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正蹲在阳台上搓儿子的一件白校服领子,洗衣粉沫子顺着手腕往下淌。手机在裤兜里震,掏出来一看,是婆婆。
“秀云啊,”她那嗓门一开,隔着听筒都能看见她叉着腰的样子,“你姐昨儿夜里生了,小子,七斤二两!”
我说恭喜恭喜。
“你明儿就过去吧,家里也没人。”婆婆顿了顿,像是随口一提,又像是早想好了,“反正你也没工作。”
我手里的校服领子一下攥紧了,水从指头缝里挤出来,滴在水泥地上,嗒、嗒。
我今年四十六,去年秋天厂子黄了,我下了岗。眼下在家给儿子做饭,等他高考。老公建国在工地上支模板。婆婆一个人住老家三间瓦房。
大姑姐兰英比建国大两岁,嫁在县城,日子比我们宽。当年我生儿子,月子里婆婆说腿疼来不了;兰英倒是来过一趟,站在门口没进屋,扔下两包红糖,撂了句“别那么娇气”,走了。那两包红糖我搁在柜顶上,搁到发潮。
“妈,”我说,“兰英那边不是有她婆婆吗?”
“人家婆婆腰不好。”婆婆答得飞快,“你闲着也是闲着,咱自家人,还分什么你我?”
我没吱声。阳台上风有点凉,楼下有人在剁白菜,梆梆梆的。
晚上我跟建国说这事。他刚吃完饭,蹲在门口抽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暗。半天,他说了句:“去吧,我姐就这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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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回。我心里那点话,被他一口烟咽下去了。
我把那两包发潮的红糖从柜顶上拿下来,用袋子装好,塞进了行李包。
第二天清早,我坐头班车到了县城。兰英家的门虚掩着,一进门就是奶味混着鸡汤味,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酸气。孩子在哭,声音哑哑的,细得像猫叫。
兰英歪在床上,头发黏在脸上,嘴唇是白的,眼睛肿得跟桃一样。看见我,“哎哟”一声,眼泪就下来了。
她男人老周在客厅,正穿外套:“嫂子你来得正好,我这有个活,晚上回来。”人就没影了。
我挽起袖子,先把窗帘拉开,再把窗台上的粥碗端走——那粥是三天前的,都结皮了。我给她擦身、换垫子、热汤。她抓着被角不看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第三天夜里我起夜,听见她在客厅打电话,压着嗓子:
“妈,那三千块你给嫂子了吗?……你说请人伺候我的钱,你不能自己拿着啊……”
我端着水杯站在门后,半天没动。杯壁是热的,烫手。原来这伺候月子是有价钱的,三千。只是这价钱,没到我这儿。
我没摔杯,也没冲进去。我回了屋,把水倒了,接着睡。第二天照样五点起来熬小米粥——闹一场能怎么样呢?最后不过是我跟建国干一仗,他抽半宿烟,我红半宿眼。这个理,讲不清。
第十天夜里,兰英发起烧来,三十九度,胸口胀得像石头,一碰就哭。老周不在,打牌去了。我披上棉袄,把她从四楼背到楼下,拦了辆三轮去了医院。急诊的灯白得扎眼,我陪她挂水到天亮,她那只手一直攥着我的袖子。
出来的时候天刚亮,早点摊上蒸笼冒着白气。她忽然哭出声:“秀云,当年你坐月子,我说那话,我不是人。”
我说:“都过去了。”
其实没过去。可那天早上,我看着她缩着脖子站在冷风里,心里有块硬东西,好像被谁轻轻掰了一下。
出月子那天,兰英从枕头底下摸出个信封,塞我手里:“姐,三千。不多,你拿着。”
我推了两回,她按着我的手不放。信封是热的,还带着她手心的汗。我说:“你留着买奶粉。”她摇头:“你比奶粉值。”
我到底收了。
回到家已经黑了天。晚饭桌上,婆婆问我:“你姐家给你钱没?”
筷子在碗沿上停了一下。我说:“没有。”
婆婆松了口气似的:“你看,还是自家人。”
我没说话,扒了一口饭。建国抬头看我一眼,我迎上去,他把眼睛挪开了。
那三千块钱,我压在枕头底下,一夜压出一身热。第二天我去了镇上,找到那家家政公司,问了一句话:“学月嫂,多少钱?”
人家说三千八。
我说,能不能先交个定金。
回来的路上,风把路边的杨树叶子刮得哗哗响。我想,等学出来,一个月挣六千。往后谁再说“反正你没工作”,我就告诉她——我有活儿,也有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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