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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弗卢塞尔的传播理论脱胎于其早期语言哲学,二者在分析框架上共享理性的形式分析与感性的存在分析之接合,并以意义探求为共同目标。从语言哲学到传播理论的思想演进,其核心在于语言本体论向传播本体论的转变。在语言哲学阶段,弗卢塞尔将语言结构视作现实结构,认为语言知识衍生出认知者与被认知者。进入传播理论阶段后,他则将传播结构视作社会基础设施,传播符码视为人类意识程序,强调二者的耦合嬗变带来人类存在形态的根本改变。伴随本体论转变,认识论基准也从语言知识转向主体间性的意义协商。这一思想演进,推动他发展出一种兼具批判穿透力与实践介入性的传播理论。其理论通过将传播提升至哲学本体论层面,将传播理论锚定在人文思想谱系中,从而超越以经验验证为核心的传统理论,为传播学证成了不可替代的思想使命。
作者简介
李慧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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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传播学建制之初,以施拉姆为首的美国学者为寻求学科体制的合法性与研究范式的正当性,不断向实证主义科学靠拢,从而强化了媒介效果研究与行政管理研究在传播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刘海龙,2015:10)。然而,传播学的元理论必然建立在对学科本身的哲学反思之上(王嘉新,2023),当前研究尚未充分揭示传播理论与哲学之间的丰富关联(胡翼青,2016)。在此背景下,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的传播理论为何以及如何通过哲学路径为传播学奠定人文根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与弗卢塞尔传播理论相关的现有研究主要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横向研究,将弗卢塞尔与其他理论家相比较(姜宇辉,2022;刘海龙,2024;Jaffe,2023;van der Meulen,2010),二是纵向研究,焦点集中于技术图像、装置权力、远程通信社会等核心概念(李斯扬,2023;李一君,2023;李雨轩,2023;刘可文,冉丽,2024;王伟,2022;于成,2023;赵千帆,2022)。少量学者对其思想进行了理论溯源,但分析重心为卡西尔的符号学、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与布伯的对话哲学(张先广,2022;周海宁,2024)。弗卢塞尔早期语言哲学与紧随其后的传播理论之间的关联并未得到充分开显,而阐明此关联正是厘清其传播理论哲学渊源的关键所在。
在进入传播理论之前,语言哲学是弗卢塞尔的研究重心。致力于将弗卢塞尔早期葡萄牙语作品翻译为英文的罗德里戈·马尔泰斯·诺瓦埃斯(Rodrigo Maltez Novaes)曾提示,弗卢塞尔中后期传播与媒介理论的工作假设“是对其语言哲学时期原有假设的演进、发展与变异”(Novaes,2016:11)。弗卢塞尔在自传中也以旁观者的视角阐明,自己始终关注着符号问题,早期兴趣集中于语言哲学,“因为他把语言理解并体验为一个符号系统”,后期兴趣扩大至传播领域,“因为传播和‘中介’的本质被把握和体验为一个符号化过程,即‘赋予意义’”。(Flusser,1973/2017:201)从分析框架来看,弗卢塞尔传播理论与语言哲学一脉相承,皆将感性的存在论与理性的形式论相架接;从研究目标来看,两者皆旨在寻找意义。然而,传播符码(德:Code)逸出了语言符号(德:Symbol)1,传播结构成为比语言结构更为基础的现实结构,传播结构与传播符码之耦合也被视为人类存在层级变革的根本逻辑。弗卢塞尔传播理论脱胎于早期语言哲学,但其传播理论亦是对人类存在更为深入的探索。本研究旨在探析弗卢塞尔语言哲思与传播理论之间的关联,重点分析二者理论框架与理论目标的一致性,核心概念与核心观点的转变及其原因,把握弗卢塞尔传播理论人文介入立场的来源及其传播理论对当代传播研究的意义。
二
结构为基础:语言结构确立自我与世界
弗卢塞尔曾断言:“每一种哲学归根结底都是语言哲学。”(Flusser,1965/2016:113)然而随着对语言理论的系统研究,他惊觉语言已无力解决其所追寻的意义问题。于是,他试图在语言的织网中找到一条通往人类不朽存在的经纬线,顺势便走向了传播理论。从“语言即现实”跃迁至“传播即现实”,他实际上借助于两大理论视域,一是形式分析(formal analysis),二是存在分析(existential analysis)。弗卢塞尔所谓“形式分析”或“形式主义”主要指布拉格学派、维也纳学派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Flusser,2002:199)。布拉格学派归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维也纳学派以逻辑实证主义闻名,而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剑指语言分析。所以,除了最常使用的“形式分析”一语,他也会提及“结构主义”“新实证主义”“逻辑分析”“语言学分析”等术语,均指向上述学术传统。弗卢塞尔对存在主义书籍涉猎极广,据他所言,胡塞尔、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加缪等人都对其有所影响。
研究首先聚焦于弗卢塞尔对语言的形式结构分析,以探问这种分析模式如何导向语言结构的本体论地位。弗卢塞尔将语言问题追溯至中世纪的共相之争,认为实在论者与唯名论者只不过将拉丁语法投射到所谓“现实”之中。所谓共相、普遍性,乃是一种普通名词(universal names/common names);殊相、特殊性,则是一种专有名词(proper names)。弗卢塞尔判断,专名先在于内在自我与外部世界,它诞生于指向性的姿态,代表着清晰的表达。至于它究竟指向什么,在康德“物自体”的意义上无法回答。专名召唤了某种虚拟性(virtuality),即某种潜在性或可能性,自我与世界因之得以实现。在《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中,他清楚地写道:“专名是现实的核心。
诸如‘世界’与‘自我’这类形而上学的概念,因而也是虚假的概念,不过是专名的两种视域和两个面向。”(Flusser,1965/2016:25)
依他所见,专名指代未曾言明之物并且是意义的顶峰,随着通名对专名的解释,丰盈的意义向外涌出,并逐渐趋向枯竭,从而造就了话语的坡度。所以,语言的谓述(predication)过程便是意义的释放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是谓语,而谓语的内核则是动词,动词联结名词之间的关系,从而造就情境(situation)。根据动词,世界可以呈现为:是(is)、成为(becomes)、发生(happens)、转变(turns into)等多种模态,也可以现身于过去(was)、现在(is)与将来(will)等多种时间。动词的独特结构建立了差异化的现实情境(situations of reality),而语言所确立的现实情境之集合便是围绕着我们的外部世界。所谓“现实”,正是语言所确立的一系列“情境”。因此,弗卢塞尔将“语言分析”与“本体论分析”等同起来,将语言结构视为现实的结构。
在语言哲学期,弗卢塞尔秉持一种与语言本体论相对应、以语言知识为核心的认识论,即知识先于认知者和被认知者而存在。“换言之,认知者与被认知者将是知识过程的两个面向。”(Flusser,1965/2016:87)按照康德以来的哲学传统,认知过程的广度与深度通常无法离开理智能力(intellect),弗卢塞尔则将“理智”视作一种特定的语言结构,即语言发生与显现的场域,亦即理智结构等同于语言的既定结构。弗卢塞尔从对康德范畴表与判断类型的批判出发,指出它们实则只是某类语言的语法形式,而纯粹理性结构亦不过是一种语言结构(Flusser,1965/2016:20-23)。他透过思维能力与思想内容直接抵达语言的形式与结构层,惊觉所谓思想即语言穿过自我所形成的场域,所谓“自我就像是思想场域中短语交叉的假想点”(Flusser,1965/2016:132-133)。当自我在思维中现身时,它必定已现身于语言结构之中;自我若想成为自我,必须融入语言规则之中。所以,自我仅是语言的一种视域、一个节点、一条管道。弗卢塞尔以上观点实质上已经消解了人们对主体与客体的传统认知——相互对立的独立存在,它们现在被视为认知过程中两种相互依存的面向。
综合来看,弗卢塞尔借助形式结构分析,将自我与世界都作为语言结构的投射,世界并非先在于语言而存在,自我也非意义的源头,世界与自我必须在语言的疆域中实现,而人类则生活于语言所确立的现实情境之中。此一切皆指向以语言结构为核心的“语言本体论”,即语言是第一性的,语言结构确立了我们的“现实”。在认识论层面,弗卢塞尔则将知识置于认知者与被认知者之先,将语言知识视为意义理解的标准。然而,确立语言的优先性实质上将知识置于相对主义框架内,多种语言必将催生多样的现实情境,客观意义的有效性面临失效。正是这一内在的理论困境,促使弗卢塞尔在后期思想中逐步扬弃纯粹的语言本体,转而寻求一种具备主体间性的认知标准,从而为其思想从“语言即现实”到“传播即现实”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三
存在论底色:在通向意义的途中
意义问题贯穿弗卢塞尔对语言与传播议题的思考始终,他一直走在寻找意义之路上。在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中,哲学丧失了对符号意义的天真信仰。弗卢塞尔指出加缪、维特根斯坦等人都是如此:“发现符号背后的虚无,就是发现语言的同义反复……这将意味着一个荒谬的世界和人类处境的荒谬性。”(Flusser,1965/2016:11)《语言哲学》是弗卢塞尔对这一可怕结果的反抗。他以“结构”为基础,试图证明思想作为语言领域内发展起来的语言活动可以得到逐步扩展;以“存在”为底色,尝试证明语言内含的筹划只是非完满的实现。
弗卢塞尔曾言,海德格尔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激发了他从新角度来透视维也纳学派以及维特根斯坦等人。(Flusser,2002:201)海德格尔在此书中将语言视作一种关系性存在,认为词语将“物之整体”(“世界”)与“我”共同带向澄明(海德格尔,1986/2015:167)。他提出:语言说话,而非人说话,“人之本质,通过语言而被带入其本己,从而它始终被转让给语言之本质”(海德格尔,1986/2015:24)。人唯有通过倾听并回应语言之召唤,方能进入与存在之本真对话。这种对话不是浅表的日常交流,而是向语言本质的聚拢,是在语言中实现自我与世界的共属。弗卢塞尔追随海德格尔的思之步伐,将语言置于自我与世界之先,并以形式分析更为明确地将语言结构确立为现实本体。此外,弗卢塞尔紧跟海德格尔,将语言的起源锚定于物成其所是而非虚无的那个时刻(Flusser,1965/2016:83-84)。在弗卢塞尔看来,语言从虚无中涌现,又始终指向虚无;这种虚无并非空洞,而是一种积极的潜在性与可能性。正是自我对虚无的体认,自我对“无根基”(Flusser,1992:9-10)的觉察,使得现实得以向人充分敞开,并在与虚无的张力中获得真实性与真理性。由此,语言所构建的现实不再漂浮无根,而是在与虚无深渊的联系中,成为人与世界和谐相即的生成场域。
一如海德格尔返回神话与诗歌,弗卢塞尔也重返原始语言地带,重思其现实力量。弗卢塞尔指出,原始神话具有强大的生成与确立力量,它们预先设定了我们的存在性选择,返回神话既是始终接近着我们未曾言明也无法言明的根基,也是赋予当下生活本真意义的通途,人们可以在折返之中迈向新的实现。然而,针对当代神话弗卢塞尔则批评道:“目前作为生活投射而出现的神话……是不真实的神话,因为它们并非是在那种真正诗歌所特有的恐惧氛围中提取出来的……无法为我们年轻人的存在性努力赋予真实的意义。”(Flusser,1965/2016:112)当代神话,即以商业明星、体育巨星、虚拟文化偶像为代表的消费神话。他们被包装为崇拜与模仿的对象,却仅是原始神话(作为意义世界奠基者的本源神话)的苍白复制品。与原始神话不同,当代神话并不触及对宇宙本源、自然力量、生命死亡与文明技艺等根本性问题的敬畏、探寻与诗意阐释,它们只擅长制造和投射欲望,因而无法回应当代人所面临的真实生存困境,也难以提供具有深度的意义资源。因此,弗卢塞尔主张重返原始神话,并保持对谓述性阐释活动的热忱。他希望借助与本源性的虚无紧密相连的原始神话,重新接近那无法言明的虚无根基,不断从虚无之中开掘新的意义,为当下现实注入本真性。这既是他对虚无作为意义潜在性的深刻思辨,也寄托了他对无尽意义的不竭神往。
在返回意义的途中,弗卢塞尔一方面汲取存在主义思想,将语言与存在相关联,探问真理语言的诗性品质,返回神话语言的原初意义,确认谓述性筹划的不竭动力;另一方面,他又警醒于任何反智倾向,避免法西斯式的独裁再次重现,他将语言的存在问题落实于逻辑与语法分析,试图借助形式分析澄明存在论的沉默与神秘之处,以恢复智识的启蒙理想。弗卢塞尔认为将理性的形式主义与感性的存在主义架接起来,才最有可能克服围绕着自然科学及其工具的先进论述的荒诞氛围(Flusser,1965/2016:141)。这一思路体现了他对康德的批判性继承:他虽扬弃了纯粹理性的先验性,将其落实于语言结构,却延续了康德调和理性与经验、为知识确立可靠基础的根本关切。因此,借助双重理论视野弗卢塞尔实则重拾并转化了康德的工作,致力于在语言分析的新地基上加入存在论思想,以弥合理性与经验的裂隙。对他而言,核心问题始终是应对当下的意义枯竭。回归神话与诗歌,是弗卢塞尔在《语言哲学》中追随海德格尔开辟的核心路径;但他同时开拓出另一条面向未来而非折返传统的思想小径,最终延伸至十余年后的《传播学》。
四
联结与逸出:走出语言哲学,进入传播理论
20世纪70年代,弗卢塞尔的思想经历了从语言哲学向传播理论的重要转变。这一转变既源于他对语言哲学内在局限的清醒洞察,也来自他在当时方兴未艾的传播革命中寻获的新意义锚点。
在语言哲学阶段,弗卢塞尔所建立的以语言结构为导向的语言本体论存在着相对主义的困境。语言的先在性意味着不同语言结构将催生出不可通约的现实图景。正如他在分析安达曼语时所暴露出来的——异质语言之间横亘着难以跨越的鸿沟,“拥有不同结构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人们无法在两种不同的真理之间进行翻译”(Flusser,1965/2016:81)。这意味着客观意义将在语言的多元性中趋于消散,知识将陷入相对主义的漩涡。为了克服自然语言所引发的相对主义困境,弗卢塞尔曾提出,“如果我们通过数学或符号逻辑进行交流,这些问题将消失”(Flusser,1965/2016:28)。在他看来,借助完全形式化的符号交流,对话双方便可以超越自然语言的局限。这一思路已预示其后期对远程信息社会的构想,即一个超越语言对话,迈向技术图像对话的通信社会,而技术图像以其感性形式,甚至突破了纯粹逻辑符号的晦涩难懂。
弗卢塞尔的思想转变既是一种哲学思辨演进,也是对20世纪下半叶传播技术革命的直接回应。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介的普及,使他敏锐地察觉到社会传播结构正从对话模式转向单向话语输出模式,同时技术图像也正在取代线性文本,成为主导性的表意符码。他指出:“当前人类关系的危机,不仅关乎结构(‘媒介’)的剧变,至少同样关乎符码的剧变,人们必须尝试将这两种相互含纳的革命置于统一视野进行把握。”(Flusser,2007:224)在他看来,由于技术变革,传播结构已取代语言结构,成为组织社会现实更为基础的框架,而在传播结构中运作的符码,其类型与复杂性也远非语言符号所能涵盖。在早期语言哲学阶段,弗卢塞尔曾将符号系统收编于语言之下,认为“符号可以被归类为系统,这些系统将被称为‘语言’……语言是符号的系统”(Flusser,1965/2016:8)。然而,在传播理论阶段,他重新将姿态、传统图像、技术图像等非语言符号接纳为独立符码。他意识到“每一种符码都是人类在其意义探索过程中有序构建的系统”(Flusser,2023:73)。换言之,意义问题并非仅是语言内部的游戏,而展开于更广阔的人类交往场域,即一个制造、储存和传递各类符码,从而创造与保存意义的实践空间。至此,弗卢塞尔洞察到,传统语言分析已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符码现实,“试图通过分析将符码世界程序化的语言结构来理解一个符码世界(一种文化)是很困难的”(Flusser,2023:77)。因此,从语言哲学走向传播理论,亦是弗卢塞尔面对社会现实深刻变迁所作出的回应。
从语言哲学迈向传播理论,弗卢塞尔思想最核心的转变在于本体的迁移,即从语言本体论转向传播本体论。这意味着,他对现实本源的理解从作为静态系统的“语言”,转向了作为动态实践的“传播”。在语言本体论阶段,弗卢塞尔将语言结构视为现实的根本,关注语言如何作为先在框架投射并塑造现实情境;而在传播本体论阶段,他则将传播结构与传播符码共同视为现实基础,聚焦传播结构与传播符码的耦合嬗变如何重塑人类的存在方式。随着本体论迁移,弗卢塞尔的认识论也发生重要转折。在语言哲学时期,他认为人类的认知依赖于特定的语言知识,即对特定语言系统的掌握;认知者与被认知者皆是语言知识的衍生物。而在传播理论阶段,其认识论基准则转向主体间性;意义不再由语言知识来担保,而是在共同使用符码的参与者之间,通过交流与协商被暂时性地建构与确认。基于这一理论位移,弗卢塞尔得以超越自然语言带来的相对主义困境,将意义问题重新置于更具开放性,也更富伦理张力的交流实践场域。
弗卢塞尔的传播理论并非对其早期语言哲学的背离,而是对其核心命题的深化与拓展。传播理论延续并普遍化了其语言哲学的基础范式,他将从语言分析中提炼出的“符号/符码—结构—意义”模型,成功地迁移并应用于整个传播领域。在语言哲学阶段,弗卢塞尔洞察到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其内在结构决定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模式;至传播理论阶段,他进一步将这一洞见推而广之,论证一切传播符码及其结构都承载与传递着特定的世界观。换言之,传播理论延续了语言哲学中“现实由符号结构所构成”的思想内核,但将其从语言符号单一范畴中解放出来,置于一个由多符码共同构成的、更为宏大的传播宇宙中。与此同时,其传播理论也延续并发展了语言哲学对“对话”的追求。在语言哲学中,弗卢塞尔将对话视为对抗熵增、生产意义的谓述运动,指出“语言作为一系列趋向于增加信息的对话,是对熵的否定回答”(Flusser,1965/2016:119)。后来面对技术媒介所主导的装置社会,他将对话进一步发展为应对话语单向性与极权性的核心方案,强调在由媒介加强的单向话语洪流中,重建主体间意义协商的对话空间。
综上所述,弗卢塞尔从语言哲学到传播理论的思想演进,既源自语言哲学的内在局限,也源于对20世纪下半叶传播技术革命的现实回应;其语言哲学与传播理论之间既存在思想转变,也保持着思想承续。实际上,他始终运用同一套理论工具——形式分析与存在分析来审视语言现象与传播现象。接下来,本研究将从弗卢塞尔传播本体论的两大根基——传播结构与传播符码出发,进一步阐释他所确立的“传播即现实”这一核心命题。
五
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传播结构
弗卢塞尔将传播结构视为一种社会基础设施,亦即社会基础结构,认为其形态塑造着人类的生存处境。如其所言:“传播结构可被视为一种基础设施……如果能够成功改变传播结构,就可能改变现状。”(Flusser,2007:210)在他看来,传播结构是一种根基性的构成力量,并非被动反映社会现状,而是积极塑造社会本身,是维持社会运行的底层架构。要理解这一抽象却重要的结构,需从其在具体传播实践中的两种基本形态入手:话语结构与对话结构。正是这两种结构的动态交织,共同构筑了作为社会基础架构的传播结构。
首先需明确,尽管弗卢塞尔从结构视角出发来分析人类传播状况,但是他从未将“结构”视为静态的死物。于他而言,传播是一个动态过程,具体到两种基本的传播结构:话语结构指向信息从发送者流向接收者的动力过程;对话结构则指向信息在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振荡的动力过程(Flusser,2002:17-18)。话语与对话同时也被弗卢塞尔视作在人类交往组织内处理信息的两种基本方法,话语是信息的分配方法,以保存信息为目的,而对话则是信息的交换方法,以生产新信息为目的(Flusser,2023:1-2)。简言之,“传播的动态过程就是通过对话来加工信息,并通过话语来传递信息。”(Flusser,2002:18)
弗卢塞尔指出,社会结构可以根据话语与对话之间的偏颇或平衡进行分类:“第一种是理想社会,其中话语与对话保持平衡。对话滋养话语,话语激发对话。第二种是对话型社会。启蒙时代便是一例。其中有许多对话圈,它们生产着日益增多的信息——科学的、政治的以及艺术的。但是,由于这些精英圈缺乏传递信息的手段,社会面临分裂为信息丰富的精英和信息匮乏的大众之危险。第三种类型是话语型社会。中世纪晚期即一例:教会的中心辐射式话语控制着社会,信息源头因缺乏对话而濒临枯竭,社会面临着熵增的威胁。”(Flusser,1985/2011:83)弗卢塞尔实际揭示出信息生产与信息分发之间的动态平衡对于稳定社会结构的重要意义,并且警示了两种传播结构危机——对话过剩与话语闭塞所造成的认知鸿沟,以及话语垄断与对话匮乏所导致的社会僵化。理想的乌托邦社会在现实的权利博弈中往往难以实现,话语与对话在现实中的缠结与配合往往更为复杂。
弗卢塞尔从具体传播现象中提炼出4种典型话语结构(剧场型话语、金字塔型话语、树状话语、圆形剧场型话语)与2种对话结构(圆形对话、网状对话)。在实际传播运行中,话语结构通常与对话结构协同运作,从而增强某些社会效果,弗卢塞尔将传播结构之间的协同运行称之为“同步化”(德:Synchronisation;英:synchronization)。其中有两种同步模式赢得了他的特别关注。第一种是剧场型话语与圆形对话的同步化。例如,在高等教育中,教授作为知识权威在讲台上讲授(剧场型话语),同时学生之间或师生之间围绕经典文本进行小范围的深度研讨(圆形对话)。弗卢塞尔认为,这种同步模式虽在当代呈现颓势,却最有可能引导人们走向一种充满价值的自由生活。第二种是圆形剧场型话语与网状对话的同步化。这典型体现为当代社交媒体平台——少数中心节点(如大型媒体机构、千万网红)向海量用户广播内容(圆形剧场型话语),而用户之间同时形成多线程、碎片化的互动网络(网状对话)。此种同步模式虽盛行于当前,却可能导致一种极权主义的去政治化效果。
弗卢塞尔将传播结构视为社会基础设施,其深层意图在于通过对传播结构的变革来推动社会现实的转变。与传统通讯基础设施(如邮局)相比,传播结构的物质性与可见性并不突出;与现代通讯基础设施(如互联网)相较,传播结构的整体形态亦难以直接感知。然而,这种隐匿性与抽象性,恰恰构成了传播结构作为社会基础结构的核心特征——它并非某种孤立的实体,而是与一切物质性基础设施缠结共生的深层规则系统。正因其无形,它对社会运行的系统性支撑与对现实秩序的持续性形塑更容易被忽视。传播结构实质上是维持社会运行的底层架构,是政治、科学、文化等话语角逐的复杂场域,更是人类的存在性程式发挥效应的场所,为人类的日常行为设定节奏与韵律。
然而,传播革命的意涵远不止于宏观层面的结构重组——传播结构与传播符码始终深度耦合,结构变革势必会引发符码变革,并进一步推动主体意识的重构与存在形态的跃迁。弗卢塞尔敏锐地指出:“圆形剧场话语与网状对话的当前同步化,正在导致世界的重新编码与其中生活的重新编程。朝向一种崭新的存在形态……借此不仅重构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我们深处催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意识层级,通过这一意识层级,生命本身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Flusser,2007:49)所谓“世界的重新编码”意即传播符码的根本嬗变,指向线性文本的衰落与技术图像的兴起。在弗卢塞尔看来,技术图像作为一种新兴符码,具有扬弃既存范畴、建立新意识范畴的潜力,从而扭转传播中的极权主义倾向。宏观的传播结构之所以能够产生规范性的力量,正依赖于其作为符码运作的场域,将符码所携带的特定认知、审美与实践程序“写入”主体内部,使之内化为一种微观的意识程序。在此意义上,传播符码成为连接宏观结构与微观意识程序的核心枢纽。弗卢塞尔认为,唯有在洞察作为基础设施的传播结构之后,进一步解码作为意识程序的传播符码,方能完整把握传播变革如何同时重塑我们的外部世界与内在存在,从而真正理解技术时代人类处境的深刻转型。
基于此,弗卢塞尔的分析路径也实现了由外而内、从宏观向微观的深化:从对传播结构的批判,推进至对传播符码的解码;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至微观的意识程序分析。这同时意味着,他再次将结构分析与存在分析相架接,因为符码变革将通过重新编程人类的意识程序,进而深刻改变人类存在方式。
六
作为人类意识程序的传播符码
弗卢塞尔指出:“从表面上看,当前人类关系的剧变在于传播结构的变革。”(Flusser,2007:223)而其下还隐藏着支撑传播结构的符码之变革,如果人们未能察觉到符码对人类内部的剧烈震荡,那么改变传播结构以及传播现状的努力便是徒劳。一方面,弗卢塞尔将符码提升至本体论地位,宣称“符码变革涉及存在的彻底变革,其彻底程度唯有促成历史性存在的那场革命可与之相比”(Flusser,2007:224);另一方面,他指出传播结构与传播符码相互耦合,“人们必须尝试将这两种相互含纳的革命置入统一视野进行把握”(Flusser,2007:224),方能为人类传播处境激活新的潜在性。
与“符号”相比,弗卢塞尔更偏爱“符码”概念,符码的系统特征以及结构差异为他提供了检视人类存在方式的理论工具。他将符码定义为:“任何对符号操作进行组织的系统……符码是人类在寻求意义过程中精心制作的系统。”(Flusser,2007:75)他进一步指出:“符码按照规则组织其符号,这些规则的总和被称为‘符码结构’。”(Flusser,2002:9)而“我们认识和体验世界,以及在世界中行动,都是在为我们提供信息的符码所强加给我们的结构中进行的”(Flusser,2002:16)。换言之,符码结构构成了人类认知、体验与行为的模式。弗卢塞尔倾向认定:“符号的物理属性对符码结构有着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超过意义标准。”(Flusser,2002:15)依据物理排列规则,他分辨出三类符码结构:“将符号按线性顺序排列的结构(历时结构);将符号在平面上排列的结构(平面共时结构);将符号在空间中排列的结构(三维共时结构)……这三种类型可以多种方式被组合,例如电视的结构就是历时性与平面共时性的复杂组合。”(Flusser,2002:15)
由此可见,弗卢塞尔所谓物理属性及其排序规则本质上是一种相互缠绕的时空结构。尽管他申明,选择传统图像、线性文本与技术图像作为典型符码,是由于它们对理解当前传播处境与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择取标准仍清晰指向符码结构——他将传统图像视为二维平面,线性文本作为一维线条,技术图像则称为无维结构,并将这三类符码的诞生视为人类三次“质的飞跃”,足可证明规范符号组合结构的符码结构才是其分析的核心依据。
在共时系统中观测三类典型符码,它们同时运行,共同发挥作用,皆是当代人类内部意识程序。弗卢塞尔将程序(德:Programm;英:program,又译“程式”)定义为:“存储在某一记忆体中的信息总量以及信息的存储方式。”(Flusser,2023:144)“记忆体”既可以指计算机的存储器,也可以指人类的记忆系统。就人类而言,“信息被编码为符码,每种符码都要求以其特有的方式储存(即解码)”(Flusser,2007:158)。而“我们不断获取信息并将其储存起来,以便用来体验、认知和评价世界,与他人交换信息,并从中产生新的信息。”(Flusser,2007:158)换言之,符码编程了人类特定的内在程序,即意识程序,从而成为人类体验、认知和评价世界的意识程式,它们实则预先设定(德:vorprogrammieren)了人类的存在形式。所以,弗卢塞尔称“符码变革涉及存在的彻底变革”(Flusser,2007:224),并将符码转变视为人类的“存在论革命”(Flusser,2007:98)。
据弗卢塞尔所见,主导性符码程序化人类意识从而形成差异化的意识层级,也即存在层级。在此意义上,符码转换不仅是新旧符码之交替,更意味着新型符码对人类意识的重新编程,也即新型意识的诞生与人类存在维度的跃迁。具体而言,传统图像塑造了“一种魔法的、神话的、仪式的和想象的存在形式”(Flusser,2023:89),也即“魔法意识”与“魔法存在”;线性文本则构型了“一种计算的、理性的、历史的和概念的存在形式”(Flusser,2023:89),也即“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而技术图像所对应的存在层面则尚在形成之中,弗卢塞尔认为,可以将其称之为“后历史意识”与“后历史存在”。当代社会,这三种意识程式往往并存于同一记忆体内部,因为现代教育体系仍旧保留了线性符码的主导地位,但技术图像在日常生活中却占据优势,传统图像则在日渐兴起的美术馆与艺术馆中喘息。
然而,这三种程式在我们的意识中常常相互冲突,尤其是线性符码与技术图像所编程的意识程序。当人类试图用其他意识程序来理解技术图像时,意识错位便随之而来。例如,人们为每一顿餐食、每一次出行精心拍摄并修饰影像时,实则是将这类技术图像视作具有仪式感的传统图像。他们沉浸于“伪魔法”的幻象,误将通过滤镜和美颜技术编排的“日常”视为真实完美的“神圣场域”,在无意识中追寻被技术图像所编程的行为模式。再如,人们以线性、追求因果的历史意识解剖后历史、多维度的技术图像,则将引发认知框架失效与历史时空感的崩塌。当习惯于因果线性叙事的人,试图理性剖析社交媒体上毫无逻辑关联的视频流,其赖以理解世界的因果链条便会断裂:既可能因无法建立连贯理解而陷入认知瘫痪,进而悬置判断并丧失行动意愿;也可能因无法忍受失序而退守某种教条,重塑确定的历史权威以寻求庇护;更为普遍且痛苦的则是在怀疑与退守之间持续自我交战,导致难以弥合的内在分裂。
人类主动从历史存在跃迁至后历史存在,是弗卢塞尔所期许的道路。然而,实现层级跨越并非易事。一方面,人类需要彻底抛弃既有范畴,尽管它们在当前形势中已遭受普遍质疑,但彻底放弃则意味着完全离开自身根基,前往未知之地,人类固守传统的本性将阻止其离开脚下的大地。另一方面,当前传播处境中的某一趋势正在强化,而其正是通过传播结构与传播符码的协作来实现的——“一个自主运行的装置正在形成,其中圆形剧场话语与网状对话相互耦合,使公众意见强化反映被发射的程序”(Flusser,2007:223),而被发射的程序往往“通过技术图像对我们进行编程,塑造出一种异化的、消费的、大众化的行为模式”(Flusser,2007:225)。
弗卢塞尔对技术上改变传播结构充满信心,他始终认为在技术处理上打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藩篱,将主导性传播结构转变为合理的结构并非难事。此外,将责任推卸给某些利益或权力集团也无济于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传播现状的改变负起责任,“将人类转变为一个充满责任感与创造力的伙伴结构”(Flusser,2007:228)是所有人的责任。但对现代生活的无意识餍足正在消磨人类变革的意愿,人们似乎更加愿意成为自主装置的一部分,毕竟成为装置的功能执行者才有可能获得一份“安宁”。因此,弗卢塞尔对传播理论委以重任——培养人文立场的介入性传播学家以改变现状。
七
基于人文介入立场的传播理论
从语言哲学跨入传播理论后,弗卢塞尔关于“传播理论”本身的探究与反思贯穿其后学术生涯。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便围绕传播理论开启探索,其最初理论架构在圣保罗彭特亚多基金会大学(FAAP)传播与人文学院得到实施,相关内容记录在70年代初的《无根基:哲学自传》中(Flusser,1992:223-230)。返回欧洲后,弗卢塞尔在法国举办了多场关于传播理论及人类传播现象的讲座,其中写于1975年下半年的12篇文章以《人类传播的惊奇现象》为题出版,1977年的“吕米尼传播理论”手稿收录在德文版《传播学》中(中译本已出)。弗卢塞尔去世当年(1991年)在波鸿大学的授课内容集结成《再思传播学:波鸿讲座》。在弗卢塞尔丰硕的传播学著作中,写于1977~1978年的《传播学》,作为一本结构完备、逻辑严密的学术书籍全面展现了其传播理念。
早期,弗卢塞尔从本体论出发将传播理论界定为:“传播理论是所有人类传播的元话语,并借此揭示出这些传播结构。”(Flusser,1992:223)这一早期定义将“人类传播”及其核心“传播结构”确立为传播理论的研究对象,“传播符码”虽未在定义中呈现,却被纳入方法论构设中。在最初的方法论构想中,他提出了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分类框架(Flusser,1992:227)(见表1)。该分类从个体微观层到宏观社会层,从具体语义层到抽象结构层,几乎涵盖人类传播的所有面向,其所对应的研究方法鲜明地体现出传播学的跨学科特性,融合了多元学科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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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后来的《传播学》中,弗卢塞尔并未完全延续早期宽泛的方法论构想,转而致力于为传播理论划定更为清晰的问题域以及方法论边界。他强调“有必要明确区分传播的客观方面和主体间性方面”(Flusser,2023:16),将统计类、客观秩序类问题留给信息理论,而将关涉意义理解与共识建构的主体间性领域确立为传播理论的核心疆域。正是基于这一划分,弗卢塞尔在《传播学》中明确将“传播符码”提升至与“传播结构”并列的本体论地位,视二者为“人类传播”的核心关切。此举恰与埃科的论断形成呼应:“信息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符号,而是可以定量计算的传输单位,也不考虑它们可能的意义,因此必须称之为‘信号’,而不是‘符号’才恰当。”(埃科,1976/2023:30)换言之,传播理论所处理的,正是被信息理论所悬置的符号与符码及其意义问题。而意义也正是弗卢塞尔理论一以贯之的关怀。基于此,弗卢塞尔将传播理论的方法论锚定于意义的理解与阐释这一人文主义路径中。
弗卢塞尔将“解释法”(interpretative methods,或译阐释法)视为分析人类传播现象的有效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最适合于人类传播的本质层面”(Flusser,2023:70)。从整体知识领域出发,他指出自然科学试图通过因果说明(explain)来研究自然现象,而人文学科则试图通过意义解释(interpret)来研究文化现象,尽管因果说明与意义解释在理论上可以适用所有现象,但若方法不适切,便无法触及现象本质。人类传播作为一种非自然的文化传播,其“负熵倾向并不是一种可以客观验证的现象”(Flusser,2002:9),而解释法恰能使其得到开显。弗卢塞尔为传播研究中的量化分析保留了一定空间。他承认量化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尤其是可量化的传播符码为量化主体间性现象提供了有力工具,“为‘文化科学’开辟了在方法论上可以接受的领域”(Flusser,2002:9)。但他坚持人类传播的负熵特征不能完全交予信息论等客观科学来处理(Flusser,2002:20)。综言之,于弗卢塞尔而言,以主体间性为观察视角,以解释法为研究方法是把握人类传播本质的研究范式。
最后,弗卢塞尔从价值论与实践论维度为传播理论奠定了坚实的人文介入立场。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传播理论并非‘价值无涉的’(科学的),而是‘价值介入的’(人文的)……旨在克服技术官僚主义式的学习,以换取一种人文介入式的学习。”(Flusser,1973/2017:261-262)在他看来,传播理论的“意图不在于重新解释这些传播现象,而在于改变它们”,其使命在于为传播学家提供“介入传播过程的工具”(Flusser,1992:224)。弗卢塞尔晚年更是将传播理论比作医学,强调“在传播理论中,理论与实践之间不应有明确的区分”(Flusser,2002:20),将理论本身视为一种直接的介入性实践。追根溯源,作为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弗卢塞尔强烈的实践品格正是马克思“改造世界”的哲学精神在传播领域的回响。
综合弗卢塞尔在诸维度对传播理论的系统思考,其学科定位愈发明晰:“传播理论不是自然科学的一门科目……是被称之为人文学科的一门科目。”(Flusser,2023:9)然其学术抱负远不止于此。回溯他在巴西时的工作设想,他将传播理论置于科学与人文的交汇处,视为弥合两者裂痕的桥梁(Flusser,1992:223)。作为桥梁,传播理论首先须成为贯通诸人文领域的普遍理论,即他所言“‘精神科学’(德:Geisteswissenschaften)的一种普遍理论”(Flusser,2016:28),进而承担起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鸿沟的使命,致力于重返人类经验与存在的整一性。为此,传播理论须同时具备“跨学科性”(德:lnterdisziplinarität)“反学术主义”(德:Antiakademismus)“反意识形态主义”(德:Antiideologismus)(Flusser,1994:217)等特质,以此保持对现实的持续介入与批判能力。颇具辩证意味的是,尽管弗卢塞尔以人文主义为传播理论奠基,然其强烈的介入立场与实践取向,却使得传播理论内在蕴含着“放弃‘人文主义’”(Flusser,2007:231)的超越潜能——并非否定人文价值,而是突破任何僵化的学科与思想框架,向未来敞开更具生机的可能。
弗卢塞尔从语言哲学向传播理论的演进,标志着其思想体系的深化,展现出多层次理论意义。从本体论看,他扬弃了“语言作为现实结构”的静态本体论,转向以传播结构与传播符码耦合为核心的生成性本体论。现实因此不再是被语言符号预先框定的图景,而成为在技术媒介的约束与人类交往实践中持续生成的过程。这一受控的生成论揭示出技术能动性与人类能动性之间对抗又共生的辩证张力。批判焦点随之深化:从剖析语言如何塑造现实情境,转向解剖传播结构与传播符码的耦合如何生成人类的存在方式,后者兼具作为硬性结构的传播基础设施与作为软性规则的传播符码,形成一种针对技术社会的深度批判。从主体层面看,人类从“言说主体”被重构为技术媒介环境中与装置互动的“操作者”,这一重构又以弗卢塞尔对人与技术博弈共生关系的强调,彰显出其理论从人文主义向后人文主义的超越。最终,这一思想演进凝结为一种兼具批判穿透力与实践介入性的理论定位:传播理论既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沉思,又是介入与改造世界的实践技艺,它要求传播学者不仅诊断传播现状,而且主动参与建构自由的传播生态。
弗卢塞尔的思想演进清晰揭示出其传播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传播哲学。它并非传统意义上、以经验验证为中心的传播理论,而是一种将传播视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的哲学体系。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将自身定位为社会科学分支,倾向于将传播视为可经验观察与量化测量的行为现象,鲜少对传播及其理论本身进行哲学反思。正如罗伯特·克雷格(Robert T. Craig)所批评的,主流传播学依赖从其他学科借来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虽以此维系学科制度,“却未能为这个假定的传播学科阐明任何连贯、独特的研究焦点或使命”(Craig,1999)。弗卢塞尔的理论建构恰恰打破了这一困局。由于从哲学维度进入传播领域,弗卢塞尔所建构的并非针对特定传播现象的具体解释模型,而是一套关于传播以及传播理论的整体性理论,从而把传播理论从借来的工具转化为自足的思想体系。他直面传播的本体论问题,将传播从“可验证的客体”上升为意义生成与存在变革的基础,在哲学层面回应“传播何以重要”这一根本问题。他将传播理论重新锚定在人文思想谱系中,为传播学证成了自身不可替代的思想使命。弗卢塞尔的思想遗产为数字化时代的传播研究开辟出一片充满张力的疆域:在此,批判是永不卷刃的利剑,反思是赖以导航的罗盘,而对人类传播自由面向与赋意能力的追求,则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中永不停歇。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6期。
本期执编/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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