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锅里的莲藕排骨汤咕嘟咕嘟地响,热气模糊了厨房的玻璃窗。
我坐在小板凳上,手机屏幕亮着两条消息。
一条是郑建明发来的子公司工商变更截图。
另一条是周思妤的,五个字加一个感叹号:“别给我丢人!”汤还在响,我站起来,把火关了。
拇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不去了,留给你的男下属陪你吧。”发送。
关机。
我拎着收拾好的行李出门时,隔壁邻居家的年夜饭香味正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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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跨年夜的前三天,省城下了场不大不小的雪。
我蹲在阳台上给母亲煎药,药罐子噗噗地冒着白气。
隔壁老宋家的窗户开着,酱肉的味道顺着风钻过来。
老宋探出头喊我:“思淼,今年年夜饭在哪儿吃?”
我笑了笑,没接话。往年都是在我家吃,我掌勺。周思妤每年请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坐一桌,吃完她送客,我洗碗。年年如此。
药煎好了,我端进屋里。
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屏幕里放着戏曲频道,她眼神发直,不知道在看什么。
半年前她开始忘事,先是忘了关煤气,后来忘了怎么回家。
上个月我带她去医院,大夫说是阿尔茨海默症初期,让我多陪陪她。
“妈,喝药了。”我把碗递过去。
她接过来,喝了一口,皱眉头:“苦。”
“良药苦口。”
她看着我,忽然问:“思妤呢?好久没见着她了。”
“她忙。”
母亲哦了一声,低头继续喝药。她记性不好,但每次问起周思妤,我都说忙。这个答案用了二十年,已经成了习惯。
手机在茶几上震了一下。我拿起来看,是郑建明发来的。
“思淼,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你方便接电话吗?”
郑建明是周思妤公司的副总,跟我认识十几年了。
当年周思妤创业,第一个员工就是他。
他在公司里算元老,说话有分量,但这些年被卢高远挤得越来越边缘。
我回了两个字:“方便。”
电话打过来,郑建明的声音压得很低:“思淼,你最近有没有看公司的工商变更记录?”
“没有。怎么了?”
“公司下面有家子公司,叫思远置业,你知道吗?”
我想了想。
思远置业,名字还是当年我起的。
那时候周思妤刚拿下第一块地,高兴得像个孩子,说子公司名字要用我们俩名字里的字。
思妤的思,思淼的淼,取了个谐音。
“知道。那家公司不是一直没怎么运作吗?”
“以前是没运作。”郑建明顿了一下,“三年前周总用这家公司买了套江景房,两千多万。上个月,她把公司百分之九十的股权转给了卢高远。”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药罐子还在厨房咕嘟咕嘟地响,母亲在沙发上看电视,戏曲频道里有人唱青衣,拖长了腔调,凄凄惨惨的。
“思淼,你还在听吗?”
“在。”
“工商变更记录我截图发你。这事我琢磨了好几天,觉得还是得让你知道。你心里有个数。”
我说了声谢谢,挂了电话。
微信上郑建明的消息已经过来了,一张工商变更登记的截图,白纸黑字,股权受让人那一栏写着卢高远。
变更日期是上个月十五号。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继续收拾碗筷。
母亲喝完药,靠在沙发上打盹。
窗外又飘起了雪,细细碎碎的,落在阳台上刚晾的腊肉上。
那块腊肉是上星期腌的,周思妤爱吃。
02
二十年前,我是省城饭店最年轻的总厨。
那时候周思妤在一家外贸公司做销售,天天跑客户,晚上回来累得倒头就睡。
我下了晚班给她煮面,她一边吃一边跟我说公司里的事,说她想辞职,想自己干。
“你疯了?”我说,“铁饭碗不要了?”
“铁饭碗能挣几个钱?我算过了,房地产这行刚起来,现在进场正是时候。”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发亮,像厨房里烧得最旺的那团火。我看了一会儿,说:“那你就干。家里的事我来。”
她愣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负责赚钱,我负责做饭。”
她笑了,说:“你一个大总厨,回家做饭,不委屈?”
“不委屈。给谁做不是做。”
后来她真的辞了职。
租了间小办公室,招了两个人,一个郑建明,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
第一年没赚到什么钱,过年的时候她坐在沙发上哭,说对不起我。
我给她煮了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说:“慢慢来。”
第三年公司开始赚钱。
第五年买了第一套房。
第八年换了别墅。
她的应酬越来越多,回家越来越晚,从每天回,到每周回,再到有时候半个月见不着人。
女儿傅语兰从小到大的家长会,都是我去。
母亲生病住院,也是我陪床。
家里的水电煤气、物业费、人情往来,她一概不管,全交给我。
我没有怨言。
她在外头拼,我在家里守,分工不同罢了。
可有些事慢慢变了味。
她开始在朋友面前介绍我时说“我们家老傅”,语气轻飘飘的,像在说一个远房亲戚。
有一次她请客户来家里吃饭,我做了八个菜,客户夸我手艺好,她接了一句:“他也就这点本事了。”
那天晚上我洗碗洗到十一点。
碗筷碰撞的声音在厨房里回响,客厅里她和客户谈笑风生。
我洗着洗着,手停下来,看着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脸。
那张脸比实际年龄老,眼袋很重,两鬓有了白发。
三年前,女儿上了大学。母亲身体也开始不好,但那时候还能自理。我利用深夜的时间,偷偷做了一件事。
我以前饭店的徒弟开了家小饭馆,生意不好,想转让。
我拿这些年攒的私房钱盘了下来,重新装修,换了个名字,叫“老傅私房菜”。
没跟周思妤说。
徒弟问我为什么,我说:“给自己留口饭吃。”
其实不全是。
我就是想看看,除了做饭,我还能不能做点别的。
这些年我把做饭这件事做到极致,可没人当回事。
在周思妤眼里,我做的饭跟外卖没什么区别,甚至不如外卖,因为外卖不用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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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老傅私房菜开张第一年,只做外卖,没堂食。
我在自家厨房做好,骑电动车送。
每天忙到凌晨,第二天早上六点照样起来给母亲做早饭。
周思妤那段时间正好在忙一个大项目,几乎不回家。
她不知道我半夜出门送外卖,不知道我的手被油烫了好几个泡,不知道我在凌晨三点的路灯底下数过当天的营业额,八十三块钱。
第二年,我盘下了隔壁的铺面,开了堂食。
徒弟从老家过来帮我,我负责后厨,他负责前厅。
生意慢慢好起来,附近写字楼的白领中午都来吃,说我的红烧肉有家里的味道。
第三年,开了第二家分店。
到今年,一共十二家。
我没告诉任何人,连女儿都不知道。
这些店全部挂在一个人名下,我表弟,傅伟彦。
他早年在南方做餐饮,后来出了车祸,腿脚不方便,回老家休养。
我找他帮忙,他二话没说答应了,法人代表是他,实际经营是我。
十二家店,估值多少我没仔细算过。但我知道,肯定不止两千万。
卢高远第一次来家里吃饭,是两年前的春天。
周思妤说新招了个助理,挺能干,带回来吃顿饭。
我做了六个菜,卢高远吃得赞不绝口,说周总天天夸您手艺好。
他长得斯斯文文,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轻声细语,走的时候还帮我把垃圾带下楼。
后来他来得越来越勤。
有时候是送文件,有时候是接周思妤出差。
有一次我买菜回来,看到他坐在客厅沙发上,周思妤穿着家居服在泡茶。
两人挨得很近,在说什么事,见我进门,卢高远站起来,叫了声傅哥。
我点点头,提着菜进了厨房。
那天晚上我做了四个菜,卢高远留下来吃饭。
席间他给周思妤夹菜,动作自然得像做过千百遍。
周思妤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继续跟他说公司的事。
我低头吃饭,听他们聊一个项目,听不太懂,只听到卢高远说了一句:“周总放心,这事我来办。”
办什么,我没问。问了也是白问。
后来我开始留意。
卢高远有家里的备用钥匙,周思妤给他的,说是方便取文件。
他在书房有一格抽屉,放他的东西,一支钢笔,一本笔记本,一盒名片。
玄关的鞋柜里,多了一双棕色皮鞋,四十三码,比我小一码。
我没说什么。
母亲问我卢高远是谁,我说是思妤的同事。
母亲说:“这个小伙子,看人的眼神不对劲。”我问她哪里不对劲,她说不出来,只是摇头。
母亲的直觉比我的准。
04
房管局在城东,一栋灰扑扑的老楼。
那天我去给母亲办房产过户,把她名下的老房子过到我名下,省得以后麻烦。
排号排到四十七,我坐在大厅的塑料椅上等。
前面还有二十几个人,我掏出手机看新闻。
抬眼的时候,看到了周思妤。
她从另一个窗口前站起来,旁边跟着卢高远。
两人穿着正式,周思妤一身深色西装,卢高远白衬衫黑西裤。
工作人员递出一份文件,周思妤接过来看了看,递给卢高远。
卢高远翻开看了一眼,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支笔,签了字。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他们从另一个门出去了,没有看到我。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
手里的号码纸被我攥成一团,手心里全是汗。
大厅里空调开得很足,吹得我后脖颈发凉。
旁边一个老太太问我几号,我说四十七。
她说还早着呢,你坐着慢慢等。
我没等到叫号就离开了。走出房管局大门的时候,雪已经停了,太阳从云缝里露出来,照在门口的台阶上。我站在台阶上抽了根烟,手有点抖。
郑建明后来又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卢高远名下那家子公司,注册资本五百万,实缴零。
公司的资产就是那套江景房,别的什么都没有。
周思妤把股权转给他,等于把房子送给他。
“代持。”郑建明在电话里说,“名义上还是公司的,但卢高远有处置权。哪天他把公司一卖,钱就到手了。”
我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翻了翻手机相册。
上周女儿发来一张照片,她在学校参加演讲比赛,拿了第二名。
照片里她笑得开心,跟周思妤年轻时一模一样。
我把照片存下来,设成了手机壁纸。
然后我给律师打了个电话。
律师姓黄,是我以前饭店的常客,吃了十几年我做的菜。我跟他说要咨询离婚的事,他沉默了几秒,说你来所里吧,我等你。
从律所出来已经是傍晚。
我坐在车里,把黄律师的话想了一遍。
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周思妤擅自处置,我可以主张撤销。
但打官司耗时耗力,母亲等不起,女儿还没毕业。
黄律师说,最好的办法是协议离婚,把条件谈清楚,各走各路。
我说我考虑考虑。
回到家,母亲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还开着。
我给她盖上毯子,去厨房做饭。
锅里炖着莲藕排骨汤,是周思妤爱喝的。
我盯着那锅汤看了很久,想着明天就是跨年夜了。
手机响了,周思妤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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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明天晚上有客人来,做一桌菜。别给我丢人!”
五个字加一个感叹号。
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分钟,拇指在键盘上悬着。
这二十年,她给我发过无数条消息,都是这样的语气。
通知,命令,安排。
没有商量,没有谢谢,没有问我方不方便。
我放下手机,去看母亲。
她醒了,坐在沙发上发呆。
我问她吃什么药,她说不上来。
我把药盒拿给她看,她看了半天,说:“这个白的,一天三次。那个黄的,一天两次。”
“对。你记住了。”
“我记不住。”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认命的东西,“思淼,我是不是越来越没用了?”
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妈,你养我小,我养你老。跟有用没用没关系。”
她拍了拍我的手背,没再说话。
我站起来,把药盒放在茶几上,用记号笔在盒子上写了几个大字:白的三次,黄的两次。母亲看着我写,笑了:“这下记住了。”
晚上我收拾了一个行李箱。
几件换洗衣服,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还有那个存了餐饮品牌所有资料的U盘。
把行李箱塞进衣柜最深处,外面用被子挡住。
然后我坐在书房里,打开电脑,把黄律师拟好的离婚协议书打印出来。
协议书下面,压着郑建明发来的工商变更截图,还有我让傅伟彦整理的公司财务报表。
一共四份文件,装进一个牛皮纸袋。
跨年夜当天,我从早上开始准备晚饭。
排骨焯水,莲藕切块,姜片备好。
砂锅坐在灶上,小火慢炖。
母亲问今天是不是过年,我说是。
她问思妤回来吗,我说回来。
“那多做两个菜。”
“好。”
下午两点,手机响了,是医院打来的。
大夫说母亲的诊断报告出来了,让我去取。
我赶到医院,大夫把报告递给我,又叮嘱了几句。
核心意思是,病情进展比预想的快,身边不能离人。
我拿着报告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了很久。
走廊里人来人往,有推着轮椅的,有拿着化验单的,有蹲在墙角哭的。
消毒水的味道呛鼻子。
我把报告折好,放进外套内袋,站起来走了。
到家已经四点半。砂锅里的汤炖好了,满屋子都是香味。我站在厨房里,把火关了。
拿出手机,周思妤的消息还在屏幕上。我回复了那条消息,发送,然后关机。
行李箱从衣柜里拿出来,拉开门,走到玄关。换鞋的时候,看到鞋柜里那双棕色皮鞋,四十三码。我看了两秒,把自己的鞋穿上。
打开门,隔壁老宋家的酱肉香味飘过来。楼道里有人在贴春联,红纸金字的福字倒着贴。我拖着箱子走进电梯,按下了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