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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贾康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5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072字
阅读时间:10分钟
讨论地方债,首先要充分肯定公债、也包括地方债在现代经济治理和调控中间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社会上对公债其实还存在一些误解。理论上的所谓“李嘉图等价定理”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我有专门论文做过长篇分析论述。公债既然作为政策工具来用,相关的风险防控也就随之产生;而认识这种风险,一定要密切联系整个体制全局,才能看清它里边最实质的内容。下面从体制、财政金融协调、地方投融资范式三个视角谈基本认识。
一、体制视角:分税制的深层矛盾导致治本不到位
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还没有如愿完成,达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94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为建立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体系推出的分税制改革,它有里程碑意义,但也有未完成的任务。如果要考虑地方债及相关风险防控怎么优化管理,就必须切实认识到,体制上所称的“分税制”仍然存在深层矛盾。
我一向强调,分税制在中国省以下并没有真正落实。省以下实际上是五花八门、复杂易变、且很难避免频繁调整的分成制;名义上称为分税制,却没有像样的地方税体系。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决定了1994年以后陆续被人们批评的基层财政困难、隐性负债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问题,背后都有重要的体制性原因,也就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治本不到位。
标本兼治,真正的高水平是治本为上。但中国分税制改革怎样真正攻坚克难、使这一系统工程取得决定性成果,直率地说,现在来看任重道远。比较务实的思路,是在当前可能的操作空间里,按照标本兼治的要求,争取形成实际操作上一步步推进的多轮“最小一揽子改革”可行方案。这既是重大问题,也是重大挑战。
由此也可以看出,讨论地方债时如果只盯住债务规模,容易把体制性成因误读为管理上的疏漏。规模管控当然是必要的,但基层财力预期不稳、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税源这些深层问题不解决,堵住一个口子,压力还可能从别的口子释放出来。
二、财政金融协调:各有侧重,用好接合部与政策性工具
第一,在总量和结构两个视角上,两大调控部门、两大政策的运行要互相呼应,但必须各有侧重。我始终认为,货币政策在总量调控方面要牵头,通过银根松紧调控全社会总体流动性;中国特色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运用可以继续探索、发挥潜力。说到结构方面唱主角的,还是财政政策,它要在配合总量调控的同时发挥最主导的结构优化功能。这两个方面已有多年讨论,也积累了一些初步经验,今后还要继续掌握好、增加更多达到高水平的具体工作要领。
第二,两大政策之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接合部,就是国债的公开市场操作,国际经验表明、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展开讨论;地方债其实也可以对接未来公开市场操作的前景。在美国是短期国库券,在中国是选择一部分国债,通过在公开市场上有意识地吞吐,配合货币政策调控流动性,实现总体宏观调控、间接调控的意愿。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当局曾感觉用央票更便捷,但央票操作空间越收越窄,中央近几年进一步强调国债公开市场操作,也就顺理成章。此外,两大管理当局不存在“大财政小银行”还是“大银行小财政”这种孰大孰小的意气之争,关键是建立好的磋商机制,包括常规的和应急的,这是工作层面必要的配套。
第三,政策性工具的资金安排是很好的机制创新。这几年资金安排连续在5000亿元左右并适当增加,具体操作要借助早已建立的政策性银行:把准国债式金融债筹集的资金加上特定安排的政策性工具资金,按照贴息、信用担保等方式拉动商业性金融资金跟进,把总量调控和结构性调控结合在一起。
广义的政策性工具还值得系统梳理。大疫之年开始时作为重点使用的财政贴息,由中央直达基层,帮助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小微企业、特别是靠店铺运行的小微企业活下来,以一部分有去无回的财政资金拉动商业性银行贷款跟进、稳住了大局里的基本就业盘,这个经验非常重要;贴息这几年又进一步运用到“以旧换新”、消费信贷等领域。地方政府层面普遍重视的政府基金,以母基金拉动非政府子基金,母基金不直接对项目,通过优先、劣后、金股等安排形成资金倾斜与约束,子基金在权责利结合之下承担具体项目投入,处理得好可以形成政府资金与非政府资金结合在一起的合力,更好地产生乘数效应、拉动效应。此外还有REITs,以及潜力仍在、需要进一步优化的PPP——这几年PPP处于低潮,我们写过专文分析其潜力与优化路径。这些机制的共同点,是把财政可用资金的乘数放大效应,落到拉动非政府的商业性金融体系和民间资本跟进、组合上。
从政策原理看,这类安排并不是简单地增加财政支出,而是在不直接扩张货币总量的前提下,用有限财政资金改变商业性金融面对的风险收益结构,把结构性调控落到实处。也正因为如此,两大政策的协调水平,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些接合部机制设计得是否细致、是否可持续。
第四,两大政策部门的协调磋商机制,可在已有经验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和强化,包括常规的与应急的。
三、转型视角:以分级财政的可塑性创新地方投融资范式
土地财政、平台举债现在必然要转型,客观支撑力也在明显下降,未来地方政府层面的投融资范式需要重新考虑。货币政策是垂直体系,各级政府都不能直接干涉或直接影响货币政策当局的独立性,央行独立性是优化调控的客观需要;财政则完全不一样,财政是分级的,各级财政政策的可塑性是必须注重的政策优化空间。
在地方层面,所谓地方财政政策的可塑性就是:虽然财力紧张、财力有限,但如果把有限资金里的一部分作为政策性资金,实行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就可以达到杠杆式放大的作用。地方贯彻发展战略、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追求超常规发展,我认为有必然的战略要求,但也要理性掌握。这种有限财政资金对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非常鲜明的乘数放大作用,带来的是超常规、跃迁式的增长,这是在守正创新、守正出奇方面特别值得看重的投融资范式。
具体工具就是贴息、政策性担保、政府基金、REITs,以及因地制宜掌握不同类型的PPP。在地方融资平台转型过程中,有一部分可以转型为地方公用事业的管理和运行实体,有一部分可以转型为地方层面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这两个转型过来的规范化实体之间又可以形成很好的协调配合,共同优化地方投融资的创新范式。这样的分工,既保留了地方贯彻发展战略的抓手,也把政府信用与市场化的权责利约束区分开来,避免重新回到平台替政府举债的老路。这个探索方向,我认为在中国有非常值得看重的前景,和积极探索的必要性。
当然,追求超常规发展必须理性掌握:政策性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越强,越需要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作为约束,否则放大来的也可能是新的风险。这一点在平台转型和基金运作中同样适用。
三个视角归结到一点:地方债风险防控不能只在债务规模上做文章,既要向体制改革要治本之策,也要在财政金融协调和地方投融资机制创新中,把有限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放大。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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