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饷具体怎么花，是不是任由经略挥霍

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辽东经略熊廷弼上《敬陈战守大略疏》，详细介绍了平辽方略和相关军费预算，即著名的“八百万两”。当月十六日中枢传旨兵户二部，“所用兵马粮饷，著该部多方措处，母致缺乏”。

至此辽饷怎么花，是不是就由熊廷弼说了算呢？

自正统朝（麓川之役）起，凡大军出征，户部均会对应设置临时“饷司”并差遣官员随统帅前往前线。主要目的：其一，负责调集、转运各地钱粮至前线；其二，监管前线的军饷用度。

具体到熊廷弼这次出任经略期间，配合其“使用”辽饷的官员主要有三人。坐镇户部新饷司本部的主官李长庚（督饷侍郎），派驻辽阳的督饷官员单崇以及其丁忧后继任此职的傅国。

下面就通过熊廷弼自报的预算，来简单介绍下这几人的职责以及辽饷怎么花。

每兵一名，岁计饷银一十八两，兵一十八万，该饷银三百二十四万两。内每兵月给本色米五斗，该粮一百零八万石。又每马日给料豆三升，九万匹该豆九十七万二千石。草重十巨斤者，日给一束。岁除四个月青草不计外，计八个月该二千一百六十万束，小束倍之。通共岁计船费几何，车牛人工各费几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请以此责成户部 ……
《熊襄湣公集》

熊廷弼要求朝廷拨付银324万两、米108万石、豆97.2万石、草料2160万束。这些需求还附带一个前置要求“此皆一毫裁削不得”，即要求的是剔除运费和相关损耗后，实际解付到辽东的数额。

除此之外，为了向辽东各城堡转送粮饷（主要为盖州接收海运粮饷后的分发），熊廷弼还向工部和户部另外上报了相关车辆、牛马、役夫的用度，折银总计136.57万两。

虽说朝廷已下旨同意，新饷司只是负责执行和监督。但具体如何“执行”，一样可以左右辽饷花销。督饷侍郎李长庚，首先就把草料这个大项给“砍”了。

草料虽然便宜，一束值铜钱15文（山东价格）。但因其体积大，相对运费就变得很高。比如登莱的普通商船，一次最多只能装500束（重心高，不抗风也易倾覆），而往返一次辽东的费用需银一百两。

换言之，草料运费是其本身价值的十几倍，怎么算都不划算。所以李长庚移文辽东经略，希望辽东自行解决（比如派遣士兵去城外收割）。虽然是商量，但熊廷弼很清楚，他就算不同意，李长庚也会把这事儿给拖下去，最后麻烦的还是他自己。所以草料这个子项，就这么从辽饷中移除了。

米和豆，李长庚没怎么裁减，某种程度上还让熊廷弼占了点“便宜”。

熊廷弼在上报普通军士月饷用度时，特意说“内每兵月给本色米五斗”。这个“内”字表示士兵1.5两的月饷银，已包含每月五斗米的口粮。熊廷弼把话说得这么绕，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熊廷弼麾下的明军基本以关内客军为主，辽东本地卫所兵（月银0.4两加屯田）本就眼红他们的高待遇。这个时候若在饷银之外再发口粮，卫所士兵们闹饷搞事估计一点也不稀奇。

二，关外经过几十年的嚯嚯（如高淮乱辽），粮食生产能力下滑严重。如果让士兵用饷银购买口粮，因需求不足而飞涨的粮价，搞不好会让士兵拿着1.5两银子买不来五斗米，饿肚子可是会严重败坏士气和军心的。

所以熊廷弼将本应包含在月饷银里的口粮，分列出来单说。既是减少麻烦，也是提醒朝廷别让援辽的军士吃亏太多。

好在李长庚没在这方面折腾熊廷弼和辽军，不仅饷银依额解付。米豆这两项他也没故意扣减，通过在召买（主要在山东和京畿）、天津截漕粮等方式，共向辽东输送174万石（比例不详）。

不过饷银即便解付辽东，也不是熊廷弼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因为实际收银人和发银人都是前线的督饷官。更麻烦的是在饷银的使用方式上，户部和前线将帅，一直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

户部希望按照每月领饷花名册，来核销饷银支出。有多少可勘合追查的士兵来领饷，就实发多少饷银（如果饷银充足）。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减少前线将领官员喝兵血、吃空饷的机会。

而将帅们则普遍希望饷司，按照他们上报的兵员数将饷银直接发给他们。明面上的理由有两：其一，不能士兵阵亡无法领饷就不发吧？其二，战事过程中，将帅们也需要钱来激励士兵。

除此之外，还有不能直接说的理由。

到了明朝中后期各军镇的核心力量，已经演化成为各级将领的私人武装“家丁”。通过克扣普通军士的军饷来豢养自己的家丁，已经成为各镇公开的秘密。如果军饷直接发放到人，将领们还怎么捞钱？

所以围绕辽饷“斗争”的主体，就不是经略和饷官，而是将领和饷官。傅国在其《辽广实纪》就记录了不少相关实例（他就职时熊廷弼已快下岗）。

比如他发现两人分别以祖大寿（靖东营游击）亲兵周士伟的名义申领军饷，抓出来后要求祖大寿亲自辨认并将假的斩首示众；他估算总兵官贺世贤吃空饷在万两规模，要求经略袁应泰查账 ……

注：袁应泰在天启元年三月初六派人至沈阳查饷，十二日后金就大举进攻沈阳。当时就有人觉得贺世贤是怕罪行暴露，私下联络叛将李永芳，希望后金派兵袭扰河东以“挟奴自重”。结果反被后金将计就计，最终因中伏而丧命。

以上的是非对错姑且不论，起码可以看出辽东经略在辽饷上的话语权远没有一些朋友想的高。毕竟明朝自开国来就各种手段削夺将领、地方官员的权柄和职辖，又怎么可能让掌兵的封疆大吏再把持庞大的财权呢？

编者附：

李长庚就是熊廷弼费银“八百万两”的“原始出处”，不过客观来说，他虽然算得不准，但也不算“错”。

李长庚的计算很简单，饷银324万两、174万石米豆采买和运费折银350万两（买价和运费，一石各一两）、熊廷弼自报的牛车役夫费用136万两，三项合计八百一十万两。

但当时米豆的召买和运费没有他估算的那么贵。以山东为例，米价一石0.62两、豆0.43两，运费是每石0.23两（登莱到盖州）。漕粮虽然价格要便宜些，但运费比山东高（多了大运河或海路至山东的费用）。

所以按山东的价格简单计算下总价，召买和运费合计大概是156万两，也就是总计花销为616万两。

不过李长庚也有漏算，比如置办军械的费用（光重型炮车，熊廷弼就打造了近千辆）、客军征调、构造城防等一次性的费用。把这些如果也算上，超过八百万两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所以到底花多少钱，就看官员们具体想“表达”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