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余玮《李克强与他的七个引路人》、《新总理李克强：燕园岁月》、新华社《李克强同志生平》、北京大学新闻网《读书人李克强》、《陶景洲：我眼中的李克强》、《在北大读书：求知若渴的进取精神》、、龚祥瑞著《盲人奥里翁》回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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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冬天，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的毕业季，热闹非常。
恢复高考之后考进来的第一批学生，就要正式离开燕园了。
这群被老师称为"黄埔一期"的学生们，各有各的去向打算——有人要去法国，有人拿到了赴美资格，有人选择留校读研，整个班级都在讨论出路，议论纷纷。
每个人都知道，燕园四年，到此为止，接下来的路要各走各的了。
李克强，也在其中。
毕业前整整两个月，他系统复习了出国考试的相关课程，准备踏上赴美留学之路。
他的学业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已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
同学何勤华等人回忆，以他当时的学业基础，出国的成功几率非常大，几乎没有悬念。
就在这时，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登门了。
【一】凤阳四年，根扎得深
了解这段历史，得先把时间拨回到1974年的春天。
这一年的3月，合肥市第八中学高中毕业的李克强，坐上了从合肥出发的大客车，向安徽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驶去。
彼时，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在响应同一个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一年，他19岁，第一次真正离开了家。
凤阳，在历史上是朱元璋的故乡，民间称为"帝王之乡"。
可在1974年，这里是安徽出了名的穷县，物资匮乏，农民的日子并不宽裕。
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大批城市青年被分配到农村，凤阳作为安徽农村的典型，接收了相当数量的知识青年。
生产队长把李克强等知青领到村里，分配住处，他们就此开始了在农村扎根的日子。
从城里来的知青，要和乡亲们一起下田劳作，肩挑手扛，扶犁耕地，吃苦头是免不了的。
在当时东陵村老乡们的记忆里，李克强白天参加农业生产，夜晚挑灯读书，书本始终没有搁下。
在那个年代，许多下乡知青都在坚持读书，但大多数人最终随着插队生涯结束便把书放下，他却不同——四年里始终把这件事坚持了下来，包括在担任大队书记最繁忙的日子里，依然没有放弃学习。
这种坚持，在知青群体里是少见的，也是他在农村几年积累里最独特的一面。
1976年5月，李克强正式入党，成为中共党员。
同年11月，他被任命为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为那批下乡知青中少有的基层负责人，主持生产队的日常管理，安排农业生产，协调队员之间的各种事务，负责一个大队几十号人的日常运转。
这个任命，不只是对他过去工作的认可，也让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有了更完整的基层管理经历。
这个位置不好坐。
粮食紧张，农具短缺，各家各户的矛盾时不时冒出来，大队书记是第一个出面处理的人，也是第一个承担责任的人。
农业生产的节奏、队员的劳动分配、物资的统筹安排，每一件都是实实在在的管理工作，不是靠热情就能做好的，需要具体的能力和判断。
担任大队书记期间，李克强还积极推广科学种田方法，在技术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尽量把农业生产的效率提上去。
李克强后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谈起这段经历时说："当年我在安徽凤阳插队，当过生产队的'头儿'，也当过大队支部书记，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生产队每个人的生产任务都安排得无一遗漏。"
担任大队书记这段时间，他还要在队员们之间做思想工作，处理各种具体矛盾，把生产队的日常秩序维系住。
这些，是无法从书本上读来的积累，是把脚踩在泥土里才能真正感受到的东西。
在农村的这四年，让他真正了解了中国农村的面貌，了解了贫困与饥饿在一个具体的村庄里是什么样子的。
日后他在很多场合谈到农村问题、粮食问题、农民收入问题，这段亲身经历始终是重要的参照和底色。
1977年高考恢复。
消息传开，录取通知书到手，李克强带着四年知青岁月的积淀，离开了凤阳，走进了燕园。
那一年，他22岁。
从凤阳到北京，从大队书记到北大学生，这个跨越，对他此后四年的校园生活，以及此后的职业道路，都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记。
【二】燕园求学，才华初现
1978年初，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83名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了燕园，在未名湖畔开始了各自的求学岁月。
这批重返校园的学子，经历各异，年龄跨度从十六七岁到将近三十岁不等，大多有过插队、当兵或工厂劳动的经历，每个人进入北大之前，都有一段在各地的不同际遇。
在读书这件事上，这批人表现出来的饥渴程度，是应届高中生难以比拟的。
失去的时间太多，要补回来的东西太多，这种迫切感，渗透在77级学生的日常学习里。
那时候的法律专业属于特殊专业，对学生的选拔标准很高。
因为是党员，且分数成绩优秀，李克强才被分配进这个系。
法学院教授杨敦先把这批学生称为"黄埔一期"，这个说法后来在北大法学院广为流传。
这批学生里，日后出了多位在法学界、政界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说这个班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精英聚集，并不夸张。
那个年代，中文法律教材稀少，要深入研究只能啃英文原著。
在农村插队多年的李克强，英语底子几乎为零，这是他入学时面临的第一道难关。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李克强读书时带着一本小本子，"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
就是凭着这股劲头，他的英语水平到了大三时，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英文法律文本的翻译工作，这个进步的速度，在同届学生里是相当快的。
从几乎为零，到能够翻译英国法律名著，这中间是密集的自学积累，日夜不辍。
上世纪30年代曾留学英国的龚祥瑞教授，为李克强讲授英美法律课程，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法治理念有亲身接触，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是北大法学院当时学贯中西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在龚祥瑞的课堂里，讲的不只是法条本身，更是整个西方法律制度背后的政治逻辑和制度原理，这对当时刚刚重新开放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是相当前沿的内容。
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将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外国宪法与比较政治领域。
大三时，李克强提交了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该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得到龚祥瑞的赞赏。
龚先生当时敏锐地注意到国外正在兴起计算机与法律融合的研究方向，把相关英文资料交给李克强，让他查阅文献、补充内容，修改之后以两人联名的方式，以《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为题发表在《法学杂志》上。
这是李克强在校期间发表的第一篇正式学术文章，也是他与龚祥瑞教授学术合作的起点。
龚先生从英国访问回来，带回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两本新著《法律的正当程序》和《法律的训诫》，物色、组织了李克强与杨百揆、刘庸安等人合力翻译，并亲自给予指导。
李克强是第一译者，译作后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在再版印行。
能以学生身份参与这一级别的法律译著工作，本身就是不多见的资历，这项工作也让李克强在北大法学院的师生中有了更广的知名度，积累了相当的学术声望。
在校期间，李克强被同学推选为北大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以及北大校学生会负责人。
何勤华在回忆文章里说，当年为了确保系学生会主席由77级的人担任，同学们推举了原本一心想做学问的李克强，"一开始他不太愿意，后来做得还挺好。"
【三】赴美计划，万事俱备
1982年1月，北大法律系77级毕业，27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李克强在列。
这份荣誉，在那个年代是实打实的资历，也是申请出国深造的重要砝码。
在全国高校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毕业生里，能拿到这份认定，说明他在北大四年的学业成绩和各方面表现，都处于同届学生里的顶尖位置。
毕业季里，班上同学开始各谋出路，整个班级的气氛是热烈而慌张的。
四年结束，大家都要各奔前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有些清晰，有些还在权衡。
那一年，出国留学在北大校园里是一股实实在在的潮流，不只是法律系，各个院系都有学生在准备出国考试，拿到资格准备出发的人越来越多。
在李克强的班里，陶景洲选择赴法留学，另有数位同学拿到了赴美的资格，这些消息在同学间口耳相传，每一个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参照。
李克强在毕业前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系统复习了出国考试的相关课程。
他在北大四年间翻译过英美法律名著，写过被评优的学术论文，与比较宪法领域的顶尖学者龚祥瑞联名发表文章，英语能力也从几乎为零提升到能够独立完成法律文本的翻译工作。
这些积累，放在申请出国留学的档案里，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何勤华等人回忆，以李克强当时的学业成绩，出国的成功几率非常大，几乎没有悬念。
这两个月的集中复习，不是在打无把握之仗，而是在把原本就已经很好的基础再巩固一遍。
他的志向，据同学陶景洲回忆，是"做学术，以后当教授"。
这不是随口说说的话，他在校期间所做的每一件事，翻译法律文献、发表学术论文、钻研比较宪法——都和这个方向高度一致，是他有意识地积累学术资历的结果。
在当时北大法学院的学生里，立志做学术、以学者为志业的并不是少数，而李克强在这条路上的基础，放在同届同学里，是相当扎实的。
班里没有人觉得他会留下，大家都默认他会走——去美国，做他一直想做的学术研究。
这件事在同学间几乎是共识，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因为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就位，出国这条路对他来说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毕业前夕，李克强曾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写下临别赠言："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这段话，日后在很多有关李克强北大岁月的文章里被反复引用，成为记录他燕园生涯精神气质的一个重要文字留存。
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毕业时还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这四人后来都选择了留校。
可在毕业前，没有人能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其中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改变的方向，是当时班里几乎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那两个月的留美复习，就这样成了一段没有走到尽头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