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亲咽气前死死抓着我的手交代家底:当年你亲妈根本没病死,如今她在大单位当着一把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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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水味道呛得人睁不开眼。

父亲的手突然攥住我的手腕,枯瘦的指头嵌进肉里,疼得我倒吸一口气。

他插着氧气管,喉咙里发出拉风箱似的声响,眼睛瞪得吓人。

“你亲妈……没病死。”我愣住。

他喘了口气,又挤出一句:“她在大单位……当着一把手呢。”床头柜上的铁盒咣当掉在地上。

后妈薛玉琦冲进来要捡,被父亲一声吼住。

窗外救护车尖啸而过,父亲的手一点点凉下去。

那个死了三十多年的女人,为什么成了大单位一把手。



01

父亲住院快两个月了。

省肿瘤医院十二楼,呼吸内科走廊尽头那间三人病房,靠窗的床位。

我每天下午五点从修理铺收工,骑电瓶车穿过半个城,赶在六点前到医院。

修车铺是下岗后拿买断工龄的钱盘下来的,巴掌大的地方,撑不死也饿不着。

父亲靠在那张摇起来的病床上,瘦得脱了相。

原来一百四十多斤的人,现在顶多九十斤。

颧骨撑着一层薄皮,手背上全是针眼,青一块紫一块。

他不太说话,多数时候闭着眼,偶尔睁开,眼珠子缓慢地转两圈,又合上。

后妈薛玉琦坐在床边的小折叠椅上,手里织着毛线。

她比父亲小十岁,跟了父亲十五年,没领证,就那么搭伙过着。

织的是一件深灰色毛衣,说是等父亲出院了穿。

“老郑,喝口水。”薛玉琦把杯子凑到父亲嘴边,父亲摇头,她又放下。

我坐在床尾的塑料凳上,削苹果。皮一圈圈垂下来,没断。

病房门被推开,一股子烟味混着外头的凉气涌进来。

堂叔郑长富提着两箱牛奶,笑呵呵地走进来。

他是我父亲的堂弟,比我大六岁,在城南开麻将馆,常年穿一件黑色皮夹克,脖子上挂根粗金链子。

“大哥,今儿看着气色好多了。”郑长富把牛奶往床头柜上一搁,眼睛却扫了一圈病房,最后落在我身上,“永强也在啊。”

父亲睁开眼,嗯了一声。

郑长富拉过另一张凳子坐下,掏出烟,又想起来是病房,把烟塞回兜里。他搓了搓手,压低声音:“大哥,那个老房子的事,你考虑得咋样了?”

父亲没吭声。

“我不是催你,”郑长富往前探了探身子,“街道办那边说了,拆迁摸底已经开始了。咱那一片,丈量的人下个月就进场。趁你清醒,把手续办了,省得到时候……”

“到时候什么。”父亲开口了,声音像砂纸磨铁。

郑长富讪笑:“到时候万一有个啥,永强一个人跑手续也麻烦不是。”

我手里的苹果皮断了。我把苹果往床头柜上一放,站起来。

“叔,我爸还喘着气呢。”

郑长富摆手:“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说趁早……”

“趁早分钱是吧。”我盯着他。

薛玉琦赶紧站起来打圆场:“长富也是好心,永强你别多想。”

父亲闭上眼,挥了挥手。郑长富识趣,站起来,拍了拍皮夹克上的灰,说改天再来,走了。

我送他到走廊尽头。

他回头看我一眼,压低声音:“永强,你爸这病,花钱如流水。你那个修理铺能撑多久?老房子拆迁少说赔百来万,你总不能一个人独吞吧。”

我没接话。他冷笑一声,进了电梯。

回病房的路上,我在楼梯间抽了根烟。烟灰掉在水泥地上,被穿堂风吹散。

晚上九点多,护士来催缴费。

我拿着单子去一楼大厅,排了二十分钟队,刷卡的时候提示余额不足。

卡里还剩三百多块。

我站在自助机前愣了半天,又给两个朋友打电话,一个没接,一个说手头也紧。

回到病房,父亲睡着了。薛玉琦趴在床边打盹。我轻手轻脚走到床头柜前,想找父亲的医保卡,明天去医保局问问能不能多报点。

床头柜下层塞着一个黑色帆布包。

我拉开拉链,里面是父亲的换洗衣物、一个搪瓷杯、两盒没拆封的降压药。

翻到底部,手指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是一个铁盒子。长方形,饼干盒大小,铁皮生了锈,上面用胶带缠了两圈。胶带底下压着一把小挂锁,锁孔都锈了。

我拿着铁盒直起身,金属的凉意透过掌心。

“放下。”

父亲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沙哑却带着狠劲。我回头,他不知什么时候醒了,上半身撑着,氧气管差点扯掉,眼睛瞪得溜圆,胸口剧烈起伏。

薛玉琦被惊醒,连忙扶住他。

“爸,我找医保卡……”

“放下!”他又吼了一声,脸涨得发紫,手拼命朝我伸过来,指头哆嗦着。

我把铁盒放回包里,他这才慢慢躺回去,眼睛还死死盯着那个帆布包。薛玉琦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那天晚上父亲一直没睡踏实,每隔十几分钟就睁眼看一下床头柜的方向。

我在旁边的陪护椅上坐到天亮,脑子里全是那个铁盒。

一个退休老工人,能有什么东西锁得这么严实。

第二天一早,我回家拿换洗衣服。薛玉琦留在医院。出门前,我犹豫了一下,没动那个帆布包。

修理铺的门上贴着两张催款单,电费和水费。我撕下来揉成团扔进垃圾桶,开门,把昨天没修完的一辆电动车推到举升机下面。

蹲在车底下拧螺丝的时候,手机响了。薛玉琦打来的,声音发紧:“永强,你爸又不好了,医生说让准备后事。”

扳手从我手里滑下去,砸在水泥地上,哐当一声。

02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被推进了抢救室。

薛玉琦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毛线团滚到脚边,她也没捡。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两个人谁也没说话。

抢救室的门开了一条缝,护士进进出出。

走廊尽头有个老头在挂水,家属围了一圈,小声说着什么。

消毒水的味道从门缝里漫出来,混着一种说不清的气味。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医生出来了,摘下口罩说暂时稳住了,但情况不乐观,随时可能反复。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父亲被推回病房,整个人陷在被子里,像一片枯叶。他闭着眼,嘴唇翕动着,我凑近去听。

“静娴……”

我愣了一下。静娴是谁。

我看向薛玉琦,她站在床尾,双手绞在一起,眼神躲开了。

“薛姨,我爸喊的谁?”

“没谁,你爸说胡话呢。”她弯腰去捡地上的毛线团,动作比平时慢了许多。

我没有追问。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外面的小面馆吃了碗馄饨,给妻子杨桂兰打了个电话。

她在超市做理货员,晚上十点才下班,接电话的时候还在公交车上。

“爸怎么样?”她问。

“不太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永强,今天超市发了季度奖,一千二,我转你微信了,你先拿着用。”

“嗯。”

挂了电话,我坐在面馆油腻的桌子前,盯着碗里剩下的半碗馄饨汤。汤面上浮着一层葱花,已经凉了。

第二天上午,郑长富又来了。这回不是一个人,还带着我二姑郑秀兰和堂弟郑永军。三个人进了病房,郑长富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好的文件。

“永强,这是拆迁办的摸底登记表,需要户主签字。大哥现在这个样子,签不了,你是他儿子,你代签一下。”

我接过那张纸扫了一眼。上面写着户主姓名、房屋面积、家庭成员情况。在“家庭成员”一栏,填了四个名字:郑根生、郑永强、杨桂兰、郑雅涵。

“叔,我爸还活着呢。”

“我知道,”郑长富把笔递过来,“就是先登记,走个流程。你不签,到时候补偿标准下来了,少算面积你吃亏。”

二姑在旁边帮腔:“永强,你叔是为你好。你爸这个病,后头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把那张纸放在床头柜上,没接笔。

“等我爸好了再说。”

郑长富的脸色变了。

他把笔往兜里一插,声音沉下来:“永强,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你妈当年跟人跑了,你爸一个人把你拉扯大,老郑家对得起你。这房子是老郑家的祖产,拆迁了,大家都有份。”

“我妈病死的。”我盯着他。

郑长富嗤笑了一声,和二姑对视了一眼。二姑撇了撇嘴,没说话。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郑长富拍了拍手上的灰,“反正这房子的事,你一个人说了不算。”

他们走了之后,父亲睁开了眼。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床头柜上那张登记表,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话来。

那天下午,我回家给父亲取厚被子。

老房子在城北棚户区,两间平房带一个小院。

院墙的砖缝里长满了野草,墙根下堆着父亲捡来的废铁和旧零件。

屋里的陈设还是八十年代的样子,水泥地、白灰墙、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父亲的搪瓷缸和一台老式收音机。

我在父母住过的里间翻找被子。

床底下有个樟木箱子,我拖出来打开,里面是旧衣服、旧毛线、几本相册。

相册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对折的纸。展开来,是一份死亡医学证明书。

姓名:卢静娴。性别:女。年龄:三十四岁。死亡原因:急性白血病。死亡日期: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七日。

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曲,但字迹还清楚。在“家属签字”那一栏,是我父亲歪歪扭扭的名字:郑根生。

我的手开始抖。

我从小就知道母亲死于白血病。

父亲是这么说的,邻居是这么说的,户口本上也是这么写的。

每年清明,父亲带我去城郊公墓,在一座没有照片的墓碑前烧纸。

碑上刻着“爱妻卢静娴之墓”。

可这张证明书,为什么被压在箱子最底下,用信封装着。

我又翻了翻箱子,在相册最后一页,找到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梳着两条辫子,穿一件碎花衬衫,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静娴,一九八五年春。

那是我母亲。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记忆里一点印象都没有。我三岁的时候她就“死”了。

我把死亡证明和照片装回信封,塞进自己兜里。被子没拿,我锁上门,骑车回了医院。

父亲醒着。

看到我进来,他的眼神在我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移向窗外。

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对面楼顶有个广告牌,写着“省投资集团”四个字,底下是一排电话号码。

“爸。”我坐在床边。

他没回头。

“卢静娴是谁。”

父亲的手指在被子上猛地一缩。他慢慢转过头,嘴唇动了动,喉咙里发出浑浊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

“你翻我东西了。”

“爸,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没有回答。他把脸转向墙壁,后背弓起来,像一只蜷缩的虾。氧气管在枕头边上蜿蜒着,床头的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的嘀嘀声。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他才说了一句话,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等我死了,你再看那个铁盒。”



03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派出所。

户籍窗口排了十几个人,大多是办暂住证和迁户口的。轮到我,我把死亡证明递进去,问能不能查卢静娴的户籍注销档案。

窗口里的年轻民警翻了翻那张纸,在电脑上敲了几下,皱着眉看了半天。

“系统里显示死亡注销,一九八九年三月。但是……”

“但是什么。”

“联系人信息每年都在更新。”他把屏幕转过来一点,指着一行字,“你看,最近一次是去年十二月。地址和电话都改过。”

我盯着屏幕,上面留的是一个手机号和一行地址。手机号归属地显示是本省,地址在省城,具体到某条路某个门牌号。

“这什么意思。”我问。

“意思就是有人用这个户籍信息在办业务。”民警把证明还给我,“你要查这个人,得去省城。或者你问问家里其他长辈。”

从派出所出来,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十一月的风刮在脸上,干冷干冷的。

我掏出手机,按屏幕上那个号码拨了过去。

响了六声,没人接。

我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我回到修理铺,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坐在那辆没修完的电动车旁边,给女儿郑雅涵打了电话。

她去年大专毕业,学的新媒体,在城里一家小公司做公众号运营,租房子住。

“爸,怎么了?”

“雅涵,你帮爸查个人。”

我把卢静娴的名字和那张照片的信息发给她。她在那头敲键盘的声音很响。

“卢静娴……爸,这名字挺常见啊。”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公开信息。”

过了大概十分钟,她的声音变了调:“爸,你等等,省投资集团董事长,叫卢静娴。你看看照片。”

微信上弹出一张新闻图片。

省投资集团官网的领导简介页面,一张半身照。

女人六十来岁,短发,戴一副细框眼镜,穿着深蓝色西装,笑容端庄。

五官和那张黑白照片上的年轻女人有七八分像,只是老了许多,脸型瘦了,颧骨高了,眼睛里多了些说不清的东西。

我盯着那张照片,手机屏幕被手掌的热气蒸得有点潮。

照片底下是一行简介:卢静娴,省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曾任省发改委副主任、某市副市长。

“爸,这不会就是……”

“不知道。”我挂了电话。

那天下午我在修理铺里坐了很久。

卷帘门外人来人往,对面小卖部的收音机放着秦腔,咿咿呀呀的。

一辆电动车进来换刹车片,我拆了一半又装上,装反了,又拆下来重装。

脑子里全是那张照片。

那个女人,和黑白照片上的年轻女人。

一个死在三十四岁,一个在省城当着大领导。

一个被埋在城郊公墓,一个在官网首页挂着简介。

可死亡证明上写的名字是卢静娴。墓碑上刻的也是卢静娴。

那坟里埋的是谁。

傍晚我去了医院。薛玉琦在走廊上打电话,看见我来了,匆匆挂断,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我没问,进了病房。

父亲半靠在床头,精神比前两天好了一点,可能是回光返照。他看着我,嘴张了张。

“你去了。”

“去了。”我在床边坐下。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天黑了,病房里只开着床头一盏小灯,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隔壁床的病人睡着了,呼噜声一起一伏。

“爸,卢静娴还活着,对不对。”

他闭上眼,眼角渗出一点湿。他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过了好一会儿,他伸出手,枯瘦的手指碰了碰我的胳膊。

“永强,爸对不起你。”

“她为什么……”

“别问了。”他打断我,声音突然带上了哭腔,“等我走了,铁盒里有东西。你看完就明白了。”

他的手从我胳膊上滑下去,落在被子上,像一片落叶。

那天晚上,我留在医院没走。半夜的时候,父亲忽然坐起来,直挺挺地坐着,眼睛睁得很大,对着门口的方向说:“静娴,你来了。”

我吓得从陪护椅上弹起来。门口空荡荡的,走廊上的灯管忽明忽暗,发出嗡嗡的电流声。

“爸,没人。”

他没理我,还在对着门口说话:“静娴,永强长大了,长得跟你像。你放心……”

薛玉琦也被惊醒了,赶紧过来扶他。父亲挣开她的手,忽然开始翻枕头底下,翻床头柜抽屉,嘴里念叨着:“钥匙呢,钥匙呢。”

我按住他的手:“爸,钥匙在哪儿。”

他停下来,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像是忽然清醒了。他从枕头套的夹层里摸出一把铜色的小钥匙,拍在我手心里。

“铁盒。”他说,“老房子,床底下。”

然后他倒回枕头上,像被抽掉了所有力气。

第二天凌晨四点二十分,父亲走了。

心电监护仪变成一条直线,发出刺耳的长鸣。

薛玉琦趴在床边哭出了声。

我站在床尾,手里攥着那把铜钥匙,金属被我的体温捂热了。

护士进来拔管子,用白布盖住父亲的脸。

我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上,天边刚泛起一点灰白。

楼下院子里停着几辆救护车,红蓝灯在薄雾里一闪一闪。

我掏出手机,翻到那张官网照片,盯着看了很久。

04

父亲的丧事是在老家办的。

灵堂设在院子里,搭了棚子,借了桌椅板凳。

郑长富来得最早,帮忙张罗,跑前跑后。

二姑也来了,带着几个亲戚在厨房里择菜洗菜。

杨桂兰请了三天假,从超市赶回来。

她做事麻利,烧水、递烟、招呼来客,一件不落。

郑雅涵也回来了,穿了一身黑衣服,站在我旁边给来吊唁的亲戚回礼。

薛玉琦穿着一件深灰色棉袄,坐在灵堂角落的板凳上,不怎么说话。

有人来上香,她就站起来还礼,然后坐回去,眼睛盯着父亲的遗像看。

遗像是前年办的老年证上截下来的,父亲穿着一件蓝布衫,表情木讷。

葬礼的第三天下午,郑长富把几个亲戚叫到堂屋里,说有事情商量。我和杨桂兰、郑雅涵也在。

“大哥走了,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郑长富坐在八仙桌的主位上,翘着腿,“有件事得趁大家都在,说清楚。”

他从皮夹克里掏出一张纸,是那张拆迁摸底登记表。

“这房子的事,得定下来。永强,你是大哥的儿子,房子你住着,没人跟你抢。但拆迁款下来,老郑家的亲戚都有份。我、你二姑、你堂弟永军,我们都是郑家的人。”

二姑在旁边点头:“永强,你叔说得在理。你爸生病这些年,我们也帮衬了不少。”

我看着那张纸,没接。

“我爸刚走,头七还没过。”

“话不是这么说的,”郑长富把纸往我面前推了推,“趁现在大家都在,白纸黑字写清楚。你爸那套房子,当年是爷爷留下的地基,不是你爸一个人的。”

杨桂兰在旁边拉了拉我的袖子,低声说:“永强,先别吵。”

我压着嗓子:“叔,拆迁的事,等政策下来再说。现在我爸尸骨未寒,我不想谈这个。”

郑长富的脸沉下来。

他把纸拍在桌上,声音拔高了:“永强,你别不识好歹。我跟你说句难听的,你妈当年是跟人跑的,你爸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倒好,现在想把老郑家的东西都吞了。”

我站起来。杨桂兰赶紧挡在我前面。

“叔,你说什么。”

“我说你妈跟人跑了!”郑长富也站起来,脖子上的金链子晃荡着,“你爸瞒了你一辈子,你当邻居们不知道?你三岁那年,你妈就跟省城来的一个男人走了,你爸怕丢人,对外说她病死了。你要不信,去问老邻居,谁不知道。”

堂屋里安静了几秒。二姑低下头,郑永军看向别处。

我站在原地,拳头攥紧了又松开。郑长富看着我,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你爸傻,替你妈瞒了一辈子。你妈现在在省城享福呢,你倒好,守着个破修理铺,连老爹的医药费都掏不出来。”

“长富!”薛玉琦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口,声音很尖,“你少说两句。”

郑长富哼了一声,拿起桌上的纸,带着二姑和郑永军走了。院子里剩下几个远房亲戚,面面相觑,也陆续散了。

灵堂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和薛玉琦。杨桂兰坐在椅子上,眼圈红了。郑雅涵站在我身边,小声说:“爸,那个官网照片,要不要我再查查。”

我摇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老房子。

打开门,屋里黑着,一股子霉味。

我没有开灯,摸黑走到里间,蹲下来,把手伸进床底下。

樟木箱子还在。

我拖出来,打开,那个铁盒就在旧衣服底下。

我掏出那把铜钥匙,手有点抖。锁孔锈得厉害,我捅了好几下才插进去,一拧,锁开了。

盒盖弹起来,里面的东西不多,但每一样都让我头皮发麻。

最上面是一张离婚证。

红色封皮,印着“离婚证”三个字。

翻开,男方郑根生,女方卢静娴。

发证日期,一九八九年四月二日。

也就是死亡证明上写的死亡日期之后半个月。

离婚证下面是一张照片,两个人的合影。

父亲年轻时候的样子,瘦瘦的,穿着白衬衫。

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就是黑白照片上那个,穿着红毛衣,笑出两颗小虎牙。

两个人中间站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穿着开裆裤,手里攥着一根冰棍。

那是我。

照片下面是一沓汇款单。

最早的一张是一九九零年,最近的是去年。

汇款人名字从“卢静娴”变成“卢某某”,再到后来变成一个陌生的名字。

每张单子上的金额不等,有几百的,有几千的。

收款人都是郑根生。

最底下是一张收据。手写的,纸已经发脆。上面写着:今收到卢家一次性补偿金伍万元整。收款人签字:郑根生。日期: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

伍万元。一九八九年。那时候工人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

我坐在老屋的水泥地上,把那些东西摊在面前。外面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得收据哗哗响。我用手按住那张纸,指头冰凉。

父亲收了一笔钱。母亲没有死。离婚证上写得清清楚楚。

可她还是每个月寄钱。寄了三十年。

那她为什么不来。



05

父亲头七那天晚上,家里来了不少亲戚。

按照老家的规矩,头七晚上要摆一桌,请亡人回来吃最后一顿饭。

杨桂兰做了一桌子菜,在父亲遗像前摆了碗筷,点了香。

亲戚们陆续走了之后,薛玉琦把我叫到里屋。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

“这是你爸让我交给你的。”她把东西放在桌上,“他说等他走了再给你。”

纸条上是父亲歪歪扭扭的字:永强,卡里是这些年攒的,不多,给雅涵读书用。

我把卡收好,看着薛玉琦。她坐在床沿上,两只手绞着棉袄的下摆,像是在做什么决定。

“薛姨,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她沉默了一会儿,点了头。

“你爸不让我说。他说等你爸走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我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薛玉琦抬起头,眼圈红了。

她吸了吸鼻子,声音发哑:“永强,你妈当年确实病了。不是白血病,是别的病。你姥爷家有钱,把你妈接走了。后来你爸签了离婚协议,对外说是病死的。具体咋回事,我也说不全,你爸只跟我讲过几句。”

“她为什么不回来。”

薛玉琦摇头:“这个你得问她。你爸到死都不让我跟你说太多,他说他不配。”

“不配什么。”

“你爸收了卢家的钱。”薛玉琦的声音低下去,“他觉得是自己把你妈卖了。这些年他心里过不去,不让卢家来人,也不让你知道。”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我把铁盒里的东西全部装进一个黑色双肩包,骑上电瓶车去了火车站。杨桂兰在门口拦住我。

“你去哪儿。”

“省城。”

她看了我一会儿,没再问,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塞进我上衣口袋。“早点回来。”

郑雅涵给我发了条微信,是卢静娴的公开行程信息。下周三是省投资集团的季度发布会,她作为董事长会出席。地点在集团总部大楼。

火车是绿皮车,三个半小时。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灰扑扑的田野和远处的烟囱。

背包放在膝盖上,里面的铁盒硌着大腿。

我脑子里反复过着见到她该说什么。

你好,我是你儿子。

你为什么不回来。

你知不知道我爸死了。

到了省城已经是下午。

我按照地址找到投资集团大楼,一栋二十多层高的玻璃幕墙建筑,门口两个石狮子,台阶铺着红色花岗岩。

保安穿着黑色制服,站在旋转门旁边。

我走上去,保安伸手拦住。

“找谁。”

“我找卢静娴。”

保安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我穿着旧夹克,脚上是一双沾着机油的旅游鞋,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包。

“有预约吗。”

“没有。你跟她说,我是郑永强。”

保安笑了:“每天来找卢董的人多了,都是没预约的。你走吧,别在这儿站着。”

我站在台阶下面,抬头看着大楼。玻璃幕墙映着灰白的天空,什么都看不见。我在门口站了快一个小时,进出的人都看我,保安出来撵了我两次。

后来我走到马路对面,找了个花坛坐下来。

一直等到傍晚六点多,大楼里陆续有人出来。

我看见一个穿深蓝色西装的女人从旋转门走出来,身后跟着两个拎包的年轻人。

她头发比我照片上看到的更白一些,身形瘦削,腰板挺得很直。

她走向一辆黑色轿车。我站起来,穿过马路,喊了一声:“卢静娴。”

她听见了。

脚步顿了一下,转头朝我这边看过来。

隔着十几米远,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

然后她旁边的年轻人上前一步,挡在她前面,低头跟她说了句什么。

她收回目光,弯腰坐进车里。

车门关上,黑色轿车汇入车流,很快看不见了。

保安又过来了,这次语气不太好:“你再不走我叫人了。”

我回到花坛边上,坐下来。背包里的铁盒沉甸甸地压着。天色暗下来,路灯亮了。我掏出手机,郑雅涵发来一条消息:爸,你见到人了吗。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打了两个字:没有。

那天晚上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家小旅馆住下,四十块钱一晚,房间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洗脸盆。

我躺在床上,把铁盒里的离婚证翻出来看。

红色的封皮已经褪色了,里面的照片上,父亲年轻的脸绷得很紧,母亲的笑容还在,只是被塑料膜封着,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我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你亲妈没病死,她在大单位当着一把手呢。

他让我来找她。可他没有告诉我,她不想见我。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集团大楼。

这次我没往门口凑,就在马路对面的花坛坐着。

等到中午,那辆黑色轿车又出来了。

我远远跟着,看它停在一家酒店门口。

卢静娴下车进去,应该是参加什么活动。

我在酒店外面等了两个多小时。下午三点多,她从酒店出来,身边人少了,只有一个年轻女秘书跟着。我快步走过去,在她上车前拦住了她。

“我就说几句话。”

她停下脚步,看着我。

近距离看,她的眼睛和照片上一样,黑亮亮的,只是眼角的皱纹很深。

她嘴唇动了动,旁边的秘书挡过来:“这位同志,请你……”

“小周。”她开口了,声音很稳,“你先上车。”

秘书犹豫了一下,拉开车门坐进去。我和她站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隔着一臂的距离。路过的行人匆匆来去,没人注意我们。

她看着我,目光在我脸上慢慢移动,像是在辨认什么。

“你叫郑永强。”

“你认得我。”

她没接这句话。她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我低头看,上面印着她的名字和电话。

“明天下午三点,你打这个电话。”她说,“有人会安排。”

然后她转身上了车。车门关上的声音很轻,黑色轿车汇入车流,红色的尾灯在街角拐弯处闪了两下,消失了。

我攥着那张名片,名片边缘被手指捏出了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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