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那年,我在成都走投无路,在人民公园的长椅上睡了整整八天。第八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被冻醒,睁开眼睛,看到面前蹲着一个穿灰色运动服的阿姨,正端着一杯豆浆看我。她见我醒了,也不慌,说:“姑娘,你在椅子上睡了几个晚上了,我听公园扫地的张姐说了,怕你饿着,给你带了两个包子。”我愣愣地坐起来,头发乱得像鸡窝,身上那件阿峰不要给我的外套皱成一团。阿姨把包子塞到我手里,转身走了。我低头看着包子,热气扑在脸上,突然想起我娘——我娘在跟人跑掉之前,也这样给我买过肉包子。我咬了一口,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塑料袋上。
我老家在遂宁,三岁那年我爸下了岗,迷上喝酒,喝醉就摔东西。我娘熬了几年,在我十岁那年跟着一个福建人跑了,再也没回来。我跟着我爸过日子,他清醒的时候也出去打零工,但大部分钱都换成了酒。我十几岁就学会了给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自己应付学校的家长会,每次都是找隔壁王婶顶替。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可我爸说没钱,让我出去学点手艺。家里有个远房表姐在成都开理发店,我揣着五百块钱就来了。表姐让我住在店里,帮她打杂,干了两年,学了些洗头染发的活。后来表姐的店转让了,她去了广州,我一个人在成都漂着。我在超市当过理货员,在饭馆端过盘子,后来在一家连锁美甲店做学员,没有工资,只管午饭。那时候我认识了一个男孩,叫阿峰,是旁边奶茶店的店员,总来店里找我,说喜欢我干活认真的样子。我没怎么谈过恋爱,他对我好,给了我一点温暖,我就信了他。他说他认识一个老板,正在投资开美甲分店,让我把积蓄投进去,到时候给我股份。我那时候傻,把攒了一年多的四千多块钱全取了出来给他。他拿钱当天就消失了,手机号码变成空号。我去他上班的奶茶店问,老板娘说阿峰早就不干了,还欠了她半个月房租。我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我去派出所报案,民警做了笔录,说会调查,但已经过去两个星期,没有任何消息。就在那段时间,我因为连续请假找阿峰,被美甲店辞退了。我的手机也在一次挤公交车的时候被偷了。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住处,我就像一个被抽空的壳子。我在成都火车站蹲了一夜,想了想,还是不想回老家,不想让我乡亲们看见我混成了这副鬼样子。我漫无目的地走,走到了人民公园,在一棵老银杏树下面的长椅上坐下来。那时候是初秋,晚上有点凉,我心里想着,坐一坐就去找个地方住。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我身上只剩下几十块零钱,可我不想开旅馆,因为我想留着钱买吃的。于是那个晚上,我就在椅子上过了夜。一开始我睡不着,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响,远处有广场舞的音乐声。我抱着自己,心里反反复复地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活得这么难。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第二天白天,我坐在长椅上,装模作样地看路上的行人。有个好心的大姐路过,看了我几眼,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放在椅子上,说:“拿着吃点东西吧。”我说我不要,我不是要饭的。大姐叹了口气走了。我盯着那十块钱,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收起来,去附近的馒头铺买了两个馒头。第三天傍晚,一个穿着灰扑扑棉衣的流浪汉走过来,坐在我旁边,说“小妹儿,跟哥走,哥带你睡觉。”我吓得跳起来,大喊“你滚开!”他伸手抓我的胳膊,我一口咬在他手背上,咬出了血。他骂骂咧咧地走了。那晚我换了另一张长椅,靠近公厕,但气味难闻。第四天夜里下了一场雨,我躲到公园的亭子里,蹲了一夜,浑身发抖。第五天,一个保安发现了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撒谎说在等人。他半信半疑地走了。第六天,我又饿又冷,头晕得厉害,去公厕用冷水洗了把脸,看见镜子里自己眼窝塌陷,像一个鬼。第七天,我坐在银杏树下,想着自己彻底垮了,那些路过的老头老太太都绕着我走。第八天早上,我就碰见了那个阿姨。
那天下午,周阿姨又来了。她还穿着那件灰色运动服,只是换了一条黑色的裤子,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她没多问,只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自顾自地说着她年轻时也在外头打过工,有一年被人骗了钱,在火车站睡了半个月,后来遇到一个好心的大姐,介绍她去饭馆洗碗,才缓过来。她说:“姑娘,我看你眉眼清秀,不像是懒人,你告诉阿姨,你遇上什么事了?”我一开始还硬撑着,说没事。她也不追问,把手机递给我,说:“你给家里人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也好。”我心里头一酸,说我没有家里人了。她说:“胡说,这么年轻哪能没家人?”我只好说了我爸在老家,不靠谱。她点点头,说:“这样吧,你要是不嫌弃,晚上到我家里洗个澡,换身干净衣裳。你放心,我不是坏人,我是这公园退休的老教师,姓周,住那边小区。”她指了指围墙外面的老房子。我还是犹豫,她笑了:“你怕什么?大白天的,你跟着我去看看,要是不敢进门,你就站在门口。”我看着她胖乎乎的脸,不知道怎么就信了她,跟着去了。
她家确实不远,穿过边门,走过一条巷子,就进了小区。小区很旧,楼梯间堆着纸箱。她打开门,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客厅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姑娘,笑起来很好看。她看出我在看那张照片,说:“我女儿,前年走的,病。她要是还在,也该二十四了。”我一下子说不出话。她给我找了一套碎花棉布睡衣,还有几件没摘吊牌的新秋衣,说:“都是我闺女从前喜欢的样式,你去洗个澡。”我进了卫生间,热水从喷头冲下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在抖。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多久没好好洗过澡了。我一边洗一边哭,不敢哭出声,怕阿姨听见。洗完了出来,阿姨给我下了一碗鸡蛋面,里面放了两根青菜,还卧着一个煎蛋。我低着头把面吃完,连汤都喝了。她看着我,说:“慢慢吃,别噎着。”我一瞬间就跪在了她面前,我说:“周阿姨,你救救我。”她赶紧拉我起来,说:“别这样,快起来,人都有难处,咬咬牙就过去了。你能撑八天,说明你心里有股劲,不是烂泥。”然后她问我有什么打算。我流着泪说我想学美甲,我再也不想被人骗了。她想了想,说她认识一个开美甲店的朋友,姓刘,叫刘姐,人挺热心,可以帮我去问问。第二天,她带着我去那家美甲店。刘姐是个四十多岁的短发女人,正在给客人做指甲。她看了我一眼,说:“会什么?”我说我会一点基础,之前学过半年。她说:“那你留下来试试,包吃住,第一个月没工资,第二个月给五百。”我连忙点头。周阿姨在旁边笑了,说:“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从那天起,我就在刘姐的美甲店住下来了。店不大,里屋有一张上下铺,平时用来放货,刘姐收拾出了一块地方,让我睡下铺。头半个月,我什么活都干,拖地、擦桌子、给客人修手剪死皮。我手笨,做起款式来歪歪扭扭,刘姐脾气急,骂过我好几回,说“你这双手是筷子做的啊?”我咬牙忍着,半夜在里屋拿自己做练习,手指甲涂了卸,卸了涂,指甲油的味道呛得我睡不着。一周以后,我就能画简单的花了。两个星期以后,刘姐让我给熟客做基础护理,熟客说“小姑娘挺细心的”,我激动得差点把护理油打翻。一个月后,我拿到了第一笔工资,五百块。我去菜市场买了一只烧鸡,又买了两斤苹果,提到周阿姨家。她一开门,看见是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说:“你这孩子,自己刚挣钱,花这些干什么。”我说:“阿姨,没有你,我早就饿死在公园长椅上了。”她把我拉进屋,烧鸡掰开,我们俩坐在茶几旁,就着热茶吃了。她说:“我女儿在的时候,也爱买烧鸡,但不爱吃皮,我老啃皮。”说着说着,她的声音有点哑,我没敢接话。
日子就这么缓过来了。我渐渐知道周阿姨的情况。她丈夫也是老师,得肺癌走了七八年。女儿毕业后在成都做会计,前年查出急性的白血病,从发现到人走,不到五个月。周阿姨一个人守着这套老房子,靠着退休金过日子。她每天早上还去公园锻炼,不是因为身体好,是因为医生说她有高血压,多走动走动能降血压。她那天注意到我,是因为我坐在长椅上,头歪着,嘴唇干裂,她以为我中暑了,走近一看,又不像。她说:“我女儿生病那会儿,也老爱坐在医院楼下的长椅上一坐一下午,我看着你,心里就揪了一下。”我听她说这些,眼泪又止不住。我心想,老天爷不公平,这么好的人,凭什么让她遭这些罪?后来我又想,也许正是因为她遭过罪,才会在看见一个陌生姑娘睡长椅的时候停下来。那天如果换一个人,可能顶多看我两眼就走了。周阿姨不一样,她是真的把人往心里疼。
在美甲店干了两个多月,我攒了两千多块钱。我给周阿姨买了一台按摩脚盆,她很高兴,但转手就给了我一个存折,说她用不着,让我把钱存起来。我心里很热。就在我以为日子终于要好起来的时候,一个男人出现在店门口。他穿着旧西装,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手里提着一个蛇皮袋。我一抬头,整个人僵住了——那是我爸。他显然是吃了不少苦才找到这里,看见我就喊“小敏”,声音嘶哑。我的第一反应是转身躲进里屋。我不想见他。我爸在门口被刘姐拦住了,他说“我是她爸”,刘姐问我,我不吭声。后来他走了,但第二天他又来了,在门口蹲着。我出去叫他走,他站起来,酒气熏天,他说他在老家活不下去了,要来投奔我。我一下子火就上来了,冲他吼:“你现在想起我了?我小时候你管过我吗?你把我妈打跑了,把我学费输光了,你现在凭什么来找我?”他被我吼得愣住,周围好几个围观的人。他说:“爸那时候不是人……爸现在知道错了……”我哭得说不出话。刘姐出来帮我把他赶走了,但我心像被揪着一样疼。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躲在里屋哭,哭完了又想,其实我不该觉得难过,他早就不是我爸了。可我就是忍不住,恨一个人比爱一个人还累。我甚至想,要是没有周阿姨,我是不是早就成了一堆白骨。为什么我爸现在才来?他来干什么?他是不是看我能挣钱了,所以跑来占便宜?我越想越气,越气也就越伤心。
第三天,我爸又来了,这回不是一个人,是社区的工作人员陪着。原来他在公园门口晕倒了,被送到医院,查出来是肝硬化晚期。社区通过他的身份证联系到我老家的村委,村委说了他的情况,又辗转找到我。他这次来,不是要钱,是想在死前见女儿一面。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我本来不想去,但周阿姨也来了,她跟我说:“他毕竟是你爸,你可以不认他,但见一面,把话说了,别到时候后悔。”我跟她去了医院。我爸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形。他输了液,看起来清醒了一点。看见我,他就哭了,说他这几年一直在找我,知道我在成都不容易,他没用,没帮过我,还拖累我。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他以前喝酒打我是因为心里有火,怨自己没本事,没留住我娘。他说他早就不喝了,就是肝已经坏了。他颤巍巍地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张卡,说里面有五千块钱,是他这几年攒的,让我拿着,好好过日子。我一下子就哭了。我没有接他的卡,我握着他的手,说“爸,你别死,你还没看见我开美甲店呢。”他点了点头。后来我爸没死,医生说发现得不算太晚,可以做介入治疗,需要钱。我把攒的两千多块都拿了出来,周阿姨又借了我一些,刘姐也垫了一部分。我爸做了手术,恢复得还行。他戒了酒,回到老家,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问我在成都好不好。我们之间那堵墙,慢慢就这么塌了。
那件事之后,我更卖力地在美甲店干活。刘姐对我越来越信任,开始教我用光疗机、调胶、做复杂的雕花。我学得很快,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后路,周阿姨帮了我一时,帮不了我一辈子,我得自己站稳了。那段时间我瘦了,但精神比从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周阿姨隔三差五给我送一盒自己做的凉面,或者炖一锅排骨汤,放在店门口就走。她总说“别太拼”,可她自己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去公园烎舞,风雨无阻。有一次我去看她,发现她蹲在长椅旁边,捡一个别人扔下的矿泉水瓶子。我跑过去说:“阿姨,你捡这个干嘛?”她笑着说:“攒着卖钱,一个瓶子五分钱呢。”我说我养你,她说:“你有这份心就好了,我自己能动,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我听着鼻子发酸。
又过了半年,我通过了美甲师考试,刘姐把店里的分店交给我打理。我租了一间小房子,把周阿姨接来住了一段时间。她住不惯,说高楼里憋闷,不如老小区出出进进有人说话。但我看得出来,她高兴。有一天晚上我给她染头发,她指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成老太婆啦,以后你就叫我周妈妈吧。”我手里拿着染发梳,愣了一愣。我说:“妈。”她没答应,但眼睛红了。后来我真的叫她周妈妈,她也应。我知道自己又有了一个亲人,一个跟我没有血缘,却比血缘还亲的人。
再后来,我认识了男朋友,是常来店里送快递的小伙子,叫张斌。他话不多,每次来都会帮我搬一箱重的东西,或者顺路帮我买个饭。有一次我加班到夜里,他送货路过,看见店里的灯还亮着,就进来问我吃饭没,我说没,他把自己车上的盒饭给了我。我说你自己吃啥,他说他吃过了,其实是假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饿到十一点才回家吃。张斌不花言巧语,但他做事让我踏实。他问我以前吃了很多苦吧,我说嗯,他说“以后我让你少吃点苦。”就这一句,我眼睛就红了。我们交往了两年,结婚的时候,我把周妈妈请到主位上坐。她穿着我给她买的红毛衣,笑得合不拢嘴。我爸也从老家来了,他身体恢复得不错,头发白了很多,但没有酒气了。他站在台下,搓着手,有点局促。我冲他点了点头,他眼泪就下来了。那时候我心里想,恨一个人容易,原谅一个人也不难,难的是把日子重新过起来。我差点死在公园长椅上,是周妈妈把我拉起来的,也是她教会我怎么去爱一个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
如今我二十八岁,自己开了一家美甲店,不大,但在成都能立住脚。店里偶尔也会来几个灰头土脸的姑娘,有的找不到工作,有的跟家里人闹翻了,有的跟我当年一样,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哭。我每次都学周妈妈的样子,先给她们倒杯热水,再问一句“你吃饭了吗?”她们抬头看我的时候,眼睛里那种茫然和警惕,我太熟悉了。我从不盘问她们,只说“你要是愿意,留下来帮个忙,工钱看着给。”那些人里,有人干了几天就走了,也有的留了下来,后来逢年过节还给我发短信。我总想起周妈妈那句话:“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难处?有人拉一把,就不一样。”她把那句话种在了我心里,然后我自己长成了一棵树。
有时候我路过人民公园,看到那棵老银杏树底下的长椅,还会停下来坐一会儿。椅子上换了几块木条,但样子还是老样子。我会想起那个秋天,一个二十岁的姑娘蜷在上面,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然后我又想起第八天早上那个穿灰色运动服的阿姨,想起她递过来的两个肉包子。我现在还记得那包子是猪肉白菜馅的,面皮有点粘牙,但特别香。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早饭。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张斌听,讲给我店里的姑娘听,也讲给我爸听。我爸听完沉默了很久,说:“闺女,你比你爸有福气,也比你爸有骨气。”我笑了笑,没有接话。其实我心里想说,这世上哪有天生的骨气?不过是走投无路的时候,碰见了一个愿意递给你一个包子的人,你就得把这份好接着,接着接着,自己就硬气起来了。周妈妈现在快七十了,身体不如以前,我每个月都会去陪她住几天。她还是会给我做鸡蛋面,面里的煎蛋还是两个。我每次都吃光。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就像当年在公园长椅上第一次看我那样,眼里头亮晶晶的。我知道,她不是把我当女儿,她是真把我当成了闺女。我也是,从那天早上她蹲在我面前的时候起,我就把她当成我这辈子的靠山了。虽然我们没有流过一样的血,但她给的温暖,比血缘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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