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逃人法”,是一张奴隶的黑名单,轻则鞭子伺候,重则流放抄家砍头。这套逻辑在顺治朝写进了国法,还专门设了个“督捕衙门”来搞全网追逃,搞得大江南北的老百姓看见门口蹲个生面孔,比看见皇帝本人还紧张。
清军没入关之前,在辽东那边就是“计丁授田”、蓄奴成风。打仗俘一堆人,圈地抢一批人,家里使唤的奴仆叫“包衣”“旗下家人”。入关以后,八旗跟着进北京,人口一下子膨胀,房子地全靠圈,干活的人手更得攥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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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下圈地令,近京州县大片良田直接插旗划走;地没了,汉民要么饿死,要么“投充”。表面叫自愿投靠旗人当差,实际多半是被威逼着卖身,不投充连村都待不下去。李元度后来在《国朝先正事略》里说,“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榨索,务令投充”。
地圈了,人充了,接下来问题来了,奴仆不是土豆,挨了鞭子会跑。
八旗贵族对待逃亡的态度是一套很朴素的价值观,我的人跑了,就是我的资产流失,必须往死里追!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让兵部正式定“逃人法”,这套法最阴的地方不在惩罚逃人,而在“轻逃重窝”。逃人本身轻判,鞭一百送回主子;可谁敢收留逃人,谁就是重罪犯,直接杀头,家产没收;邻佑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放。肯首告的,赏收留者家产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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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罪比普通盗贼还硬,大赦都赦不到你头上。《大清律》特别说明,“隐匿八旗逃亡新旧家人,遇赦不赦”。叫你玩,叫你敢,叫你抖起胆子跟大清朝廷刚?门都没有!
逃奴第一次抓回来也就是皮肉受点苦,可普通老百姓只要被指认“你窝了逃人”,直接倾家荡产。它把追逃的成本全部转嫁给民间,看见陌生人,你不敢留,你不敢问,你最好连门口讨饭的都赶走!
顺治十一年,逃人法加码。藏匿逃人的,本人给逃人主子当奴;左右两邻流徙;押解途中逃人再跑了,负责押送的衙役也流徙。顺治十四年秋天,北京城里按例处决所有重刑犯,叫“秋决”。名单上报,顺治一看,里面一半都是窝藏逃人犯。连顺治自己都觉得有点过了,改判刺字发旗下穷兵为奴。
为了专门干好追逃,顺治十年设了兵部督捕衙门,满汉侍郎各一员,前司后司,编制拉满,就盯着“逃旗”这一件事。地方官更惨,失察一名逃人降二级调用,知府道员按辖区数量累罚俸禄,逼得下面把查逃人当KPI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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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死在逃人法上的,上到王爷,下到黎明百姓,数不胜数。
顺治六年,耿仲明刚被改封靖南王,金册金印都发了,跟尚可喜一起奉命打广东。队伍开拔没多久,刑部就收到举报,他手下梅勒章京陈绍宗、参领刘养正、佐领张起凤、魏国贤这些人,纵容部卒私藏旗下逃人。耿仲明赶紧自查,真就查出三百多人,全部捆了送回,上疏请罪。多尔衮下谕大骂,我让你带兵南下,你倒好,把我家跑路的奴才全打包带走了。
耿仲明一下没想开,吓得还没到广东,走到江西吉安,自个儿在军营里吊死了。
顺治三年三月,山东兖州济宁州,一个叫魏夏成的老百姓,收留了一个从附近军营逃出来的八旗逃妇温氏。五月里他跟人吵架,嘴快漏了这句,被乡约杨守会带着两邻举首。不过给了个陌生女人一口饭,就触了“遇赦不赦”的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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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四年(1647),山东莱州府平度州。王大成把自己的亲生父亲藏在了家里。老人叫王木匠,早年投到东人旗下,给某户旗人当家奴,这一年从主子家里逃了出来。逃奴归乡,投奔自己的亲儿子,以为能逃过一劫。但事情很快暴露,官府将其缉拿。刑部判决,你爹既已随了东人旗下当差,你做儿子的本该第一个出来举首,怎么容得你藏着掖着?
刑部题本递到御前,顺治的朱批:“王大成著即处斩。”收留一个爹,死了一个儿子。律条面前,时间长短、血缘亲疏都不构成减免理由。
时人笔记里说得很形象:“一丁缉获,必牵一二十家,甚则五六十人。所获之家固倾家而荡产矣;其经过之处,或不过一餐,或止留一宿,必逐日追究明白,又必牵连地方四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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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看见逃人像见着太爷,不敢呵叱,只拼命拷问被株连的百姓。夹棍、拶子、监禁全套上,狱卒还趁机教唆逃人攀咬殷实大户,从中捞钱。逃人高坐监里等供养,破家的倒是一茬一茬的良民。
更骚的操作是“假逃人讹诈”。一些旗下奸人、地痞无赖发现这法子来钱快。随便拽个旗下奴装逃人,指着富户说“他窝了我”,立索重贿。不给?那就走官方法律流程,一家子家产直接没官。你家有没有窝逃不知道,先被绑成“人质”再说,这哪是缉逃,这是合法绑架。
老百姓的日子就这么被吓成了惊弓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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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闹水灾,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往山东跑。按常理该开仓放粥,可地方上怕收留者算“窝逃”,白天闭户,夜里蹲墙根,谁敢给口热汤?灾民走到村口,连屋檐底下站一会儿都不行,怕被当成窝藏。妇女在荒野里转,小孩冻死在沟壑边,强者冒雪入林,只能落草。
兵科给事中李裀,顺治十二年上疏,要废除逃人法。顺治没砍他,改杖徙宁古塔,免杖安置尚阳堡,一年后死在戍所。大理寺卿魏琯,顺治十二年上言逃人法太严,降通政司参议,后夺官流放东北,死在戍所。顺治还专门下过谕,以后再有人拿逃人法上疏干涉,“定置重罪,决不轻恕”。
顺治朝的中原大地,佃户路边给逃人递碗水,九家连坐。甲长乡约天天盯梢,邻里互相举报,父子兄妹之间都得防着。而且这法还养出一批职业碰瓷党。旗下逃人+无赖+狱吏,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地方上“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搞到顺治十五年不得不下谕,说再这么搞许督抚逮捕治罪,逃人祸才“自此渐熄”那么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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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地把自耕农打回农奴,逃人法把农奴逃亡的路堵死。可越是堵,逃得越凶。当时逃人“至三万之多”,奴仆逃了,旗人劳动力不够,又回头逼地方“缉捕”,驿站、州县、村庄全被搅进缉捕流水线,正常农业生产直接躺平。
追到最后,清廷自己也扛不住了。
康熙上台后逐步松绑。八年停圈地;二十五年改三次逃人才发宁古塔为奴,不轻易处死;三十八年把督捕衙门裁了,逃人案归刑部,按普通刑案办;雍正、乾隆一路往宽里改,容留时间短的免议,误留的六个月内容留不究。到嘉庆年间,三次逃人也不过发黑龙江当差。
百年逃人法熄灭了,但是它压着的是十几年里无数没名字的人。被夹棍夹碎膝盖的邻佑,被流放到宁古塔的“两邻”,被攀咬破家的殷实农户,还有那些连“逃人”两个字都没听懂就被装进囚车的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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