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投票结果已出，中国弃权！多国退约潮显现，主权管辖争议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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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票赞成，决议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的争议却没结束。

美国、俄罗斯投了反对票，中国选择弃权。

同一场表决，几种态度，背后的考虑并不一样。

中国点出的两个问题，恰好关系到这家法院能管谁、凭什么管。

一、决议通过了，中国为什么没有赞成？

当地时间2026年11月2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以93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通过有关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的决议。

我更关注中国这张弃权票。

中方重视追究严重国际罪行，也要求法院尊重国家主权、遵守自身权限。这两个要求，应该一起落实。

中方提出的第一项问题，是管辖权不当扩大。

国际刑事法院简称ICC，依据《罗马规约》设立。

中国的立场很明确：除安理会移交的情势外，不认同法院未经非缔约国同意，管辖该国国民。

对于国家退约后法院继续行使管辖权，以及仅凭犯罪行为的部分要素发生在缔约国境内就主张管辖，中方也要求法院认真反思。

这里关系到一个基本问题：一些国家通过条约成立的机构，能在多大范围内约束没有加入的国家？我赞同中方对此保持审慎。

惩治犯罪需要权威，权威也需要明确的法律边界。

第二项问题，是第三国国家元首等官员的管辖豁免。

中方认为，规约第27条关于官员身份不妨碍追责的规定，只对缔约国有约束力，不能据此取消第三国官员依国际法享有的豁免。

法院要求有关国家协助抓人，也不能让对方违反对第三国承担的豁免义务。

说白了，法院自己的规定，与国家之间原有的国际法义务发生冲突，不能只强调前者。

美俄的反对又各有侧重。

美国强调，不接受法院针对美国及未经同意接受其管辖的美国盟友采取行动；俄罗斯批评法院政治化、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甚至主张将其解散。

中国则要求法院改进工作、回应合理关切。这样的态度更有建设性：支持国际司法，同时把权限问题讲清楚。

二、从非洲到阿富汗，公正为何不断受到质疑？

理解今天的争议，还得看看ICC一路怎样办案。

2002年，《罗马规约》生效，ICC开始运作，追究灭绝种族罪、战争罪等严重国际罪行。

它遵循“补充性原则”：本国有意愿、有能力真正开展调查和起诉，国际法院通常就不应取代本国司法。

这个设计有价值。问题是，实际办案能否让不同国家感到公平。

早期案件集中在非洲，法院因此长期受到针对非洲的批评。

2009年，ICC向时任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国家元首豁免与国际追责的冲突由此更加突出。

达尔富尔情势由安理会移交，也让这起案件同时牵涉安理会权限和国家合作。

我觉得，讨论这段历史，最该追问的是：面对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案件，法院能不能始终保持同样严格的标准？

阿富汗调查让这个问题更尖锐。2020年，ICC获准调查阿富汗情势下的涉嫌犯罪。

2021年，检察官决定集中调查塔利班和“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降低其他部分调查的优先程度，涉及美方人员的调查随之受到影响。

办案资源有限，可以解释如何安排工作，却不能免除说明责任。

对普通受害者来说，涉嫌施害者属于哪个国家，不该决定自己的遭遇能得到多少重视。

这正是我对选择性司法最不认同的地方。

此后，ICC在2023年向普京发出逮捕令，2024年又向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

案件扩大到了非洲以外，争议也进一步涉及大国及其盟友。

美国对法院的制裁尤其值得关注。

到今年11月2日，院长赤根智子因美方制裁，通过预录视频向联大汇报工作。

一个强调国际追责的机构，连正常参加联合国会议都受到强国措施的影响，其独立运作有多困难，已经很直观。

杜特尔特案则集中体现了退约后的管辖争议。

菲律宾2019年退出规约，杜特尔特2025年被移交ICC。

法院主张，它仍可追究菲律宾作为缔约国期间发生的涉嫌犯罪，今年4月上诉庭再次确认该案管辖权。

争议就在这里：法院强调既有管辖的延续，中方关注退约后的权限边界及其对主权的影响。

如此重要的分歧，不能靠法院单方面坚持自己的解释，就期待所有国家接受。

三、多国启动退约，ICC真正难在哪里？

今年的退约动向，让这些分歧更加具体。

尼日尔、布基纳法索、马里、委内瑞拉、乍得和瑙鲁已提交退约通知，按各自通知日期，预计于2027年陆续生效。

更早以前，布隆迪和菲律宾的退约已经生效。

与此同时，匈牙利今年5月撤回退约通知，决定继续留在规约内。

各国的选择有进有退，说明ICC面临的是复杂的信任问题。

只把不满归结为有关国家不愿被追责，解决不了问题；认为退出就能消除一切法律争议，同样过于简单。

更实际的困难，是法院没有自己的警察。发出逮捕令以后，拘捕、移交都依靠国家合作。

赤根智子此次提到，仍有34份公开逮捕令尚未执行。

这意味着，法院作出决定，与决定得到执行，中间还取决于各国是否配合。

对强国缺少有效执行手段，对合作程度更高的国家又能推进案件，实际结果就容易失衡。

这种差异持续存在，公正性自然会受到质疑。

资金也是约束。日本是ICC主要出资国之一，欧盟持续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

筹资能力、金融服务和各国合作，都会影响法院能否正常办案。

但我不会仅凭谁出钱，就断言谁决定每一起案件。

更值得追问的是，法院怎样公开解释资源分配，怎样减少外部压力影响，让不同地区的案件得到一致对待。

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都不是规约缔约国，ICC缺少这些大国的普遍参与；它同时仍有125个缔约国，也有国家继续支持其运作。

因此，现在就认定它很快无法维持，依据还不充分。

在我看来，ICC今后的处境，取决于能否解决权限、标准和执行之间的矛盾。

中国此次弃权，提出的要求其实很实在：尊重主权，谨慎行使管辖权，减少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追究严重罪行应当坚持，法院自身的权力也应受到约束。

只有把这两件事同时做好，国际司法才能获得更广泛的信任，多国退约带来的压力才有可能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