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夏,清军追击李自成余部,阿济格率军深入湖广一带。战场上的他,向来不是稳坐中军、从容调度的那类将领,而是亲自冲在最前面。清军入关后的扩张,几乎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生于1605年,比多尔衮大七岁,比多铎大九岁。他很早便随军出征,凭借勇猛善战获得贝勒爵位。努尔哈赤时期,后金与明军交锋频繁,阿济格常常率骑兵突击,冲入敌阵擒将,所乘战马多次在厮杀中倒毙。
这是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作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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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长于判断形势,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取舍;多铎熟悉火器运用,尤其重视红夷大炮在攻城和野战中的作用。阿济格则更像一把出鞘的刀,锋利、直接,却很难约束。
清军入关前,他曾参与对明军的多次作战。1644年山海关之战中,阿济格担任先锋力量之一。李自成败退后,他又奉命追击大顺军,清军一路追至陕西、湖广。1645年,李自成在九宫山一带遇害,清军的持续追剿是造成大顺政权迅速瓦解的重要因素。
可惜的是,阿济格的才能似乎只在战场上最为清楚。
离开战场,他的性情便暴露无遗。皇太极在位时,宗室婚配需听从朝廷安排,阿济格却私自替多铎议婚,女方还是皇太极政治上的对立势力之家,因此被削去镶白旗旗主之位。这样的举动,在宗室内部并非小事,既触碰制度,也显出他缺少分寸。
1648年,阿济格追击李自成余部期间,曾有擅自回师的行为。后来他又以轻慢语气谈论顺治皇帝,甚至在宫门外使用超越身份的仪仗。对一个手握兵权的宗室将领而言,这些举动足以引发统治者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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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执掌朝政后,对同母弟多铎颇为信任,却没有把阿济格放在同等位置。阿济格对此明显不满。多铎病重时,多尔衮曾急于赶回京城探视;多铎去世后,阿济格非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哀痛,反而写信质疑弟弟的功劳,并要求承接辅政亲王的位置。
多尔衮得知后大怒,曾将此事交给诸王大臣议处。只是同母兄弟的关系终究摆在那里,他没有立刻重惩阿济格,却也逐渐对这位哥哥失去信任。
1650年,多尔衮在喀喇城附近打猎时坠马受伤,随后病势恶化。临终前,他曾单独召见阿济格。两人谈了什么,史料没有留下明确记录。耐人寻味的是,多尔衮去世后,阿济格很快便开始谋求摄政地位,并试图争取两白旗的支持。
他对身边人说:“两位弟弟都不在了,朝廷总要有人主持。”这句话传出后,反而让两白旗大臣更加戒备。阿济格想依靠旧部和儿子劳亲带回的兵力制造声势,却没有真正形成周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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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与济尔哈朗很快关闭京城城门,控制各处关隘。阿济格护送多尔衮灵柩回京时,仍以功臣和长辈自居,甚至没有充分收敛锋芒。结果,他刚到京城便被拿下,劳亲带回的三百名骑兵也被控制。
清初对宗室通常留有余地,阿济格最初只是被圈禁,还配有奴仆服侍。若能安分守己,事情或许仍有转圜。但他没有等来赦免,便在圈禁期间试图挖地道逃走,并口出狂言,扬言要杀死顺治帝。1651年,顺治下令处死阿济格,同时削除其宗籍,他的子孙也受到牵连。
这正是他无法成为铁帽子王的关键。
论军功,阿济格并不逊于一些后来获得世袭罔替爵位的宗室。他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战功,而在于多次把个人骄横变成了对皇权的直接挑战。多尔衮虽有僭越之嫌,却始终保留了维护皇帝名义的外在形式;多铎也主要是受兄长牵连。阿济格却实际调集兵力进京,并在圈禁后继续威胁皇帝。
这类罪名,很难用战功抵消。
乾隆四十三年,朝廷为多尔衮恢复睿亲王爵位,并重新评价多铎的开国功劳。阿济格虽然也得到部分后代宗籍上的宽免,却没有获得同样待遇。铁帽子王并不单纯按照战场功劳排列,还要考虑宗室血统、政治影响和后代承继。
多尔衮、多铎已经代表了这一支宗室的显赫地位,阿济格的子孙又曾因重罪受罚,缺少可以继续为朝廷建功的基础。对清廷而言,为他恢复爵位的政治收益有限,反而可能冲淡皇权惩治宗室叛逆的原则。
所以,阿济格留下的是一个颇有反差的历史形象:战场上勇冠诸军,政治上却屡次失控;能替清朝冲锋陷阵,却不能让统治者相信他会安分守位。铁帽子王看重的,从来不只是敢打敢杀,还包括能否在功名之外守住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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