上之前提到的墓葬规格、位置、年代,综合在一起,学界当时就有了一个挺顺理成章的推断:宋山大墓,很可能就是孙休的定陵。
2007年,《江汉考古》发表了一篇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联合署名的《安徽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发掘简报》,在总结部分写得比较谨慎,用的是“墓主可能就是吴景帝孙休”这样的表述。
注意这个“可能”两个字,不是随便加的,是学界的基本态度——证据链比较完整,但还未到“板上钉钉”。
马鞍山博物馆的郎俊、吴志兴等人,也偏向这个判断。他们在论证独家墩墓墓主是孙策的同时,把宋山大墓与孙休联系了起来,相当于构建了一个“东吴皇室墓群”的整体框架:独家墩是孙策,宋山是孙休——这和古代文人留下的一些线索,也能对得上。
要说古代谁对这个地方印象深刻,唐代诗人谢理登算一个。他登当涂县小黄山的凌敲台时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二陵只在江云外,环佩应敲月下台。”小黄山离牛渚山并不远,两地中间大多是长江水面。站在凌敲台,看牛渚和周边地带一览无余。当时诗人说的“二陵”,后人一般认为是孙策的“桓王陵”和孙休的“定陵”,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独家墩墓和宋山大墓一带。
再加上南宋史学家胡三省的考证——他认为“陵口在牛渚东北边戍守处”,并推断吴景帝陵在当涂县西北采石山附近——这些地名、方位,都和马鞍山宋山这一带基本吻合。地理、文献,算是互相对上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宋山大墓这么合适,为什么还有人觉得孙休陵可能不在这儿?
主要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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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考古学界的严谨。
哪怕结构、文物、位置都很“对味”,只要墓里没有写着墓主身份的明确文字,比如“某某皇帝之墓”之类,学界一般都用“可能”“推测”这样的词。这不是拖泥带水,而是规矩——证据不到那一步,不能硬说。
二是另外几处可疑地点,尤其是南京江宁的东吴大墓。
南京江宁一带,近几十年来发现过一座结构宏大的东吴墓葬,墓室气势不小,砖石构造也很讲究,有人提出,这墓或许和孙氏宗室甚至帝王有关。不过,从已经公布的资料看,无论墓砖铭文,还是随葬组合,都和宋山大墓这个体系略有不同。一般更倾向于认为是高等级将领或宗室之墓,比如有人就喜欢拿它和某些东吴名将联系起来,比如朱然等。
说到朱然墓,苏州那边出土的东吴朱然墓,棺材板被盗墓者直接凿出大洞,棺室被翻得不成样子。跟宋山大墓对比来看,盗墓行为模式相似:选中主棺,破坏棺盖或棺体,目的就是冲着随葬贵重物去。这种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盗墓的“套路”,也能侧面感受到当时高等级墓葬的密度。
南京江宁的东吴大墓,有人也想把它往孙休身上靠,但问题是,文献上关于孙休陵的定位,更偏向采石、牛渚一带,而不是建业城周边。毕竟东吴皇帝死后,葬在长江沿线、靠近采石这种要地,是有政治和象征意义的——那儿是东吴的重要水路屏障、军事要塞,孙氏家族在这个区域集中建陵,很合理。
再往前扯一点:如果真像清代沈涛记载那样,孙休陵在浙江海宁邵湾山,那意味着孙休死后被葬到了原先远离建业的地方,这在实际操作上很难说得通。
一是东吴国力有限,远距离运棺下葬风险大;二是国都在建业,江左政权一般不会把帝陵葬到太远的地方,那等于把宗庙的“气”分散出去。再怎么说,胡三省、谢理登这些人所依据的记忆与现场地理,更接近马鞍山这一圈。
所以,综合来看,海宁邵湾说,更像是本地传闻被清人用文字固定下来;江宁东吴大墓有高等级,但缺乏与孙休直连的文献;唯独马鞍山宋山大墓,在时间、空间、规格、符号这些环节上,彼此咬合得比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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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一定要在地图上给孙休画个墓址,九成学者会把那支笔落在马鞍山宋山附近,而不是江宁或者海宁。
当然,落笔时他们会在旁边加个括号:“推定”。
再回到盗墓这个话题。
宋山大墓给人最大的直观感受之一,就是“我们已经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
盗墓贼早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就光顾过,把值钱的东西基本掏空,现代考古面对的是一个被反复翻动过的空间,只能从留下的砖、瓦、残片、骨骼里,去拼凑一个皇帝墓葬最后的样子。
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某个东吴之后的年代,夜深,几个人背着工具从山坡潜入,凭借从老人口中流传下来的“陵位”线索,在墓丘边缘开始挖洞。他们知道结构,从哪个方向打洞最省力,怎么避开厚重封门,怎么绕过挡土墙。他们大概也知道,里面躺着的,是某位“天子”。
但在他们眼里,这位“天子”,只是一具尸骨,一口棺材,一堆陪葬金玉,和可以换成粮食、地位、逃命钱的东西。
当现代考古人员打开宋山大墓时,看到的是另一重“剥壳”:
墓砖上的“富且贵至万世”“富贵万世”,像是在昭告一位生前至高无上的人,对自己身后荣耀的想象;
而那根孤零零的肱骨,则在提醒我们:他最终不过是被翻来覆去、被打洞、被掏空的一具枯骨。
孙休的人生,本身也带着一点这样的讽刺意味。
他年轻时被远置外地,并不在权力中心;
权臣政变,把他拉回建业,推上帝位;
他又反过来清洗权臣,试图重建皇权;
在位期间虽算不上惊天动地,却也维持了帝国最后的体面之一;
最终,他被葬进一座讲究、精致、有龙纹砖、有蜀地漆器的墓中。
只是过了几百年,墓被打开,龙纹砖还在,“龙”的象征还在,而“帝”的尊严,被盗洞掏空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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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人而言,孙休这个名字,比孙权、孙策、孙皓要陌生得多。他是那种典型的“中间皇帝”:不上不下、不算开国,也不算亡国,夹在巨变之前的一段过渡。
但考古给了他另一种存在方式——在马鞍山宋山这一处具体的山坡上,他的故事有了可以触摸的载体。
墓砖、龙纹、漆器、墓道、诗人的“二陵只在江云外”,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构成了我们今天对他死后世界的想象。
如果有一天,在宋山大墓附近,再挖出一块清晰刻着“景皇帝某某”之类的碑,孙休定陵的疑云大概就会散得更彻底一些。可是考古哪有这么配合人心愿的?更多时候,它给的是接近真相的路径,而不是完美句号。
现在我们能说的,是这么几件事:
孙休确有其人,他的在位并不算昏暴,至少比他后面的孙皓要稳得多;
264年,他被葬于“定陵”,史书没说具体位置;
南宋、唐代的一些文人记载,把东吴皇陵的方位指向牛渚、采石一带;
马鞍山宋山大墓,年代、规格、符号,都指向“东吴中晚期的皇家极高等级墓葬”;
龙纹大砖、特制铭文砖、蜀地漆器,加上诗文中的“二陵”,让多数研究者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判断:宋山大墓,是孙休定陵的最有力候选。
至于海宁邵湾山“铜门墓”的传说,或者江宁其他东吴大墓的揣测,就让它们继续在民间故事、盗墓话本和各地志书里漂着吧。它们构成的是另一层意义——关于帝王之死的想象,关于埋葬与发掘的循环,关于人对“地下宝藏”的永恒好奇。
孙休到底躺在哪一处山坡下?
今天的我们,大概已经接近答案,却还留着一点空白。这点空白,有时候反而比“百分百确定”的结论,更让人愿意继续往下追问:
那些被古人称为“定陵”“景帝陵”的地方,到底是如何从一个活生生的皇帝,变成一座空空的盗洞,一块刻着“富贵万世”的砖,一首唐诗里的一句“二陵只在江云外”?
而我们,又为什么如此在意,去确认一个两千年前的皇帝,他的棺椁究竟埋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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