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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双鹰”高悬 全球流动性重构
编者按
美日两国先后实施“双鹰”货币政策,虽具有不同的历史起点和国内动因,却因美元与日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形成叠加影响。中国经济时报从美强化“鹰派”姿态的缘由、日本“转鹰”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以及对新兴市场风险等维度展开深入分析,并着重关注由此对国内资本市场和对外产业投资带来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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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
■张茉楠
当前,美日货币政策的同步转向,正在成为全球金融周期由宽松扩张转向高利率约束的重要标志。然而,这并非美联储与日本央行采取了完全相同的紧缩路径,而是两国在不同经济约束和战略目标下,形成了具有叠加效应的“非对称共振”,其深层影响不仅可能带来全球流动性总量收缩,还可能加快全球流动性分配权和国际资本定价权的重新调整,中国需要提前谋划与应对。
美日“双鹰”货币政策目标的异同
美日货币政策之所以作出调整,其背后有相同的宏观背景,即全球通胀中枢在上移、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主要经济体财政金融之间的脆弱性也在持续累积,但两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内在逻辑却存在显著不同。美国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维持相对高利率,控制通胀预期、巩固美元资产吸引力,并为应对国内财政金融风险保留政策空间。而日本则试图结束长期依赖超宽松货币政策所形成的特殊经济运行模式,逐步恢复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能力,从而缓解日元贬值带来的压力以及输入型通胀风险。因此,美国走的是在高利率约束下的延续路径,而日本则是在低利率时代进行的结构性退出。由于两种不同的政策路径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产生叠加效应,全球流动性因此面临新的收缩压力。
首先,美国维持较高利率,体现在通胀治理、美元信用以及财政金融稳定之间的复杂权衡。2026年以来,美国经济并未出现足以支撑快速降息的全面衰退。人工智能投资、企业资本开支以及居民消费仍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支撑。但与此同时,通胀黏性、能源价格波动较大,以及财政赤字压力持续增加令美联储难以轻易转向货币宽松。2026年9月,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4%,并在10月28日再次决定维持这一水平。值得注意的是,10月份议息会议出现了两名委员主张进一步加息的异议,这也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对通胀风险仍保持警惕。美联储在表述中同时强调,经济活动仍保持较强增长势头,通胀水平也处于偏高区间。
美国货币政策更深层次的约束在于特朗普政府寄希望通过减税、促进产业回流、增加能源供给以及加大人工智能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这些做法往往会进一步抬高财政开支,并把通胀压力推向更高。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庞大,长期国债收益率受到财政赤字、债务供给和期限溢价共同影响。正因如此,美联储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要避免过早转向宽松,从而防止通胀再度反弹;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较高利率长时间维持,进而抬升政府的融资成本,挤压银行资产负债表空间,增加企业在再融资方面的压力。因此,美国当前并不是简单追求持续加息,而是通过维持较高利率和金融条件约束,确保美元资产继续具有相对收益优势。这种政策选择的国际影响,是全球资金仍然需要面对较高的美元融资成本,美元资产的相对吸引力也因此得到支撑。
第二,日本退出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意味着全球长期低成本日元融资时代将发生重大变化。事实上,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并非短期应对通胀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过去数十年,日本深陷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循环,央行通过负利率、大规模国债购买和收益率曲线控制压低融资成本,形成了全球金融市场重要的低成本资金来源。然而,随着工资增长、企业定价能力改善、服务价格上涨以及输入型通胀持续,日本长期维持超宽松政策的经济基础逐渐削弱。日元持续贬值又进一步推高能源、食品和原材料进口成本,增加居民生活负担,迫使日本央行不得不重新评估货币政策。
2024年3月,日本央行正式结束负利率政策和YCC,并在2025年以后采取渐进加息政策。2026年10月30日,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1.25%,但上调了通胀预测,并重申在经济和物价条件允许时继续加息的立场。与此同时,日本央行持续缩减国债购买规模,计划从2027年4月起将每月国债购买量维持在约2万亿日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日本央行持有的日本国债占GDP比重已从2024年6月的91%下降至2026年1月的约80%,这意味着资产负债表正常化已经进入到实质推进阶段。
与此同时,美日金融政策协调也已从传统货币政策沟通,逐步延伸至金融监管、美元流动性保障和跨境资本配置,并成为维护两国金融体系稳定及巩固国际金融主导权的重要制度安排。在金融监管方面,美日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与日本金融厅定期对话,加强对跨境资本市场、资产管理、私人信贷及数字金融的监管合作,推动监管规则和风险监测协调。2026年10月19日,双方举行金融监管对话,重点讨论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及金融创新等问题。在货币互换方面,美联储与日本央行保持常设美元流动性互换机制,必要时向日本金融机构提供美元融资,防止美元流动性紧张引发跨境金融风险传染。在资本流动与汇率政策方面,美日通过财长定期磋商,强调汇率由市场决定,反对以宏观审慎和资本流动措施谋求竞争优势,并协调应对日元无序波动。
美国与日本加强货币政策协调的深层意图在于:一方面,可利用美元互换网络和金融监管合作构筑跨境流动性安全网,降低美日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日本资本更多参与美国半导体、人工智能和能源等战略产业投资,强化美日经济金融绑定。实质上,美日正通过金融制度协调,将双边同盟关系延伸至全球资本配置和金融规则制定领域,并旨在巩固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美日“双鹰”政策预示全球廉价利率时代趋于结束
从未来趋势看,全球廉价资金的时代可能趋于结束。一方面,全球流动性收缩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美联储总资产已从2022年9万亿美元的峰值降至约6.7万亿美元,美联储主席沃什治下正以“更多缩表、更少加息”的思路重启被动缩表,其目标是两年内再缩减1.2万亿—2.1万亿美元。而日本央行的月度购债规模也从2024年年中的5.7万亿日元降至2027年一季度约2万亿日元的规划水平,其持有的国债已在2025年一季度创纪录地单季减少6.2万亿日元。这意味着过去十五年由两大央行资产负债表托底的全球资产定价逻辑,正在发生改变甚至重构。另一方面,真正的风险点并不在于利率水平,而是存量结构的脆弱性。当前,日本央行仍持有约半数日本国债,退出购债后的日债市场恐要依靠正在回流的国内机构来接盘。美债市场则需要在最大海外买家持续减持的背景下消化41万亿美元且仍在膨胀的存量,美债与日债都面临结构脆弱性风险。
从未来影响来看,全球资金流向剧烈逆转可能从低成本套利转向本土回流与美元资产集中。而美日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共振”,正改变过去十多年全球资本流动的基本逻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长期处于低利率环境,美元流动性宽松与日本超低利率共同支撑了跨境套利交易和全球资产配置。国际资本在追逐收益的过程中,大量流向新兴市场债券、股票、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高收益企业融资领域。如今,随着美日货币政策先后转向,全球资本流动正在从追求收益最大化转向风险调整后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本币资产回报。
此外,日本国内资产吸引力上升,全球资本回流压力加大。日本是全球重要的净债权国,海外投资收益长期构成其经常账户顺差的重要来源。但国内利率回升改变了日本金融机构的资产配置权衡。当日本国债收益率提高,金融机构购买本国债券的机会成本下降,持有海外债券所需承担的汇率对冲成本、期限风险和信用风险则需要重新计算。尤其是保险公司、养老金等长期投资者,其资产负债期限匹配要求较高,对国内长期债券收益率变化更加敏感。
当然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日本资本必然大规模撤离美国市场,但日本投资者减少海外资产配置、提高国内债券持有比例的边际变化,就可能对国际债券市场形成压力。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日本仍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之一,2026年6月持有规模为1.1167万亿美元,较2026年2月的1.2393万亿美元有所下降。
受此影响美元资产的相对优势可能进一步强化,但美元并非所有资金的唯一避风港。美联储维持较高利率,提高了美国短期国债、货币市场基金和美元存款的收益吸引力。全球资金在风险偏好下降时,往往优先选择美元流动性较强、市场深度较大的资产。美元融资成本较高,也可能推动部分资金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特别是那些经常账户赤字较大、外债依赖程度较高、外汇储备不足的经济体。但需要看到,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并非没有边界。美国财政赤字、国债供给扩张、政策不确定性以及美元汇率波动,都会影响国际投资者对美国长期资产的信心。
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面临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和债务风险的三重压力。对新兴经济体而言,美日货币政策调整的冲击不仅来自利率本身,还来自美元汇率、国际投资者风险偏好和跨境金融中介的资产负债表调整。美元走强可能增加美元计价外债的本币偿还成本;日元套利交易平仓可能造成新兴市场股票、债券及本币资产被集中抛售;国际融资成本上升又会加重政府和企业再融资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特别指出,新兴市场跨境证券投资越来越多地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杠杆基金、被动投资基金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对全球风险偏好变化较为敏感。在市场波动加剧时,套利交易平仓、非银行金融机构去杠杆和跨境资金撤出可能相互强化,形成流动性冲击。
美日货币政策“双鹰”对中国的影响及政策启示
美日“双鹰”交汇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正处在由于货币政策分化而引发的结构性调整之中,不能只从利率变化来判断,还应从国际资本配置权、货币融资体系、金融规则竞争等不同方面来加以把握。对中国而言,需要特别注意三个方面的影响及其应对。
一是防范美日货币政策相互影响给我国带来的外部金融风险。应加强对日元套利交易、美元融资成本、全球对冲基金杠杆以及跨境证券投资流动的监控,特别注意日元快速升值、美元流动性紧张、新兴市场资产集中抛售三者同时出现的风险。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提高外汇市场韧性,防止外部流动性冲击传导至国内金融市场。
二是提高国际资本配置能力,减少对单一货币和单一融资渠道的依赖。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使用,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双边本币互换网络。在全球南方国家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加强本币融资、开发性金融以及多边金融合作,从而减少美元流动性收缩给区域贸易投资带来的影响。
三是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规则制定,提高在国际金融制度中的影响力。从美日金融货币政策协调来看,金融监管规则、流动性支持机制、跨境资本管理等已经成为大国金融竞争的重要内容。中国要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多边机构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杠杆、跨境套利交易和系统性流动性风险的监控,从而建立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金融安全网,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归根结底,未来国际金融竞争将不再只是利率和汇率之争,而是逐步延伸至资本配置、流动性供给、金融基础设施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中国应抓住这一轮全球金融周期调整的窗口期,在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的同时,加快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以及国际金融资源配置能力。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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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监 制丨杨玉洋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 刘卫民
审 核丨王小霞发 布丨陈姝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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