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分家时她一分钱没争,十年后亲戚们才发现,最后得到最多的人竟然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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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十年前,周家三兄弟分家,抢地,抢拖拉机,吵得掀了桌子。只有老三媳妇陈秀云,一分钱没争,只要了一片没人要的荒坡,和一个半身不遂的公公。

十年后的腊月,大哥大嫂拉着族长打上门,要把当年的协议重新分一遍。

秀云没吵,只从里屋抱出一个旧木匣。

木匣打开的那一刻,满屋的亲戚,一个个白了脸……



周庄在皖北,一马平川,村东是渠,村西是坡。

渠边的地肥,一亩能打一千二百斤麦子。西头的坡不一样,沙石地,风一刮,土就跟着跑,连野兔都嫌它硌脚。村里人管它叫“鬼见愁”。

周长贵种了一辈子地,手里有两样东西:十二亩靠渠的水浇地,和这片没人要的鬼见愁。

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周建军,四十六,爱面子,嗓门大,是村里第一个买拖拉机的人。老二周建民,四十三,嘴甜,会做人,在县城开了间建材店。老三周建国,四十,木讷,在外头给人砌墙,一年到头回不了几趟家。

老三的媳妇叫陈秀云,三十八,邻县嫁过来的。话不多,手脚快,走路带风,看人先看人家碗里有没有饭。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周长贵在晒场上翻晒玉米,忽然一头栽了下去。

发现他的是秀云。

那天建国在扬州的工地上,儿子小宇在学校。她正从地里往回走,远远看见晒场上趴着个人,玉米撒了一地。她把锄头一扔,跑过去,掐人中,喊“爸”,没有应。

她一个人,硬是把一百三十斤的老人背到了村口,拦下一辆拉砖的三轮车,送进县医院。

从晒场到抢救室,四十分钟。医生后来说,再晚二十分钟,人就没了。

老大老二是第二天上午到的。大哥开着拖拉机来的,二哥打车来的。

诊断是脑梗,右半身偏瘫,不能说话。住了十二天,花了五万二。

钱的事,是在走廊里吵起来的。

“爸的存折里有四万。”大嫂王翠花掰着手指,“用完还差一万二,三家摊,一家四千。”

“我这个月货款压着,”二哥说,“手头真转不开,先欠着,行不行?”

“欠着?”大嫂嗓门高了,“欠谁的?欠舅舅的,欠邻居的,人家年底要账!”

大哥背着手,不吭声。

秀云在走廊尽头,一勺一勺给公公喂水。老人嘴角流出来,她用毛巾擦,擦完接着喂。她像没听见。

那一万二,最后是舅舅和隔壁的老邻居借的,写了张条子,三个儿子谁也没签名。

十月初,周长贵出院,回了老屋。人躺在床上,右手蜷着,嘴歪着,说不出一句整话。

老屋三间,土坯加红砖,漏雨的那间是灶房。

他还活着,可也像一间漏雨的屋子,谁都看得出来,要有人天天去补。

没几天,大嫂提了分家。

她说得很在理:“爸这个样子,往后日子长。早点把家分清楚,谁多出力,谁多拿,别日后伤了兄弟情分。”

大哥点头,二哥点头。建国看了看秀云,没吭声。

分家那天,堂屋摆了张八仙桌,请来族长周德旺,七十岁,辈分最高。桌上一壶茶,一张红格纸。

周德旺清了清嗓子:“长贵病着,今天我替他做个见证。家里有什么,一样一样说清楚。”

十二亩水浇地,靠渠六亩,靠路六亩。一台二手东方红拖拉机。老屋三间。村西六亩荒坡。欠账一万二。外加一个瘫在床上的老人。

“地,我要靠渠的。”大哥先开口,“我是老大,拖拉机也是我开的,归我。”

“凭什么?”二哥拍了桌子,“靠渠的六亩,你要;拖拉机,你也要?我呢?我在县城租着房,一年三万租金,谁帮我出?”

“你租房,是你自己愿意租。”

“我不租,我住哪?”

茶水泼了一桌。大嫂拉住大哥,二嫂也站起来,两家人吵成一团。族长敲着桌子喊:“别吵了,抓阄,抓阄!”

地,阄抓出来:大哥靠渠,二哥靠路,二哥当场摔了纸团。拖拉机,二哥让了步,折现八千,由大哥出。

最后吵到欠账和老人。

“欠的一万二,爸病的钱,三家摊。”大哥说。

“老屋,爸住着,谁养爸谁住。”二哥说。

“养爸?”大嫂立刻接,“我们在村里没房子啊,建军天天下地,我还要带孙子,哪有空伺候病人?”

“我在县城,更不行了。”二哥说。

堂屋里一下静了。

周长贵躺在里屋,门没关严。他听得见每一句。

他的左手,慢慢攥紧了被角。

秀云站在灶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热粥。她等了很久,等所有人都不说话了,才把粥放下,走到八仙桌前。

“叔。”她对族长说,“地,我们不要。拖拉机,我们不要。欠的一万二,我们担。”

满屋的人,一下转过头来。

“爸,我们养。老屋,我们住。”秀云顿了顿,“村西那片荒坡,要是没人要,给我们。”

大嫂噗地笑出了声:“老三家的,你可想好了。荒坡?那地方草都长不起来。”

“想好了。”

“你养爸,我们可不给赡养费。”

“不用给。”

大嫂愣了一下,眼睛飞快地转了转:“那你这是……白纸黑字写下来,可就不能反悔了。”

“不反悔。”秀云说,“只有一条。爸往后的事,我们说了算,日后谁也不许回头争。”

屋里谁也没说话。建国张了张嘴,看到妻子的侧脸,又咽了回去。

族长看了秀云很久,才提起笔。

协议写了一页半,红手印按了三个。最后一行,是族长一笔一画写的:“老屋、荒坡及赡养之事,归老三建国夫妇,日后不得反悔。”

大嫂凑过去,扫了一眼,满意地点头。

走出堂屋的时候,她在院里压低声音对二嫂说:“看见没?老三家这个,是真傻。”

二嫂笑了笑,没接话。

夜里,建国坐在床沿,抽了半包烟。

“你是不是……”他憋了半天,“你是不是气我?我说不出话来,没替你争。”

“我没争。”

“你为啥?”

秀云没有回答。窗外有风,她望着窗户,很久才说:“我爸走的那年,我没赶上。”

建国不知道这件事。

二〇〇五年,秀云的父亲在邻县陈家洼,躺在床上咽了气。那时她两个哥哥,正在堂屋里争宅基地,一个说老屋归他,一个说院子归他,吵到半夜。

没有人注意到,老人一个人在里屋,伸着手要水。

秀云赶到的时候,人已经凉了。床头那碗水,还是满的。

“爸要是躺在床上,我能让他一个人吗?”她说,“地,我什么时候都能种。爸,只有这一个。”

建国没再说话。他伸出粗糙的手,把妻子的手握在掌心里。

第二天,他回了扬州,预支了半个月工钱,寄回家。

次年开春,荒坡上的雪化了。

秀云扛着铁锹,站在坡上,风把头发吹得糊了一脸。放眼望去,一片灰黄,沙石裸着,连棵草也看不见。

她去了乡林业站,找技术员老何。

老何五十出头,戴眼镜,正在烧水泡茶。听她说完,摇头:“那种地,种啥啥不活。”

“石榴行不行?”

老何一愣:“你怎么想起石榴?”

“我娘家那边,沙地上有人种。”

老何放下杯子,打量了她一阵:“软籽石榴,耐沙,不怕旱。但怕冻,怕风,三年不挂果,一般人熬不住。”

“多少钱一棵苗?”

“十二块。”

她算了算,三百棵,三千六。

家里没有这笔钱。第二天,她把一对压箱底的金耳环拿到县里金店,卖了三千六。那是娘当年给的陪嫁,她戴了十二年。

走出金店,她用手捂住了耳朵。风一吹,耳垂是空的,有点凉。

苗是老何亲自送来的,一车三百棵,细得像筷子。她和建国(正好回家过年)一块儿,在坡上刨坑。沙石下面全是硬块,挖一个坑,手上起一个泡。

村里人站在坡下看笑话。

“石榴树?三年不挂果,吃什么?”

“这是把嫁妆都砸进去了。”

大嫂骑着电动三轮路过,停下来,站在坡边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老三家的,你这是何苦呢。”

秀云没回头,铁锹没停。

这样的话,往后十年,她听了几百遍。

头两年,苗不挂果,只长条子,她一桶一桶往坡上挑水。老井在村头,一来回两里地,一天要挑四十担,肩膀上磨出两条血印,晚上用热毛巾敷着,睡不着。

公公在床上,她一天伺候六遍:凌晨四点翻身,擦洗,换尿垫,喂流食,捏腿,拍背。然后下坡浇水。中午回来做饭,下午再去。夜里再翻一次身。

周长贵不能说话,眼珠子跟着她转。她换尿垫,他的眼睛就红;她喂饭,他嘴一张一张地努力吞咽。

有一回,她给他擦身,发现他的左手在被子里,一遍遍写字,写在床单上。她凑近了看,不是字,是个圈。

“爸,您是想出去走走?”

老人的眼泪流了下来。

第二天,她把轮椅推到院里,让他晒太阳。那天起,每天上午,她都推着他到坡边,看那些细细的树苗。

大年初二,大哥一家来了。

堂哥穿着新羽绒服,亮闪闪的。小宇还是去年的旧棉袄,袖口短了一截。大嫂给了堂哥三百压岁钱,给了小宇一百,笑着说:“你们家不容易,大妈不让你吃亏。”

小宇低着头,没吭声。

夜里,他问母亲:“妈,我们家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秀云正在给公公擦脸,手没停。

“我们有爷爷。”她说,“我们有一座坡。”

“坡上什么都没有。”

“现在没有。”她把毛巾拧干,“等树长大了,就有了。”

十二岁的孩子没听懂。可他记住了母亲说这话时,眼睛里的光。

这几年,老大老二的日子,倒是过得红火。

大哥买了辆二手轿车,晚上在县城组局打麻将,嗓门最大。大嫂穿着新买的呢子大衣,逢人就说:“我们老三家,这几年不容易。”



二哥的建材店开了第二家分店。过年回村,带着两条烟、一箱牛奶,往堂屋一放,坐半小时,看看老爹,说:“爸,您好好养着。”

秀云在灶房里炒菜,听着。他们走的时候,她追出来,往后备箱里塞一袋自己晒的红薯干。

“拿着吧,二哥,路上吃。”

二哥推让了一下,收下了。

他们从没问过一句:荒坡怎么样了?

二〇一八年春天,石榴开花了。

满坡红彤彤,像烧起来的火。秀云站在坡上,看了半天,眼睛是红的。

三月底,一夜倒春寒,气温降到零下三度。

早上她上坡,一眼望过去,所有的花,都黑了。叶子耷拉着,像被开水烫过。

她蹲在地头,攥着一把冻死的花,半天没起来。那一年,她刚把借的八千块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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