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7月21日，延安，关向应因肺结核病逝，年仅44岁。消息传到正在前线工作的贺龙耳中时，这位久经战阵的将领久久没有说话。等情绪稍稍平复，他才对妻子薛明说：“孩子别叫雨生了，就叫鹏飞吧。”
一个名字的改变，牵出的是两位老战友二十多年的生死交情。
关向应1902年出生于辽宁金县一个贫苦的满族家庭。少年时代，他亲眼见过民族危亡，也较早接触到进步思想。1925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从事青年、工人和军队政治工作，逐渐成为人民军队中重要的政治领导人。
他与贺龙的相识，并不是从安逸环境里开始的。
革命队伍处在艰难关头时，政治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既要辨明方向，也要稳住军心。贺龙善于带兵作战，关向应则擅长从政治和全局角度分析问题，两人的性格、长处并不相同，却形成了非常默契的配合。
1933年前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局势复杂，部队发展受到多重压力。面对一些排斥和否定贺龙的意见，关向应没有含糊其辞，而是明确支持这位老战友。他认为，贺龙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革命将领。
这份支持并非私人偏袒，而是对事实和大局的判断。关向应主持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继续担任军长。部队能否保存下来，往往不只取决于一次战斗的胜负，也取决于关键时刻有没有人敢于承担责任。
有一次，部队在洪湖地区遭遇严重困难，敌军逼近，行军和突围都十分紧迫。贺龙心情沉重，关向应却提醒他：“难过没有用，先把队伍带出去。”这句话很短，却道出了当时最现实的任务。
突围之后，部队受到损失，内部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关向应和贺龙没有互相推诿，而是从保存革命力量出发，反复分析敌我态势，最终选择避开强敌，转向更有利的地区。这样的并肩经历，使两人的关系超出了普通上下级。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委。部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随后转战晋西、冀中。两人在战场上的分工很清楚：贺龙抓军事指挥，关向应抓政治动员和组织建设，遇到重大问题共同研究。
1939年春，第一二〇师在齐会地区作战，经过连续数日激战，击退并重创日军。战斗环境极为复杂，部队既要与敌人周旋，也要依靠地方群众补充粮秣、传递情报。关向应深知，抗日根据地不是单靠几次战斗就能建立，军队纪律、群众关系和干部作风同样重要。
长期劳累和战争生活，严重损害了关向应的身体。他早年坐过牢，受过折磨，后来又常年奔波，肺病逐渐加重。1940年以后，他多次返回延安休养。病情稍有好转，便惦记工作；身体稍微能够支撑，又想回到前线。
1942年，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成立，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此时两人已经共同奋斗多年，配合早已深入日常。关向应住院养病时，贺龙常让身边工作人员照料，还设法为他准备合适的饭菜。
关向应病重后，进食十分困难。贺龙吩咐把鸭肉炖烂，做成肉饼，再放回汤中，尽量让老战友补充营养。这样的安排看似琐碎，却最能说明两人之间的情分。贺龙说：“我和向应一起打仗，比亲兄弟还亲。”话说到这里，他已经难以继续。
1945年日本投降时，关向应仍盼望着重返东北。他曾对前来看望的同志说，等身体好些，要回白山黑水之间看看。遗憾的是，病情没有给他留下足够时间。1946年5月底，他被病痛折磨得难以入睡，却还想着再为党工作十年、二十年。
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逝世。贺龙闻讯后悲痛难抑，写下《哭向应》，悼念这位共同走过风雨的战友。追悼会结束后，他想起了另一个约定。
1944年9月28日，薛明在延安生下长子。孩子出生时风雨交加，身边人便提议取名“雨生”，小名叫“小龙”。其实，关向应早就和薛明谈过名字。他们都敬重岳飞，岳飞字鹏举，于是关向应建议给孩子取名“鹏飞”。
当时孩子刚出生，众人已经叫惯了“雨生”，这个名字便暂时定了下来。关向应病重期间，仍惦记着薛明母子，还把组织上给他的奶粉留给孩子。这个细节，薛明一直记在心里。
关向应去世后，贺龙对妻子说：“这是向应同志起的名字，就叫鹏飞吧。”从那天起，贺龙长子的名字改为贺鹏飞。它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一个父亲替孩子保存下来的约定，也是贺龙为老战友留下的一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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