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李克强《师风散记》；《李克强与北大法律系77级》；《青年时期的李克强》；《他来当北大团委书记，亏么》；人民网、中国经济网、中安在线、光明网等刊载的公开简历与生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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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北京的冬天干冷干冷的。
未名湖的冰面结得结结实实，岸边的白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博雅塔的影子斜斜地落在冰上，一动不动。
燕园里的消息传得快。毕业去向，出国门路，在食堂排队的人群里，在宿舍昏黄的走廊上，一句话能拐出好几个版本。
那阵子，北大法律系77级有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白天忙学生会的事，晚上伏在灯下一页一页翻复习资料。
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的相关课程，以他的成绩，留学名额十拿九稳。
可结果还没出来，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先后10多次找他谈话。
一次，两次，三次……前前后后，十多次。
十多次谈话，到底谈了些什么？一个眼看就要远渡重洋的年轻人，为什么留在了未名湖畔？
而当那摞复习资料被轻轻收进箱底，整个燕园都在议论这个决定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十多次谈话留下来的，除了一个答案，还有一条后来让许多人反复回望的路……
【一】1982年1月，三角地的布告栏前挤满了人
1982年1月的北京，冷得干脆。未名湖的冰面铺成完整的一块，湖边走过的人缩着脖子，嘴里呵出一团团白气。
博雅塔的影子落在冰上，细细长长。三角地的布告栏前天天围着人，毕业分配的通知、讲座的海报、出国考试的消息，一张压着一张，浆糊还没干透，新纸又糊了上去。
这个冬天的北大，和往年不太一样。
四年前，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全国。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秋天，招生的消息登上了报纸。
入冬以后，考场里坐满了人。570万人走进考场，试卷收上去，榜单贴出来，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只有二十七万多人。
1978年春天，这批新生背着行李陆续走进校门。后来人们提起这一届，都叫一声“77级”。
北大法律系的这个班，是高考恢复后法律系招收的第一批学生。
进校那年，班里的模样各不相同。
有下乡多年的知青，有从工厂车间里走出来的工人，有人已经成了家，有人还是个半大孩子。同一间教室里，年龄能差出十来岁。
大家坐在一起听课，一起排队打饭，一起在图书馆抢座位。
四年读下来，这批人要毕业了。
1982年的毕业生，还处在国家统一安排去向的年代，分到哪个单位，去哪座城市，大多听安排。可有一条路，是能自己去争一争的，那就是出国。
那几年，“出国”是个很亮的词。1978年6月，国家决定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规模。
1978年12月，第一批五十多名访问学者飞往美国。
到了1982年初，出国读书对大学生来说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事。宿舍里常有人背单词背到后半夜，走廊里能听见有人压低嗓子练口语。
毕业前夕，北大法律系77级的不少同学都在为出国做准备。
这个班一共83名学生，毕业时留校的有4人，留学的有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等7人。留校的四个人，是姜明安、李克强、武树臣、郭明瑞。
李克强，1955年7月出生在安徽合肥，安徽定远人。
这时候，他是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1978年至1982年，他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
1982年1月，他是27位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的学生之一，以全优生的荣誉毕业。
毕业前夕，1月10日，他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写下一段临别赠言。
赠言说的是人要怎样做人，也说这一代人该怎样把自己放进社会里去。字不多，一笔一划写得端正。
赠言写完，书桌上的另一摞东西还摊着。那是一摞英文资料和课程笔记。
毕业前的两个月，他把有关课程重新过了一遍，一心准备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
那两个月，他的日子大概是三个地方来回跑：宿舍、图书馆、学生会。
早晨端着饭盒边走边翻笔记，晚上图书馆熄灯前，他常常是收拾书包的最后几个人之一。
走廊里碰见同学，打趣一句，他点点头，脚下不停。
老师和同学们都觉得，这件事不会有什么悬念。同学们从他身边走过，丢下一句：这回，他稳了。
窗外，雪后的白杨树枝丫直指天空。三角地的布告栏上，新的通知又糊了一层。
可名单还没公布，学校里有位领导，已经另有打算。
【二】从凤阳大庙到燕园：1974年3月到1978年3月
要说清楚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让校领导惦记上，得把日历往回翻八年。
1974年3月，合肥的春天来得慢。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下，19岁的李克强来到了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
这之前，他在合肥市第八中学读书，1973年12月加入共青团。
出发那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他和同学们乘坐大客车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
这是他第一次离家。刚踏出院门，他就看见一位名叫李诚的老先生站在巷口，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
李诚叮嘱他不忘学习，向农村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书本学习。
这位老先生曾给他讲解过说文解字，是他少年时代亲近的长者。
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又以《凤阳花鼓》的民歌闻名。
可到了七十年代，这里是安徽乃至全国都出了名的穷地方。在特殊时期，安徽凤阳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从城里到农村，一开始并不容易。他起初不适应，一度全身皮肤溃烂。
可他照样下地干活。他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
日子一长，农村生活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
白天在田里，晚上在油灯下。他白天拼命干活，晚上坚持挑灯夜读，还尝试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
乡亲们记住了这个年轻人。后来有人回忆说，他很善良，当大队书记，从不整人，不欺负人。
1976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6年11月，他出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1978年3月。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要管一个大队的事，田间地头的大小事务，都要有人拿主意。
这两年多的经历，让他练出了一种不急不躁的做事方式。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凤阳。这对一个插队四年的青年来说，是一扇突然打开的门。
他填报志愿的时候，心里是有盘算的。
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
录取通知书到来的那一天，凤阳的乡亲们都听说了。他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
那时候的李诚老先生已经年事已高。七十年代末，李诚去世。正在凤阳劳动、已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他，得到噩耗后悲伤不已，痛定思痛，立志成才。
1978年3月，他告别了四年的插队生活。
这一年的12月，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代表签订了分田到户的契约，那是后话了。
他在3月就已经带着憧憬走进了北京大学。
从凤阳到北京，坐的是慢车。窗外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野，车厢里挤满了背着行李的人。
他的行李里，有几本翻旧了的书，还有一个磨出毛边的挎包。
一年一度的春天，未名湖畔的柳枝刚刚吐出新芽。
他走进燕园的时候，不会想到，四年后自己会在这里，面对一次关于去留的抉择。
【三】燕园四年：龚祥瑞、法律与一座图书馆
那时的教室里，求知的气氛浓得化不开。
几乎每个学生都带着十年耽搁下来的渴望，把课表背得滚瓜烂熟。
图书馆里，座位总是不够，大家一早抱着书包去排队。
北大有句老话叫“一塔湖图“，说的是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那是学生们最熟悉的三个地方。
法律系的师资阵容，在那几年是整齐的。名师中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
龚祥瑞早年留学英国，是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专家，李克强在北大就读期间师从他。
跟着龚祥瑞，这个班的学生学到的不只是条文。
老先生讲外国的宪法，讲各国的政治制度，也讲法律在一个国家里是怎样运转起来的。
在老师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把学习的重心放到了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上。
那几年，他读了不少书。
他阅读广泛，博闻强记，是同学们熟悉的样子。英语也是那时下的功夫。
要研究别国的法律，不会外语，等于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东西。
他还参与了英国法官丹宁勋爵的著作《法律的正当程序》的翻译。
这本书讲的是英国法律中的程序问题，在当时的国内法学界很少有人系统接触。后来书出版了，成了他在北大期间留下的一件实在的成果。
据一些回忆文章讲，李克强把稿子改好以后，龚祥瑞十分认可，专门把李克强和自己的名字并列在一起，送去一家法学杂志发表，这令他十分感动。
一个二十出头的学生，和导师的名字并排出现在杂志上，对他来说是一件分量不轻的事。
课堂之外，他也在学校里忙活。北大的学生会，有一个叫常代会的机构。
在北大上学期间，他曾任北大学生会常代会会长。
学生有什么想法，学校有什么安排，往往要在这样的场合里碰一碰、说一说。这些事看上去琐碎，却是一种实打实的锻炼。
一边念书，一边做学生工作。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四年。四年里，他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也是校学生会的负责人。
燕园里的四季，是在一个个不起眼的画面里过去的。
春天，未名湖边的玉兰花开了，有人在树下背书。夏天的晚上，三角地一带坐满了乘凉的人，有人聊国家的事，有人聊自己的事。
秋天，银杏叶铺满小路，自行车碾过去沙沙作响。
冬天，湖面结了冰，有人在冰上慢慢地走。
四年的同窗，让这个班里的同学成了彼此最熟悉的人。
毕业临近的时候，留校的四个人聚在一起，有了一个约定。
毕业之时，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四人曾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说起学问，眼睛是发亮的。
约定写在了纸上，也放进了心里。在他们看来，留在燕园的日子，还很长。
至于那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自己，行李箱里已经装着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的资料。
他还不知道，这只箱子，会被他放到床底下，很久不会打开。
【四】1982年的春天，一位副书记的邀请
1982年1月，北大77级的毕业典礼前后，学校里的人都在忙着自己的去向。
毕业的时间表是清楚的：1月，毕业评定公布，27位优秀毕业生名单出来；2月，学生陆续离校，奔赴各自的单位。
官方简历里，他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时间，写的是1978年3月到1982年2月。
在这段日子里，北大党委有一位领导，默默地把一个名字记在了心里。他就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
马石江不是一位只管学校行政的干部。
他曾担任团中央常委，对共青团工作很熟悉。
后来他调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副主任。可在1982年，他是北大的党委副书记，管的是学校里的人和事。
这位副书记找上了李克强。
找他干什么？这件事在公开的回忆里，留下了一个确切的数字。
马石江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十多次，不是随口问问的次数。一次谈话，往往不是一杯茶的功夫，是一次接着一次，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
那十多次谈话，是在哪里谈的，每次谈了多久，一次说了哪几件事，今天公开的资料里没有逐字逐句的记录。可
有几件事，是有案可查的：谈话的起点，是校领导看中了他；谈话的方向，是请他留下来；谈话的结果，是这位准备出国的年轻人，最终选择了留校。
先说起点。马石江看重的，是他的领导才能和沉稳性格。
这八个字，是后来很多资料里反复出现的评价。
再说方向。留校做什么？不是做一名普通的教员，而是要他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员。
这对一个即将毕业、一心想出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件重大的选择。
他想出国，是有道理的。
他自己也很想做学问。北大这几年的学习，让他对外国的法律与政治制度有了浓厚的兴趣。
要继续往下钻研，去外面看一看，是顺理成章的事。
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严肃的事。
考的是外语，也考专业，要通过选拔才有机会。他的复习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以他的成绩，留学名额十拿九稳。
一边是桌上摊开的资料，一边是校领导办公室的那扇门。
这个年轻人没有当场点头，也没有一口回绝。
谈话一次接着一次，日子在冬天的尾巴上一天天过去。三角地的布告栏上，名单一张张贴出来，同学们陆续知道了自己的去向。
关于这件事，同班同学们是怎么看的？他们大多觉得，他应该出国。
班里已经有7位同学在准备留学，他的成绩、他的外语、他的导师，哪一条都说得过去。
校领导为什么非要他留下来？十多次谈话里，到底说了哪几件事，让一个已经把留美考试摆到案头的年轻人，最终改变了主意？
燕园里的人，当时只看见结果。
没有人知道，在那间办公室的一次次交谈里，被反复提起的，不是一两句漂亮话，而是一桩桩摆在眼前的具体事情。
而当1982年2月的第一缕春风吹到未名湖畔，那个原本要远渡重洋的年轻人走进北大团委办公室的时候。
没有人会想到，十多次谈话里反复落在他肩头的那几件事，会让整个燕园的同学为之一怔，也会让他此后的人生拐向一条谁也没有预料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