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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刘仓曾提出把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纳入国家治国战略,并依法加以保障。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种学术建议,目前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或国家战略作出这样的规定。
这个提法最近又能引起讨论,是因为它碰到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到底该怎么看。这个问题上,社会分歧其实挺明显。
对于后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身边大部分人是认可的。可一说到前三十年,不少人第一反应是摇头,觉得那段日子极不平静,也极其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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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80后作者回忆过1999年的国庆节。那天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长沙所有公共交通、公园、博物馆、旅游场所全部免费。一群从湖南小城来的学生挤上公交进城,傍晚蹲在湖边草坪上看烟花。烟花倒映在湖水里,天上湖中一片炸开。
有人随口问了一句:不知道二十年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时候,他们对这个国家还充满了忐忑与不解。如今27年过去,答案摆在眼前。
变的不只是国家,还有看问题的方法:不再只盯着一件事、一个人,而是把空间和时间线拉长,站在历史的河岸上看脉络。拉长来看就会发现,每一次统一完成时,都会伴随着强大的外部压力,新生国家会遇到巨大的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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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一直处在战争或临战状态,而我们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推进工业化的。正因为如此,才会给国家内部施加了难以想象的压力。1949年的底子有多薄?
全年粮食产量只有约1.1亿吨,5.4亿人分下来,人均两百来公斤。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能源工业基础薄弱,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很少,能源供应主要依靠煤炭和传统生物质燃料。能读到高等教育的只有11.7万人。
作为对照,国家统计局2026年6月发布的资料显示,2025年全国粮食产量为1.43万亿斤。两者年份、口径不同,不宜直接算倍数,但从吃不饱到这个量级,跨度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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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时的国力,土地无法承受5.4亿人的生存,只有向工业化要生存空间,才能活下来。那时世界上有能力向外输出工业化的只有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而且两家是敌对的,必须二选一。
美国在解放战争中支持国民党,苏联跟我们在地理和意识形态上更接近,我们最终选择了靠近苏联。英勇的抗美援朝极大地震撼了苏联人,他们想不到竟还有国家能将美国最精锐的部队击退。
1950年,苏联打算援建中国50个重大项目,后来一加再加,最后定为156个,涵盖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军工等领域。大量设计文件、机器草图和技术文件,只收取了复印费。这些项目大多放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国防企业为了安全也尽量放在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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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当时世界各国都觉得可能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放在沿海不太安全。苏联派来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带来大量图纸和设备,建成了这些项目。
苏联专家还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所以老一辈知识分子学的都是俄语。旧中国虽然出现了一批民族工业企业,但整体工业实力薄弱,尤其缺乏大规模生产先进机械装备的能力。
到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我们从一个纯农业国,变成了可以生产汽车和飞机、拥有大部分重工业的国家。1956年沈飞开始造飞机,1959年开始生产59式坦克。但苏联的政治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建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实质是想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中国革命了这么多年,就是要把一切外国势力驱逐出去,做纯粹的主权国家。援助可以感谢,控制必须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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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在没有任何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召回专家,到9月撤回1390人,废除257个科学技术项目。到了1969年,中苏矛盾在珍宝岛爆发,苏联还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时再回头看,就能明白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多艰险。我们同时跟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处于敌对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包围,以苏联为首的阵营威胁核打击。
东北、华北、西北全线备战,三线建设也随之加速。这个从1964年起步的宏大工程跨越三个五年计划,累计投入两千多亿元,就是担心国家工业被一把打没,赶紧搬到安全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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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线子弟回忆,当时家里发的防化学战手册、防核打击手册,都是按末日战争的设定来编的。转机来自大国格局的变化。眼见中苏关系闹僵,美国战略家迅速决定与中国联手对抗苏联。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转圜。1978年12月,我们宣布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并不是把前三十年的努力全部否定,也不是前面闭着眼睛摸黑多年,到后来才突然把眼睛睁开。它其实是从一个发展系统转换到另一个发展系统,让国家继续完成工业化,所以,不能用后四十年的发展去否定前三十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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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人比当年的苏联精明得多,给的东西远没有那么实在。但美国是西方阵营的头头,它一松口,长三角、珠三角就接过了中国工业的接力棒,热火朝天地开始建设。
中国的发展,是七十多年工业化的累积。那为什么总有人倾向于否定前三十年?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中国发展工业时选择的道路决定了那三十年的艰苦程度。
我们选的是前期难度最大的一条路:先搞重工业。重工业能解决工业链里两个基础问题,一是原材料生产能力,二是工业机器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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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局就主攻轻工业,日子会轻松些,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拿不到重工业,就没有实力实现完整主权,国家发展的上限也会被别人锁死。
换个角度看,任何国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主要承担两大功能: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而且必须先完成前者。创造财富就是工业化,至于用什么方式完成工业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讲到这里,再回到刘仓的那个提法。我觉得它真正的分量,在于提醒我们:评价毛泽东同志,离不开前三十年这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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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并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拒绝苏联控制、坚持做纯粹的主权国家,本身就是独立自主最生动的注脚。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历史的基本评价一以贯之。没有那一代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出核武器、卫星、坦克、飞机,我们的命运就会被别人握在手里。
那些为中国工业化付出过努力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被铭记。所以,要讨论“纳入国家战略”,重点不在于多立一块牌子,而在于用权威、稳定的方式守住历史评价,把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多年当作一脉相承的整体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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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神化,也不丑化,这才是对历史的尊重。方法上也值得多说一句。很多争论一上来就意识形态先行,说着说着就吵翻了。
不妨换成经济链的视角:通过向苏联学习,我们完成了基础的重工业建设;后来要发展轻工业、改善老百姓生活,就看谁更合适。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完美的过程。
1999年湖边那个问题,今天已经有了答案:中国基本完成了创造财富的第一步,正在迈向分配财富的第二步。前方的复兴之路,注定充满坎坷,也充满机遇。拉长历史来看,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多年,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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