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 人民网等权威渠道公开发布的人物简历与生平、公开出版的人物传记与媒体报道、北大同窗的回忆文章、教育对外交流的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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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北京的冬天干冷干冷的。
未名湖结了厚厚一层冰，博雅塔的影子落在冰面上，又瘦又长。
北大法律系77级的毕业生正忙着收拾行李。
1978年春天进校的这批学生，四年的功课眼看就要画上句号。
有人拿到了留校的通知，有人等着分配，还有一批同学把全部心思放在了出国考试上。
法律系有个安徽来的学生，毕业前的两个月一头扎进了留美考试的复习里。老师和同学都说，这一回稳了。
就在这个当口，北大的马石江找上门来。他先后十多次找这个年轻人谈话。
一头是准备远行的毕业生，一头是想把他留在燕园的长者，两个人一次接一次地坐了下来。
十多次谈话说了些什么，没有一份完整的记录留下来。
能确定的是，桌子对面坐着一个从田埂走进燕园的年轻人，他的行囊差不多已经打包好了。
而当十多次谈话渐渐走到尽头，面对手里那份备考的材料，这个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做出了一个决定.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决定会让他此后几十年的人生，在这个寒冬里悄悄拐了一道弯……
【一】合肥少年与凤阳田埂：背着古文去插队
要弄明白十多次谈话为什么值得细说，得先看看坐在谈话桌对面的，是个什么样的年轻人。
1955年7月3日，李克强生在安徽合肥。
1962年9月到1974年3月，他先后在合肥市南门小学和第八中学读书，1973年12月加入共青团。
这几行履历平平常常，翻开来，就是一个城里孩子顺顺当当的成长轨迹。
可真正给他打底子的，是档案以外的东西。
那些年，合肥的家里常有谈诗论文的客人。
父亲李奉三有位谈得来的朋友，叫李诚，在安徽省文史馆做事，肚子里装着一大摞老学问。
李奉三常带着儿子去找李诚，两位长辈谈诗论文，彼此唱和，常常从上午谈到傍晚，竟不知疲倦。
少年李克强就坐在一旁听着，一句一句往心里记。李诚后来干脆把这个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学生。
他给李克强说文解字，让他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这些国史，还整段整段地给他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五年。
在课堂停摆的那几年里，李克强的学业不但没有荒废，反倒与日俱增。
特殊时期里，多少同龄人的书包空了，他的肚子里却一天比一天满。
这份师生情分，李克强记了很多年。
1997年5月15日，他在《安徽日报》上发表《追忆李诚先生》，文章里写到李诚每天端坐桌前、手不释卷的样子，还点出了先生“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
这几个字很朴素，却像一根钉子，把一个人做学问的态度牢牢钉在了那里。后来无论走到哪个岗位，他身上都带着这股沉得住气的劲头。
1974年3月，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要离开家了。
这一年的3月，他到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
出发那天的场面很热闹，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他和同学们坐上大客车，向东陵大队出发。
到农村插队，是他第一次离家，刚走出院门，就看见李诚站在巷口，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
热闹是给旁人看的，巷口那个老人的神情，才是少年心里最沉的一块东西。
凤阳这个地方，老辈人叫它“帝王之乡”，土地却并不富庶。
大庙公社的日子，是实打实的庄稼活：天不亮下地，天黑了才回屋，油灯底下，手上的茧一层叠着一层。
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要从“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样子，慢慢变成能跟乡亲们坐在田埂上唠庄稼的人，靠的不是几句口号，是一天一天的汗。
笔墨上的功夫，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当时大队领导的很多讲话稿，都由他来撰写起草，跟人说话也很有水平，一下就能切到要点，善于归纳总结。
读过古文的人，写起东西来有一股顺畅劲儿。
1976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1月到1978年3月，担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段日子里，还有一件事特别能看出他的脾气。
时任蚌埠市中院副院长的父亲，几次想把儿子从凤阳调回城里，让他少吃点苦，都被李克强拒绝了。
他对父亲说，不想搞特殊化，想靠自己的实力回去。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放着现成的路不走，非要自己凭本事回城，这份倔劲，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
李诚在这几年里去世了。
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噩耗传到凤阳，已经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克强悲伤不已，痛定思痛，立志成才，用来告慰远去的灵魂。
有人说，人的一生里总有几个时刻，会把心里那颗种子狠狠往下按一下。对他来说，这大概就是其中之一。
1977年的秋冬之交，凤阳的田野一片枯黄，广播里却传来了一条让无数人睡不着觉的消息。
【二】1977年冬天的考场：第二志愿写下了北大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恢复高考。
这个消息是李克强通过广播听到的，他喜不自禁，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起早贪黑，在劳动之余如饥似渴地“备战”，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
十年没开过的门，忽然推开了一道缝，所有蹲在门外的人都把脚尖往前蹭了蹭。
这一年的考试在冬天举行，那个时代的标记一下子浓烈起来。
这年12月，570万人走进考场。
考场里有二十岁出头的知青，有三十出头的民办教师，有扛过锄头的，有开过拖拉机的，还有已经拖家带口的父亲母亲。
大家握着同一支铅笔，在同一张卷子上答题。
考试之后是填志愿，这里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他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安徽师范学院，北京大学只排在第二志愿。
原因，李克强后来有过回忆：填志愿之前，他收到过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那位前辈早年毕业于北大，在信里劝他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
可当时的他，多数时间在和乡亲们为生存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下，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写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
另一层顾虑，是竞争。
听说这一年的录取比例是29比1，他担心北大的分数线太高，只敢把它作为第二志愿备选。
一个手里攥着“稳妥”和“理想”两张牌的年轻人，把稳妥放在前面，这是那个年代无数普通家庭孩子的选择，谈不上谁对谁错。
好在命运没有按照“稳妥”来安排。
录取通知书终于送来了，他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件事在凤阳轰动一时。
这个结果有点戏剧性：第一志愿落了空，第二志愿反倒成了人生的转折点。
同一年被北大法律系录取的人里，有些故事今天读来仍然生动。
后来成为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1978年初的一天还在工地上挖河泥。
听到广播里传来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铲，那时他已经是乡团委书记。
入学以后第一次集体活动，他翻新生通讯录，发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同样是1955年出生，同样当过干部，这个人叫李克强，是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
按照人民网公开的简历，李克强的入学时间是1978年3月，毕业是1982年2月，他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担任过校学生会负责人。前后将近四年。
这个班有多大？进入北大法律系的这83名学生，志愿几乎都不是学法律。
那几年的人，本来就是被时代推着往前走的，法学对不少人来说是陌生的，慢慢学着，慢慢爱上了。
这一级学生后来被称为法律系的“黄埔一期”。
同窗里后来各有各的方向：有行政法学家姜明安、刑法学家陈兴良、民法学家郭明瑞，有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大律师陶景洲，有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也有政治学者王绍光。
他们在1978年春天一起走进燕园，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谁也没料到几年之后各自的路会分到哪里去。
燕园的春天是特别的。未名湖的水刚刚化开，博雅塔和图书馆隔着一片湖水相望，老人们管它叫“一塔湖图”。
走进这个园子的年轻人，肩上都背着十年的空白。他们知道，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
【三】燕园四年：坐在后排的学生，站在台前的干部
走进燕园的李克强，给同学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扎眼。
在北大法律系77级同窗眼里，他是个低调的同学，沉默寡言，上大课时喜欢坐在后排，学习刻苦，勤于实践。
同学陶景洲的回忆更具体：一个班八十多人坐在一起，座位不固定，他常常坐在后面，课堂表现不算活跃，并不显眼，在陶景洲看来，他是一个谨言慎行的人。
课堂上话不多，讨论起来却是另一个样子。
在跨学科小组讨论中，他常常妙语连珠，灵感如涌泉。看书、思考、琢磨，到了需要说话的时候，他才把肚子里的东西倒出来。
校园里的事，他也不躲着走。在校学习时，他热心于社会活动，很快成为校内活跃的学生骨干，曾被选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凤阳那几年的历练，在这里又派上了用场：怎么开会，怎么组织人，怎么把一件事说清楚。
学生会的事务也有他的份。
按公开简历，他在北大学习期间担任过校学生会负责人。
那一阵，北大学生会在尝试一些新的做法。
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尝试创立了权力很大的学生议会常代会，每个系、每个年级各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
关于这个常代会，记载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李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校友回忆他在会上发言较多，在文科学生中，见解尖锐深刻。
另一种说法是，常代会是他后来出任团委书记时领导创立的。
课堂之外，有一位先生对他的影响不小。
李克强曾经谈到，有一次，他遇到一个怎么也弄不明白的词，恰好因为参加校外的一次会议，和季羡林同住西苑饭店，就向季先生请教。
季先生当场作了回答，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
当天晚上，他发现季先生没有住在饭店，第二天季先生返回，就向他详细说明了那个词的由来和多重含义。
李克强由此体会到，那天晚上季先生一定是认真查阅了资料。读书人对一个字、一个词的郑重，就在这样的小事里。
法律系的师资是另一份底气。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
在老先生们的带领下，李克强的视线从国内走向外国法的世界，对外国法律制度和比较研究的兴趣一天天浓起来。
英语，是那几年所有想看世界的人的“硬通货”。
燕园里，清早的湖边、傍晚的林荫道，总有人对着一本小册子念念有词。想出国读书，英语不过关，什么都谈不上。
李克强的不少同学选择了赴美或赴法留学，陶景洲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时间，宿舍里谈的话题，从食堂的饭菜，渐渐换成了考试和申请。
1982年1月，毕业的钟声快要敲响。
1982年1月，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
这一个月里，他还为一位同学写下临别赠言。大意是，希望同学们既保持纯真与善良，又能走进社会，融入生活。这段话写于1982年1月10日。
此时的他，书桌上摆着的是留美考试的复习资料。他并不知道，一扇门即将悄悄打开。
【四】出国热里的备考生：一张船票，几多心事
要理解李克强那年为什么要备考留美，得把时间往回拨几年，看看那几年的“风向”。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谈到了派遣留学生的问题。
他说，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句话分量很重，中国出国留学的大门由此重新打开。
同年7月11日，教育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
半年不到，1978年12月26日，中国向美国派出的首批52名留学人员启程出发。
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很小，在那个年代，却是一道刚刚打开的门。
接下来的节奏越来越快。首批赴美学者出发以后，赶上了中美建交，邓小平随后访问美国，签署了互派留学生的协议。
1979年初的那几天，电视和报纸上反复出现的美国画面，让许多中国人第一次对那个遥远的国家有了具体的印象。
政策还在往前走。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在1981年放开。
公派之外，又多了一条自费的路，不过自费留学的手续和门槛都不低，真正走得通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这些风声，在燕园里被放大了好几倍。
法律系77级的同学里，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大洋的另一边。
毕业前夕，李克强也面临人生的又一次选择，他的许多同学选择了赴美或赴法留学，他自己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复习相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
他到底想去美国读什么？公开资料里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是继续念法律，还是转向别的方向，没人能替他回答。
复习的氛围，大概和当年每个备考生都差不多：台灯下一摞摞笔记，食堂排队时手里捏着的小卡片，夜里宿舍熄灯后的低声讨论。
这个在凤阳田埂上起早贪黑备战过高考的人，对这样的节奏并不陌生。周围的人都说，李克强这一次是稳拿。
可在北大的另一个角落里，另一件事也在悄悄进行。
那是一位负责学校党务的老同志，名叫马石江。
他在北大看人，眼光很细。学生里谁沉得住气，谁说话有分量，谁能把一群人聚在一起，他心里自有一本账。
他先后十多次找李克强谈话。
十多次，是什么概念？一个月有四个星期，每个星期哪怕只谈一次，也得连着谈上好几个星期。
一个人要是铁了心要走，你说一次他听进去，说两次他也听进去，说到第十次，谈话的分量就不在话里，而在这个人的耐心里。
学生这边呢，行李的清单、考试的日期、申请的材料，一样样都排得满满的。
一边是越来越近的启程，一边是一次又一次的敲门，这样的拉扯，换成谁心里都不会平静。
那些谈话里，究竟哪一句话落了地，哪一个理由说服了他，没有人留下原话。
可有一点谁都看得出来：这件事很快就在校园里传开，消息震荡了北大，议论四起。
连同学们都在为他惋惜或不解。
而当1982年2月那个寒意未褪的早晨，北大校园里传开一个让许多同学都愣住的消息。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消息背后的十多次谈话，会让一个本已备好行囊的年轻人，把此后几十年的人生，押在了另一条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