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六日,成田机场的到达大厅比平时拥挤。印度工商部长戈亚尔走在最前面,身后是一支约两百人的商业队伍,汽车、钢铁、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半导体、制造业、金融服务、医疗健康与初创企业,几乎把本国商界的主力都带上了。
印度媒体把这次出访称为对日招商的最大手笔。几个月前,同一批人还在北京、上海、深圳做推介,话术几乎一模一样。中国企业没有接盘,现在轮到日本企业坐在台下听。
戈亚尔在东京给出的承诺很漂亮:创新环境友好,知识产权有保障,数据安全可靠,印度是少数能让企业放心存放信息的市场;再加上一张覆盖全球、规模十七万亿美元的自贸网络,只要在印度设厂,产品就能借道卖到世界各地。他还给出远期目标:二零四七年,经济总量做到三十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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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中国人听过。十几亿人口的市场、年轻的人口结构、快速增长的中产,吸引力确实存在,早年不少手机厂商与互联网公司也动过心。真正改变判断的,是落地之后的经历:无预告的税务稽查、账户被冻结、罚单接连开出、本土采购规则频繁改动、技术转让要求层层加码。一次可以说是意外,年年如此,就成了环境。
实体投资和买股票不是一回事。股票可以一键清仓,工厂却要经营十年、二十年。企业要的不是一时的优惠,而是可预期:今天立的规矩,明天不会翻案;当初签的合同,几年后不会被重新解释。印度最缺的,恰恰是这种可预期性。
今年四月,印度反垄断机构认定苹果违反数据本地化规定,开出最高三百八十亿美元的罚单。此前,谷歌在二零二二年被罚二点七五亿美元,亚马逊被罚一点七二亿美元。数字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条规则的变化:二零二四年修订的竞争法,把罚款基数从印度境内营收改成全球总营业额。
这条改动的影响被很多人低估。它在法律上把在印业务与全球母公司绑在一起,一家企业哪怕在印度只做很小的生意,也可能因为全球规模而承受天价处罚。对董事会来说,这不是合规成本问题,而是风险无法封顶的问题。
罚单的可怕之处,还在于执行方式。开出之后,企业要面对漫长的申诉、听证与诉讼,期间账户可能被冻结、业务可能被限制,现金流与股价一起承压。即便最终胜诉,时间成本也已经付出。很多公司算完这笔账,选择的是和解,而不是对抗。
日本不是印度市场的新手。二零零零年四月至二零二六年三月,日本对印累计投资超过四百八十亿美元,在所有外资来源中排第五,一千五百多家日企在印度设有机构,从丰田、本田到索尼、日立,再到三菱与铃木,名字遍布街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显示,八成以上已在印落地的日企打算扩大经营,但愿意从零进场的新投资者,一直不多。
存量企业敢扩张,是因为它们熟悉规则,知道哪里能绕、哪里要留人;新进场的企业没有这套经验,看到的多是失败案例。两类企业的判断差异,正好说明印度市场的门槛不在文件里,而在经验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度的外资数据总是好看与难看并存:存量在加码,增量在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