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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飞女儿,30年代红透上海!黎莉莉:那封长征家书,影响她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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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一位日本学者坐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里,对面是77岁的黎莉莉。

他想听她讲父亲的故事,以为会是惊险谍战,会是刀光剑影。但老人只是缓缓开口,背出了一句话——"善用艺术,足以救国;误用艺术,诱人堕落。"



这句话,她记了整整六十年。

一个女孩,两个名字

1915年6月2日,北京,一个叫钱蓁蓁的女孩出生了。

她的父亲叫钱壮飞,浙江湖州人,学过医,会画画,懂书法,会修无线电,还会做西餐。这个男人的本事多得让人怀疑——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会这么多东西?但他就是会。

孩子出生时,这个家表面上看起来很普通。父亲钱壮飞和母亲张振华都是北京医科专门学校的同学,两人行医,出入体面。但孩子们知道,家里的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父母总是早出晚归,忙的不是出诊,是另一件事。

什么事,年幼的钱蓁蓁说不清楚。她只知道,自己不到七岁就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后来做过人家的过房女儿,当过丫头,几经转手。这段颠沛的童年,她直到晚年都没有细说,只是淡淡带过。

1926年,家里忽然热闹起来。



钱壮飞跟几个朋友在北平合办了一家光华影片公司,说是要拍反封建影片,片名叫《燕山侠隐》。他自己上阵,编剧、导演、主演一肩挑,连妻子和孩子都被拉进剧组。

十一岁的钱蓁蓁,就这样第一次站在了摄影机前。

戏里,她要演男主角的妹妹。而那个"哥哥",是她的爸爸。剧情要求她抱住被赶出家门的"哥哥"大哭,可她搂着的分明是爸爸,嘴里却要喊哥哥,怎么都哭不出来,反而一直在笑。导演拍了一遍又一遍,母亲急得上手打了她一巴掌,她"哇"地一声真哭了,镜头才算拍成。

后来她自己讲起这段,笑得很开心。但她说,她当时不知道,这次拍摄,是她和父亲唯一一次同台。

1927年,钱壮飞把女儿送进了黎锦晖主办的中华歌舞团。黎锦晖是当时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收了这个小姑娘做义女,让她改了姓,取了个新名字——黎莉莉。

从这一天起,"钱蓁蓁"这个名字,从公开视野里彻底消失了。



上海不知道黎莉莉是谁的女儿。银幕上那张笑起来有酒窝的脸,背后藏的是什么,没有人问过。

1931年,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32年,黎莉莉正式成为电影演员。她出演了《火山情血》《天明》《小玩意》《体育皇后》《大路》《狼山喋血记》等十七部影片,红遍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与王人美、胡蝶并称"歌舞三杰"。

电影海报贴满了南京路,那张脸,全上海都认得。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一笑露出酒窝的姑娘,父亲是中共最重要的情报人员之一。

龙潭虎穴:钱壮飞做了什么

要讲清楚钱壮飞这个人,得从1928年说起。

这一年,他考入上海无线电培训班。他这个人学什么都快,加上本身就会修无线电,很快脱颖而出,被班里的负责人徐恩曾看上了。徐恩曾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主任,说白了,就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核心人物之一。



1929年底,钱壮飞随徐恩曾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担任机要秘书。

从外面看,他是国民党的人。

那时候,徐恩曾有个习惯,出门总把密码本揣在贴身衣袋里,走到哪带到哪,从不离身。这本密码本,是国民党传递绝密情报的核心密钥,掌握了它,等于掌握了国民党中枢的通讯命脉。

钱壮飞盯着这本密码本盯了很久。

他想了个办法。

他知道徐恩曾经常去上海私会情妇。于是他开始"苦心劝说"——外出不宜携带密码本,万一遗失,后果不堪设想。这话说了不止一次,徐恩曾被说动了,某个周末出发前,真的从贴身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钱壮飞保管。

徐恩曾一走,钱壮飞立刻拿出事先备好的微型相机,一页一页拍下来。



从此,国民党的"围剿"命令,兵力部署,作战计划——还没发到前线部队,就已经放在了周恩来、朱德的案头。

在此同时,经钱壮飞引荐,李克农、胡底先后打入敌人内部,三人组成特别党小组,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周恩来后来给这三个人起了一个名字——"龙潭三杰"。

这三个人,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心脏里,工作了整整数年。

家里的日子,表面上维持着体面。弟弟钱江记得,有一段日子家里忽然搬进了平安里的洋楼,出门坐包车,像模像样。但孩子们同时知道,家里吃的是棒子面,学费常常交不上,主要靠母亲行医撑着。

那些"周末打麻将"的客人,来的是陈赓,是李克农——孩子们被安排在门口望风。

这种日子,1931年4月25日,戛然而止。

那是个星期六。



徐恩曾去了上海,钱壮飞独自在南京特务机关里值夜班。深夜,武汉方面接连发来六封"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报。

他警觉,取出偷摄的密码本副本,译出了内容。

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了。叛变了。

顾顺章这个人,掌握着中共中央最核心的信息——上百个机构的地址,上百位领导人的联络方式。他一旦全部招出来,三天之内,中共中央机关可以被全部肃清。

钱壮飞记下电文,把原电封好,连夜派女婿刘杞夫乘火车赶往上海,向李克农报警。带去的口信只有一句暗语:"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26日早晨,他若无其事地把电报当面交给徐恩曾,转身上了火车。

同一天,刘杞夫几经周折找到李克农,情报经陈赓转报周恩来,中央机关连夜转移。



27日,顾顺章被押到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汇报,列出名单,标出地址。28日,国民党特务会同租界巡捕房全城搜捕,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

这一次,钱壮飞用不到二十四小时,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心脏里,把整个中共中央机关从死亡线上拉了出来。

周恩来后来说过一句话:"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

但他撤离时,没有带走家眷。他来不及告别,也不能告别。

女儿黎莉莉没有得到一次从容的父女道别。她记住的,只有李克农站在后门外,隔着窗户对母亲说的那三个字:"他走了。"

弟弟钱江记住的是另一个早晨,十二岁的他正要上学,父亲拉着他的手,问他会不会做饭。他说不会,但会下面条。父亲眼里含着热泪,摸了摸他的头说,去上学吧。孩子出门时回头说了一声——爸爸,再见。



这一声"再见"之后,钱江再没见到父亲,四处流浪了好几年。

一封家书,六十年重量

父亲走了,黎莉莉继续演电影。

她挑起了一家数口的生活重担——母亲、弟妹、老人,都压在她肩上。那时候她才十五岁,走进联华影业公司,把自己那张笑起来有酒窝的脸,送到了三十年代上海的每一张电影海报上。

外面的人看到的是明星。她自己知道,不能停。

《火山情血》《天明》《小玩意》《体育皇后》《大路》《狼山喋血记》——十七部影片,部部叫座,场场爆满。上海滩的男人们为她着迷,电影公司为她造势,报纸把她和王人美、胡蝶并排印在版面上,称为"歌舞三杰"。

没有人知道这个姑娘心里揣着什么。

1934年,一封信找到了她。



信从江西苏区寄来,是父亲写的。

信里,钱壮飞希望她安顿好家里老小之后,到苏区来参加革命文艺工作。如果不能来,就继续在白区做进步电影。然后他写下了那句话——"善用艺术,足以救国;误用艺术,诱人堕落。"

就这么一句话,不长,没有多余的解释,没有父亲的嘱托套话,像一条标准,更像一把尺子。

黎莉莉把这把尺子,用了一辈子。她后来承认,是用父亲这句话,自己经常检查自己、鞭策自己。什么戏能演,什么戏不能演,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把这句话拿出来量一量。

写信的时候,钱壮飞已经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

1931年8月,他奉命撤往中央苏区,10月抵达瑞金,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中革军委第二局副局长。1934年10月,随军长征,与曾希圣一道领导军委二局,负责情报破译工作。

这支队伍抬着沉重的机器设备行军,一路走、一路听、一路破译。二局实行前后两个梯队轮番工作,走着走着睡着,是常事。



毛泽东后来说过一句话:"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这盏"灯笼"里,有钱壮飞的一份。

遵义会议后,中央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然后,1935年3月末,他病了。大病中的他,跟着部队走到了乌江边。

乌江之谜:半个世纪才有答案

1935年3月29日,红军先头部队在贵州金沙县后山乡梯子岩突破乌江。31日,主力除担负牵制任务的九军团外全部过江。

乌江过了,大队走了,乌江北岸的山路上,少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钱壮飞。



此后的几十年里,关于他究竟怎么死的,出现了十几个版本。有人说他骑白马坠江,有人说他在息烽县被"清乡团"杀害,有人说他化名"夏树云"与部队失散,有人说他死于敌机轰炸。

每一种说法都有人作证,每一种说法都无法完全排除。

钱家自己记住的,是两个不同的通知。

钱一平记得,1940年在延安,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叫去,告诉他父亲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机轰炸牺牲。钱江记得,1946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请钱家人吃饭,席间说起父亲的死讯,母亲张振华当场落泪,周恩来痛惜地说——"我没有照顾好他。"

两兄弟听到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死因也不同。周恩来说的,显然也不是他掌握的全部。但历史档案里,藏着另一条线索。

1997年,金沙县后山乡,几位中学教师决定自己去找答案。



他们不是党史研究员,没有编制,没有经费,就是几个对历史较真的人。他们遍访乌江两岸的高寿老人,一家一家地问,一个一个地找。

他们找到了一个关键的人——彭贵容。

1935年红军渡河时,彭贵容二十一岁。六十多年后,这位老人还记得那个下午的细节。

那个红军有病容,口音难懂。他牵着马,穿着灰黑绸布衣服,来到村口比划半天,别人才听懂他要买鸡蛋。

老人说,满寨子都知道是聂丛山(或黎丛山)干的缺德事。他把那人骗到岩边,推下去,又用乱石砸死,抢走了马和手枪。后来遭众人痛骂,割草时手被划伤,得破伤风死了,当地人都说这是报应。

这份口述,成为金沙说的核心证据。



2000年至2001年,贵州党史部门等组成联合调查组重启调查,最终形成意见:钱壮飞牺牲地为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牺牲时间为1935年4月1日,牺牲时不满四十岁。

2001年11月,这一结论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安全部的批复认可。

从1935年到2001年,争了整整六十六年。

至于一个受过专业特工训练的人,为什么会在部队过江后,只身出现在乌江边,至今没有确证的答案。研究者较为合理的推测是,他在布设和撤收地空识别标志时,耽误了过江时间。

他一个人,在乌江边,病着,掉队了,然后被一个普通的地方土顽杀死了。

这就是"龙潭三杰"之一的结局。不是子弹,不是追捕,不是战场。是一个小土匪,一块石头。

那扇后窗和那把尺子

1940年,黎莉莉随《塞上风云》摄制组途经延安。毛泽东在住地接见了全体队员,题写了"抗战、团结、进步"六个字。



同年秋天,摄制组再次经过延安。黎莉莉向周恩来表达了留在延安的意愿。周恩来告诉她:电影也是重要阵地,安心做好现职工作。然后他说——"你做的事和你父亲做的事,是同一件事。"

她没有留在延安。她回去继续演电影,继续教书,继续用父亲那把尺子量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黎莉莉继续从事电影工作,195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修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把主要精力转向表演教学,直到晚年。

2001年,八十六岁的她出版自传体回忆录《行云流水篇——回忆、追念、影存》。书里写了电影,写了演员,也写了父亲——那个会让全家一起拍电影、会把女儿送进歌舞团、会从苏区寄来家书谈艺术,但在她最重要的那些年里,长期缺席的父亲。

2005年8月7日,黎莉莉因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岁。



她去世的消息传出来,崔永元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写道:在今天这个群星闪耀的年代,黎莉莉的名字并不被多少人知道,连同她的父亲钱壮飞、弟弟钱江,都很少被人提起。

然后他写了一句话:"但是,当我们书写影史、历史的时候,这些名字是不可以遗落的。"

有评论说,黎莉莉走后,中国上个世纪辉煌的三十年代电影,大门彻底关闭了。

1992年,那个日本学者问她父亲的故事,她没有讲惊险故事,只背出了那句话。

背完,她解释说,自己一生能做出一点成绩,归因于父亲早早为她确立了目标。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在一扇后窗前,听到了"他走了"三个字。



然后她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拿着那把尺子,走完了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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