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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治疗更规范,猝死风险与长期管理仍难破解。
撰文: 明殊
十月,秋阳和暖,第37届长城心脏病学大会(GW-ICC 2026)暨亚洲心脏大会(AHS 2026)在北京盛大召开,由长城会与医学界心血管频道联合推出的官方品牌栏目《长城问道》迎来本期以“心衰·破局篇:从循证管理到精准治疗”为主题的对话,对谈中,主持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辛桉燃医生抛出一道临床题:一位65岁缺血性心肌病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为28%,QRS波群时限150 ms,合并阵发性心房颤动(房颤)和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NSVT),应如何选择器械治疗?
围绕这一问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张健教授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Gordon Tomaselli教授由此将讨论引向一个更宏观的议题:心衰指南持续更新,但“谁最危险、谁最需要器械治疗、如何做好出院后患者管理”为何仍难以给出简单答案?
规范化治疗进步了,患者为何还会反复住院?
谈及中国心力衰竭注册研究(China-HF)Ⅰ、Ⅱ期的变化,张健教授用一个词概括:“标准化”。他指出,指南指导的药物治疗(GDMT)逐步普及,房颤抗凝及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管理也得到更多重视;但不同地区之间的诊疗差距仍然存在。
这一判断有真实世界数据支撑。China-HFⅡ期注册研究收集了2017-2020年113家医院的34938例心衰住院患者资料,分析发现:超声心动图检查率为93.7%,利钠肽检测率为93.0%;在符合条件者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与β受体阻滞剂的处方比例分别为78.7%和82.2%。研究显示诊疗质量较Ⅰ期有所提升,但距离充分规范化仍有空间。
如今,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HFrEF)治疗已形成以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或适宜的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MRA)及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为基础的药物策略。但“开出处方”只是第一步,能否耐受、及时调整剂量并长期坚持,才决定循证获益能否落地。
LVEF达标就能预测猝死?真正难的是识别“可预防的风险”
“我们还没有足够好的指标,准确识别谁最可能发生心脏性猝死。”Tomaselli教授直指当前风险分层的局限。临床长期以LVEF作为判断部分患者是否需要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治疗的主要依据,但心脏性猝死也可发生于LVEF未显著降低的人群。
张健教授将讨论引向生物标志物在猝死风险预测中的价值:氨基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和心肌肌钙蛋白(cTn)能否帮助预测猝死?Tomaselli教授回应道:这些指标可反映疾病严重程度,但未必能区分哪些患者将发生可被除颤终止的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颤动。部分心脏性猝死与心动过缓、严重泵功能衰竭等有关,并非均能通过ICD预防。
因此,风险评估不能简单化为“LVEF越低,越应植入ICD”。心脏磁共振所见的瘢痕、电生理检查异常、遗传背景及动态监测数据,均可能与LVEF形成互补;可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在风险预测中的应用也值得进一步研究。然而,基于上述多维指标构建的预测模型仍需前瞻性验证,尚不能替代现行指南推荐的器械治疗适应证。
CRT-D还是ICD?一则病例揭开“选对人”的关键
回到开场病例:患者存在左束支传导阻滞(LBBB),QRS波时限150 ms,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Ⅲ级,LVEF 28%,合并心房颤动(AF),并有晕厥及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病史。就此,张健教授倾向于考虑心脏再同步化治疗除颤器(CRT-D)植入的评估;但他同时强调,基层医院不应直接进入器械植入流程,而应首先优化指南导向药物治疗(GDMT)、排查可逆因素,再将患者转诊至具备器械植入与随访能力的中心,完成正式评估与决策。
但该病例系用于讨论的假设性病例,并非仅凭若干参数即可作出正式临床决策。是否适合心脏再同步化治疗(CRT)以及是否需要除颤功能,还须核实心力衰竭病程、药物优化情况、心肌梗死后时间、预期生存期、房颤负荷及患者意愿等。2022年美国心力衰竭指南及2023年心脏生理性起搏指南均强调严格把握适应证。
即使器械植入成功,也并非所有患者均能获得相同获益。Tomaselli教授指出,部分患者未达到预期疗效,既可能与电极位置有关,也可能与心肌瘢痕、弥漫性纤维化及房颤干扰有效双心室起搏有关。对合并房颤的CRT患者,维持接近100%的有效双心室起搏尤为重要。
另一项挑战则发生在手术室之外。张健教授指出,部分基层地区仍缺少植入、程控和长期随访团队,费用及转诊流程也影响患者获得器械治疗的可及性。因此,精准治疗不仅在于选择合适的器械,还在于使符合条件的患者能够实际获得并持续接受治疗。
出院不是治疗终点:心衰管理的下一场硬仗在哪里?
在对谈中,张健教授指出,我国心衰管理的重要薄弱环节在出院后:住院期间治疗日趋规范,但门诊复诊、药物滴定与患者自我管理之间仍可能衔接不足。对慢性病而言,患者出院之后,长期管理才真正开始。
他主张将心力衰竭与心律失常管理相结合,关注心房颤动(AF)、室性心律失常及器械监测信息,并构建专科、基层与家庭相衔接的随访路径。需要强调的是,心房颤动是否复发有助于评估节律管理策略,但抗凝治疗不能仅依据心房颤动是否复发来决定是否停用;卒中预防仍应基于血栓栓塞风险等因素综合评估。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NSVT)应促使进一步风险评估,但不应自动视为ICD植入指征。
Tomaselli教授则将视野前移至心力衰竭发生之前: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改善睡眠、增加运动并戒烟,同样属于心力衰竭精准管理的组成部分。他强调,未来需要借助影像、生物标志物和数据工具识别高风险人群,但更不应忽视已被证实有效的指南指导治疗。
两位专家最终形成明确共识:药物治疗、心律失常评估、器械选择与出院后长期照护不应彼此割裂,而应围绕同一患者形成连续的管理路径。
结语
这场《长城问道》并未宣布某项颠覆性新疗法,却把临床最棘手的三个问题讲得更清楚:如何落实已被证实有效的治疗,如何识别真正需要预防猝死的人,以及如何让患者出院后仍持续获益。
从循证到精准,不是用新技术替代标准治疗,而是在规范化基础上做出更适合个体的选择。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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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力衰竭中心首席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心衰及心肌病规范化与精准诊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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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F.Tomaselli教授
美国心脏协会研究与资助管理全国执行副总裁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心内科前主任
爱因斯坦医学院荣休院长
长期研究心脏电生理、心律失常和心脏性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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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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