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朱镕基反腐遇到告黑状,局势惊险,无人敢为他说话,江泽民的一言,让他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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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朱镕基”词条;《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人民日报》1998年7月23日第1版报道;《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相关篇目;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等媒体的相关报道。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98年3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闭幕会刚散场,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就开场了。

3月17日,朱镕基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

这是他当选后的头一回公开亮相,离当选才过去两天。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新华网都做了现场直播,世界各大媒体也有大量报道。

话筒前坐着的这位,那年69岁。

他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句话后来传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至今能背出来。

话是说得痛快,可“地雷阵”三个字不是随口一说。

接下来的大半年里,他要碰的事一件比一件扎手。

机构要精简,走私要严打,案子要往下查,赶上长江还发了大水。

碰的事多了,议论就跟着多了,质疑也不会少。

这位在记者会上把话说得斩钉截铁的人,心里其实一直悬着一块石头。

石头是什么时候悬起来的?又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落了地?

这笔账,得从1998年的春天开始,一笔一笔往下算。



【一】

要说清楚1998年这一年,得先说说朱镕基是个什么来路的人,再说说他接手时的家底。

他1928年10月出生在湖南长沙。

1998年3月,他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在这之前,他的履历长得很: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进入工业和计划部门工作。

1958年被错划,这一耽搁就是二十年,直到1978年才得到改正。

特殊时期里,他还被下放到干校劳动过。

人到五十岁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换了别人,手上的活儿早生疏了,可他一上手就是经济工作。

1987年,他到上海主政,一干就是四年。

1991年春天,他调进北京,主持经济方面的事务。

1993年起,他兼管金融。

1994年1月1日,分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一起推出。

这两件事牵扯面极广,中央和地方怎么分钱,一下子有了新规矩。

再往后是1996年,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

1997年9月,他在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所以到1998年3月,他不是新手上路,而是老手接盘。

可这个盘不好接。

1997年7月,泰国宣布放开泰铢汇率,亚洲金融危机就此爆发,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接连大幅贬值,周边的日子都不好过。

国内这边,国有企业大面积困难,职工下岗成了不少家庭的心事。

粮食流通、住房、医疗、投融资,哪一块都等着改。

家底摆在这儿,施政纲领就得拿得出手。

3月1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提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这几个数字怎么理解?拆开说就是:

一个确保,是确保1998年经济增长8%、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内、人民币不贬值。

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挑战,他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人民币不会贬值。

周边货币一个劲儿往下掉,他偏要在这个时候立下“不贬值”的军令状,这份底气是实打实摆在台面上的。

三个到位,指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目标到位、金融体制改革到位、政府机构改革到位。

五项改革,指的是粮食流通体制、投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税体制这五块。

这张单子上,没有一项是轻松活儿。

记者会本身也有个小插曲。

据全国人大新闻局原局长周成奎回忆,筹备这次记者会时,朱镕基定了两条规矩:一是尽量把提问机会给境外记者,因为内地记者见面的机会多得很;二是不要事先安排,记者想问什么都可以。

不事先排练的记者会,在当时算是少见的。

结果现场的问题也确实够直接。

有记者问他,外界称他为“经济沙皇”,有什么感想,他直言自己不高兴。

这一问一答,倒让台下的人对这位新当选的人多了几分印象:说话不绕弯子。

住房那一块,他也没有含糊。

1998年2月28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明确表示,今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

3月19日,他又在记者会上当众讲:住房建设将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现行的福利分房要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老百姓自己买房子。

这在当年是件大事。

福利分房吃了几十年,单位分房的老规矩一朝改掉,每家每户的账本都得重新翻一遍。

这句话说出来,台下的记者笔尖都没停。

话说到“死而后已”那一句,他自己也怕人听岔了。

他随后解释:请大家不要误会,死而后已是说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

一口气把话说明白,是他的习惯。

可话说得再明白,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

他很快就会发现,最先挡路的,不是什么外面的风浪,而是国务院自己这座院子。



【二】

3月19日记者会一散,3月24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朱镕基在会上做了讲话,讲稿后来收进了他的文集,标题就叫《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这场会开得很有意思。

照常理,新班子头一回碰头,说的多半是“大家齐心协力”之类的开场话。

可他一张口,讲的是“廉价政府”。

他引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讲过的“廉价政府”,说那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并表示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变成这样一个政府。

话讲得不绕弯,账算得更不含糊。

他在讲话里报了一串数字:国务院副总理由上一届的6位减到4位,国务委员由8位减到5位,国务院正副秘书长由10位减到5位,减了一半,机关工作人员也减一半。

副总理这一级,是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和温家宝四位。

从6位到4位,先从自己身边削起。

这算是开了个头,意思很明白:我要求别人精简,自己这儿先动刀。

再往下,国务院的组成部门由40个减为29个。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

有一批原来管行业的部门,要么撤销,要么并入别的部门,有的改成了国家局。

每个被撤并的部门背后,都有一大群干了多年的人要重新安排去向。

这样的改革,放到哪个年代都是难题。

机构一动,牵动的是千家万户的饭碗和前程。

有的人觉得委屈,有的人觉得不合适,议论自然不少。

面对这些质疑和抵触情绪,朱镕基顶着巨大压力说:“我是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这句话可不是说给别人听的客套。

它背后是一个很实在的判断:机构改革这件事,不下狠手就干不成,下了狠手,就要有人不高兴。

同一场讲话里,他还说了几句话,口气重得很。

他说: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

把“好好先生”和“恶人”摆在一块说,在新班子的第一次会上并不多见。

听的人心里什么滋味,各有各的,但话撂在桌面上,谁也绕不过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肩上的担子还在加码。

1998年4月,他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5月又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

一个人身上同时压着这么多摊子,行程表想必是排得密不透风。

这几个月,他在全国各地的视察里,有不少故事流传了出来。

有人说他在某地发现一家老厂的产品几十年都没更新,一问才知道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已经好几个月没到厂里了;还有人说他批评过上海某条街道一年没有洒过水。

这些故事从不同的渠道传出来,细节说法不一,可它们指向的是同一种做派:专挑“该管没管”的地方下手。

在机关里,这样的做派不太讨喜。

挑毛病的人,往往不是最受欢迎的人。

不过,机构改革只是1998年这一年的头一道坎。

要说真正扎手的,还在后头。

3月的改革方案刚落地,进入夏天,另外两件事几乎同时压了过来:一边是长江流域的汛情一天紧过一天,一边是积压已久的走私问题,到了不得不动大手术的时候。



【三】

先说水。

1998年6月,长江流域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全国29个省区市受灾,415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551亿元。

那个夏天,长江先后出现八次洪峰,洪水一轮接一轮地往下游涌,沿江的堤防一直在经受考验。

8月上旬,江西九江的长江大堤出现决口,险情牵动着全国的神经。

解放军和武警官兵、沿江群众一批批赶到大堤上,扛沙袋、堵口子。

抗洪的故事,在那年夏天占去了新闻的大部分篇幅。

这场水,朱镕基也没少花精力。

抗洪抢险一边是人命关天的实务,另一边还得盯着经济大盘。

在当时的局势下,要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和消费偏冷的局面,出路是目光向内、启动内需,而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已经高达5万亿元。

水灾带来的损失,加上外部的金融风暴,两头夹着,日子一点也不好过。

洪水是看得见的敌人,走私则是另一种“水”:悄无声息,却天天往外漏。

走私这个问题,不是1998年才有的。

1990年代中后期,沿海一带走私活动越来越猖獗,大量货物绕开海关,国家的税收就这样一点点流失,国内的产业也被挤得喘不过气来。

汽车、成品油、钢材、香烟,走私的货色五花八门,数额也越滚越大。

说到走私背后的门道,还要提一个特别的背景:军队和部分机关办企业。

军队经商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初衷是补贴军用,也就是所谓的“以军养军”。

起初是为了贴补经费,可企业一办起来,边界就模糊了。

一个单位办了公司,公司做了生意,生意里难免出现打擦边球的事。

各路问题攒到1998年,已经不得不动大手术。

1998年7月13日至1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反走私工作会议,朱镕基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必须采取断然措施遏制走私狂潮。

这场会开得很不寻常。

会议的名字本身,就是“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一听就知道是奔着硬仗去的。

按当时的安排,各地负责打私的同志、海关和公安等有关部门的人都被召到了北京,会上讲的是一个共同的意思:走私问题要在全国范围内下决心治理。

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国家做出了重大的体制调整:全面切断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与经商办企业的关系,要求它们集体退出商海;国务院还组建了专职的缉私警察部队,实行海关与地方双重领导,从体制上堵住走私的漏洞。

这一手既有“退出”,也有“新建”。

退出的是容易滋生问题的经商活动;新建的是专门管走私的队伍,让这件事有人专职去管,不再是各部门顺手管一管。

案子也是同时往下查的。

1998年,广东湛江爆发了特大走私受贿案,涉案金额高达110亿元人民币,涉及地方党政人员、海关、边防机关与走私集团的勾结。

湛江海关的曹秀康、湛江市的陈同庆等人,后来都在这个案子里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有数人被判处死刑。

110亿这个数字,放在那个年代,是个吓人的量级。

查这样的案子,牵出来的线头一根接一根,每一根后面都连着一张关系网。

办案的人都明白:越往深查,越要跟盘根错节的利益打交道。

到了这一步,朱镕基手里同时攥着三条线:机构改革在往下推,防汛抗洪在往前赶,打私查案在往深处走。

三条线,三个“地雷阵”。

他在3月说的“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到了盛夏,成了每天都要面对的真事。

走私会议开过了,案子也在查,朱镕基以为总算把大局的头给开了。

可他不会想到,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难熬的那一段。



【四】

7月15日,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落幕了。

会上说的话,是一个态度;会后要办的事,才是真正的硬仗。

落到纸面上就是三句话:军队和武警部队要退出经商,政法机关要退出经商,缉私队伍要重新组建。

每一句话说着轻巧,拿到现实里,就是一场大搬家。

一家军队办的公司,少则几十号人,多则上千号人,账上有资产,手里有项目,签着合同,欠着债务,连带着工资、住房、家属安置,哪一样都得有个交代。

要把全国上下的这类企业一家一家清理出来,谁来清?按什么标准清?清完的资产去哪儿?这一连串的问题,没有一个是现成答案。

除了这件事,手边的活儿也一点没少。

湛江案子还在往下深挖,110亿的窟窿后面,牵出来的人和单位在一天天变多。

北京那边,陈希同案的审判已经临近,7月底就要宣判。

长江的洪水一浪高过一浪,抗洪的指挥调度要天天盯。

机构改革的人员分流刚刚起步,各个部门的后续安置问题堆成了山。

按日子数一数,7月下旬到8月初这段时间,是1998年压力最重的一个阶段。

那几个星期,朱镕基每天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

有支持的,也有保留的;有说“该动”的,也有说“慢一点”的;有些议论传到他耳朵里,口气越来越重。

改革触动的利益越多,反过来质疑的声音也就越大。

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一个人的肩膀,能扛多少?

朱镕基在3月说过“粉身碎骨”,在记者会上说过“死而后已”。

可话是在台上说的,而到了台下,到了每一个具体的日子里,他到底怎么把那块悬着的石头一天天压在心底?

就在这个当口,一句话从一个人口中说出,传到了朱镕基的耳朵里。

那是一句不长的话,十几个字而已。

可就是这十几个字,让朱镕基心里那块悬了不知多久的石头,当场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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