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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与江青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林彪与江青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上中下)
来源:广东党史2001年第4、5、6期
作者:赖诗逸
编辑:老正
说明:“文革”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关系,就是林彪与江青的政治关系。自今天起,分四期编辑转发此文,为方便阅读,对大小标题都做了重新编辑。今天是第二篇。
目录:
️一、1967年,关键时刻和重要问题紧密合作
️二、1968年,政治关系又有新发展
历史杂记|林彪与江青的政治关系之一:“文革”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与江青究竟保持什么样的政治关系,这是研究这场政治运动时必然遇到、也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剖析他们的政治关系,不仅可以看清这两个人的本来面目,而且有助于了解“文革”中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而要深入研究此问题,只看他们的公开言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仔细考察他们私人之间的来往和谈话;因为,通过后一渠道,才能了解到价值更高和真实性更强的材料。下面,就让我们沿着这个线索来进行研究。
一、1967年,关键时刻和重要问题紧密的合作
1967年2月,在怀仁堂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一些政治局委员和军委负责人,针对中央文革一些做法;特别是围绕着否定党的领导、随便批斗干部和冲击军事部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这本来是一次正义的斗争,但却被打成“二月逆流”。
江育除了安排张春桥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外,还在2月18日晚上跑到林彪住处,说:“林总,又出事件啦,(有人)大闹怀仁堂……”。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见。通过面谈,林彪和江青对所谓“大闹怀仁堂”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这就为后来他们一伙大批“二月逆流”做好了准备。
此次会面时,林彪和江青专门议论了徐向前的意见。江青把徐向前关于为什么要搞乱解放军的质问当作问题提出来。林彪听后立即说:“他徐向前代表不了解放军。”在搞乱军队的问题上,他们又一次站在一起了。
在与江青见面前,林彪还通过处理谭震林的来信支援了江青。谭的信是在2月16日晚上写的,信中指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在谈到江青时,谭震林尖锐地指出:“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这个批评,入木三分。但林彪看后的批示却是:“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在江青遇到批评时,林彪主动站出来,以批示的形式为江青撑腰,这无疑是对江青最好的帮助。但林彪的批示却给谭震林带来大祸。江青看到此信后十分愤怒,把谭震林列为批判“二月逆统”的主要对象;后来,甚至诬陷谭是“叛徒”。
1967年5月13日,部队一派群众组织举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纪念演出。部队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在北京“天派”的支持下,发起冲击,从而演变成激烈的武斗。在武斗中,参加演出的一派,除了吴法宪在空军大院遥控之外,还有李作鹏、邱会作等到演出场地的外面进行指挥。
冲击演出的一派,则有蒯大富和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的头头参加;在他们暂时占领演出剧场时,蒯还出现在舞台上。所以,它引起的震动很大,影响也很坏。
这次演出,事先得到林彪的支持。当武斗正在紧张进行时,他又亲自打电话给陈伯达,声称:“这次演出是我批准同意的。”而冲击演出的,则是原来属于“革”的一派。在当时,凡是挂上“革”的招牌,都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至于蒯大富的后台,人们都知道是江青。乍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江青似乎与林彪发生了矛盾。但是,5月16日晚上,江青却作出决定:“派关锋、戚本禹去接见演出的一派,表示支持和慰问。”这一下,表面上的矛盾完全消除了。
更重要的是,江青的决定帮了林彪的大忙。因为,如何处理“五·一三”武斗,对于作为演出派后台的林彪来说,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果冲击派占了优势,或者是冲突双方平分秋色,林彪就会为此次武斗背上了包袱。相反地,如果演出派压倒对方,林彪就会满面红光;被他保下来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可以顺利过关,从而壮大他的帮派势力。江青的上述决定,实际上是宣布,演出派已经取得正式的胜利。这对于林彪来说,当然就是最有力的支持了。
对“七·二〇事件”,林彪和江青都看得非常严重。7月20日下午,江青没有经过事先打招呼,就到人民大会堂求见林彪;而林彪也打破了会客的种种禁忌,立刻就与江青会面。过了两天,林彪亲自召集有江青参加的会议。会上,林彪宣布:“武汉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他还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接着,他们就抓住此事,大作文章,展开了一系列的表演。
这次表演的重头戏是林彪与江青一起出现在大庭广众的面前。这不是一次例行的节日活动,而是为了欢迎谢富治和王力回京。这也不是一般的迎送,而是为了“祝贺”谢、王从武汉“胜利”归来。本来,林彪已经决定不出席,但等到欢迎大会快要正式开幕时,他却在电话中说: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来参加。紧接着,林彪就和江青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了。
为什么要“再三考虑”呢?很可能,林彪对江青召开这个号称百万人大会的决定,越想越觉得它的分量很重,而公开亮相则是为了表示,他与江青对“七·二〇事件”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在批斗陈再道时,江青的举动更令人作呕。除了参加会场内的大批斗之外,她还与叶群一起,亲自率领部队的群众组织,环绕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在游行中,当然少不了大叫“打倒陈再道”,但吼得更响亮的是“揪出七·二〇事件的黑后台”、“徐向前不倒,挖山不止”等口号。把徐向前与 “七·二〇事件”绑在一起,是叶群在批斗陈再道动员大会上抛出来的诡计。这当然也是林彪的主意。所以,江青组织这次示威,实际上是紧跟林彪的一次表演。
在“揪七·二〇事件后台”的同时,林彪和江青又齐声叫嚷:“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一“打倒”,把他们大抓“七·二〇事件后台”的真正目的彻底抖了出来,也使他们要搞乱军队的思想暴露无遗。它比前一“揪”,牵涉的范围更广,造成后果更严重。在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批示“还我长城”之后,他们虽然赶快变换脸谱,互相推卸责任,但罪责可以躲避,他们高叫这个口号的记录是无法销毁的。
林彪和江青在1967年的联合行动,还突出地表现在“砸烂总政王殿”的问题上。
最先他们拉下来的是总政副主任刘志坚。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召开会议,批斗了刘志坚。江青提出,“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又说:“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是典型的两面派”。不久,林彪也发话:“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1月11日,刘志坚被撤销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职务;以后,还被关押起来。
其实,刘志坚之所以被打倒,主要是因为,林彪和江青要直接控制军队“文革”的领导权。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改组后,经过林彪的提名,江青就成为这个新小组的顾问了。
跟着蒙难的是肖华。1967年1月19日下午、江青亲自跑到毛家湾,与林彪密谈;当时,叶群也在场。江青走后,叶群就对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宣布:“要打倒肖华啦!”“过一会儿,先在京西宾馆开小会批判,今天晚上七点在工人体育馆开万人大会批判。”接着,叶群就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离开原定的主题,突然提出:“总政主任肖华,公然反对林副统帅……”幸好,毛泽东不同意当时批斗肖华,晚上批判大会没有开成。
但是,林彪和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五·一三”武斗后,他们又联合起来整肖华。“五·一三”演出前,肖华估计到可能发生武斗,曾劝告演出派不要上演;发生武斗后,他又对演出派的头头说,如果你们听取了我的意见,不就避免了出事……。这些意见,本来值得考虑,但不符合林彪的旨意,得罪了林彪。
武斗结束后,叶群就诬陷肖华是“五·一三事件的黑后台”,布置参加演出的文工团揪斗肖华。江青很爽快地表示支持,其理由是:“肖华一副绅士派头,中央文革要他来参加会,他不来。”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结果,肖华不仅受到批斗,而且在1967年11月被关进泰城监狱,时间长达5年之久!
更严重的是,林彪竟把总政治部看成是“阎王殿”。1967年7月25日,他主动对肖力煽动说:“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闫王殿!”“肖力是什么人?林彪怎么会亲自对此人交待任务呢?原来,肖力者,江青的女儿也。说穿了,肖力是代表江青上场的。果然,江青很快就亲自出马了。她先从打击《解放军报》总编辑赵易亚入手,然后把大火引向了整个总政治部。
就这样,在林彪发出号令、江青紧密配合之下,总政治部竟被砸烂了。整个总政机关中,有4名正副主任和20名正副部长被关押审查,有17人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总政副主任袁子钦。这就是林彪和江青所搞的使“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的文化大革命。
从1967年的情况来看,在几个重大事件中,林彪与江青是抱成一团、同心协力的。有时主要是林支持江,有时则侧重为江支持林;而无论什么时候,在重要关头,他们都是互相配合的。这说明,林彪与江青政治关系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在处理重大政治问题时,他们两人谁也离不开这个政治关系了。
二、1968年,政治关系又有新的发展
一是表现在重大事件中。
1968年3月,在整个局势稍为稳定之下,突然爆发出“杨余傅事件”。在此事件中,江青与林彪再次紧密地进行合作。
3月9日晚上,叶群紧急约见江青,一见面就说:“杨成武和余立金勾结起来,要夺吴法宪的权。林总叫我来向你报告,看怎么办?”还表示:“林总很为难,他不好直接找主席,问题又很严重!”江青一听,劲头就来了,立即去见毛泽东。她除了提出杨成武“要夺空军的权”之外,又说:“杨成武跟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委的权。”
这些罪名都是捏造。但不幸的是,林彪和江青的诬告受到最高领导人的重视。毛泽东在与林彪面谈了两次之后,于3月21日亲自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
当林彪提出,“要把杨成武拿掉”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在他退席休息后,会议决定:撒销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和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并宜布余立金是“叛徒”,至于撤销他的空军政委之职,那就不在话下了。
在“杨余傅事件”中,林彪是主要策划者,江青则充当了积极的支持者。由于“傅”的问题是由江青先提出来,也可以把她视为策划者之一。无论是策划者还是支持者,他们两人都采取主动配合态度,其步调也是十分合拍的。
通过这一事件,他们都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林彪来说,他既“拿掉”了杨成武,又推出黄永胜当总参谋长,他的基本队伍已经形成了。在江青方面则是:既打下了傅崇碧,又暗算了周恩来。因为傅崇碧实际上是由于执行周恩来的指示、保护了一批省、部级的领导干部而被江青加罪的。
二是表现在互相吹棒方面。
1968年,林彪接连为江青大吹喇叭。3月24日,在接见军队干部的大会上,林彪一边攻击杨成武,一边吹捧江青。他大言不惭地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感情。”他又大讲江青在“文革”中的“伟大作用”。其实,人们一想起江青在“文革”中所作所为,只能是又怕又恨,再加上愤怒。
到下半年,林彪又进一步拾高江青,在看了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后,他特地于9月29日写信给江青,除了表示完全同意江青对刘少奇的诬陷之外,还写道:“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虽然纸面上只有一行字,但对江青来说,这十来个字却比千斤还要重。一再受到“副统帅”“致敬”的,她是唯一的一个!
林彪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九大”即将召开,他要替江青扩大政治影响。但是,江青领导下的专案工作,究竟干得怎么样呢?说出来既令人痛心,又令人愤恨。原来,那个审查报告是逼供信的产物,是典型的假报告。刘少奇一案,其实是最大的冤案,最严重的错案,彻头彻尾的假案。所以,林彪虽然有意吹嘘江青在“文革”中的成就,但人们看到的却是江青的劣迹和罪恶!
同时,江青也为林彪大抬轿子。在准备“九大”当中,江青一再坚持新的党章一定要写上: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江青这一招,是瞄得很准的;因为,林彪早就梦想爬上权力的高峰。推出这顶轿子的虽然不是江青一人,但她却是始作俑者。为什么这样说呢?
张耀祠事后问过汪东兴:谁提议将林彪是接班人一事写上党章的?汪东兴回答:“是江青”。实际上,江青不仅带头提出此问题,而且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以至“九大”召开前夕,一直抓住此事不断鼓噪!
在1968年,林彪还大提特提江青的工资级别。这是林彪在全国干部已经多年没有调整过工资级别的情况下突然作出的决定,也是在周恩来不批准为江青提级的情况下,自行拍板的。他一下子就把江青工资级别由九级提高至五级,即一次就升了四级。这不仅是一次破例的提级,而且创造了工资级别提得最多、最快的纪录。要说明的是,在不调整工资级别期间,尚有“提职不提级”的习惯做法。所以,就算是考虑到江青提升了职务,这也属于例外的提级。前后一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到1968年下半年,林彪与江青的政治关系已经发展到最高水平了。
当然,在这里也应该指出,就在1968年11月间,林彪与江青的政治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产生裂痕的根本原因,是“九大”即将召开,他们之间面临着权力的再分配。裂痕显现的表现,是在领导上已决定黄永胜率领代表团去访问阿尔巴尼亚,并即将动身之际,江青突然提出反对。最后,由于毛泽东的核准,黄永胜仍然按计划出访,裂痕没有公开暴露出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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