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六,我跟着阿海进山。
中巴车在山道上晃了三个多钟头,车窗哈气结了一层白霜,我用指甲刮出一个小口子往外看,除了竹林就是雾。下了车还得走一段青石板路,湿漉漉的,屋檐底下挂着一排酱鸭,油光发亮,风一吹,咸香味直往鼻孔里钻。
阿海在院门口喊了一嗓子。灯"啪"地亮了,他娘从灶房出来,围裙上沾着白面粉,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一把抓住我的手,一串话像炒豆子似的滚出来,又快又亮。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只从里面挑出一个"吃"字。
我今年三十三,在温州鞋厂做质检,离过一次婚。阿海小我两岁,是流水线上的机修工。厂里人背后嚼舌头:他一个黄花后生,图你什么?我也问过他。他把扳手往台子上一放,说: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认。
可真坐到他家饭桌前,我心里那点底气就没了。
土灶烧的是柴,热气腾腾。桌上摆着咸菜、炒粉干、一碗红烧肉。三个人说着家乡话,语速快得像下雨。我埋头夹菜,笑,点头,筷子碰在碗沿上,叮一声。忽然,他娘停了筷子,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阿海。他爹把酒杯往桌上一顿,酒洒出来,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阿海脖子上青筋鼓了起来,嗓门也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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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词我听懂了:阿海、钱。还有一个音,翻来覆去地钉,像在钉一颗生锈的钉子。他娘眼圈红了,起身躲进灶房,锅盖被撂得当当响。
我握着筷子的手,慢慢凉了。
我摸黑上木楼梯,一格一格吱呀吱呀。到了屋里,我坐在床沿上掏出手机,查明早几点的车。我想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人家是在说,这个离过婚的外地女人,不能要。
我一句也听不懂。听不懂,就只能往坏处想。
后来的事,是阿海一字一句告诉我的。
那一夜我没睡实。楼下的老挂钟敲了十一下,又有水声、凳子挪动声,还有他娘压得极低极低的哭。我把耳朵贴在板缝上,什么也听不明白。只听着听着,听见一声"囡"。
后来我才知道,温州话里的"囡",是女儿。
凌晨四点,我被香味熏醒。灶膛的火光把她半边脸照成橘色,锅里滚着年糕汤。她看见我,愣了一下,手在围裙上抹了两把,从怀里掏出个红纸包,一层一层地揭开——一对金耳环,旧的,耳钩都磨得发亮了,还带着她怀里的体温。
她说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她见我不动,急了,指指耳环,指指自己的耳朵,又指指我,再指指堂屋墙上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穿粗布褂的年轻女人。
阿海在楼下开腔了:那是我阿婆的耳环,我娘成亲那年她娘给的。
阿海说,昨晚他们吵的不是我。
他攒了八万块钱,想全给我,做彩礼,在镇上租个门面,办几桌像样的酒。他爹骂他:你娘脖子上查出个东西,要开刀,钱得先紧着看病。他娘一拍桌子,嗓门比谁都大——钱不治她的病,也得先给儿媳妇,不能让儿子在丈母娘面前抬不起头。他爹不吭声了,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的烟。他娘还骂他:你怎么不早点带她回来,让人家一个人在外头过年。
我坐在灶膛前,手里那对耳环烫得慌。火光映着灶壁上层层叠叠的烟灰,像结痂的旧年月。
我这才回过味来。昨晚她一口一个"囡",是拿我当闺女待的。我呢,心里早摆好了一副受审的姿势,把一句"囡",听成了"滚"。
我当着他们的面退掉了车票。我说:彩礼我一分不要;我手里攒着三万,先给妈看病,手术不能拖。钱不够,我把金镯子也当了。我只要一句——手术做完,得听大夫的话,别再舍不得买药。
他娘抱着我,哭得直哆嗦,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第二天早上,她端给我一碗年糕汤,站在灶前,脸憋得通红,憋出四个字:
"吃,多吃。"
阿海在旁边说,我娘就学会这么一句普通话,对着电视机练了小半年。为了我。
那一刻我哭得不像话。
有些话,听不懂也没关系。听懂一个人,不一定非得听懂她的舌头。隔着方言和口音的,从来不是人心,是我们自己先设的那道墙。
今年复查,报告单上写着"良性"。她还是说她的家乡话,我还是听个囫囵。可她攥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那点汗,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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