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上海的马路上过了一支很长的出殡队伍。棺材里的人是盛宣怀,他在头一年已经病死,丧事隔了这么久才办。路边站满看客,有人掰着指头算这场面要花多少银子,也有人想起他生前那些说不清的账。
一场丧事,照出的是一个人的两面。排场是真排场,争议也是真争议。可盛家院子里那些端茶、洗衣、看孩子的女人,从来没进过报纸。她们的名字多半散在家谱边角、后人的闲谈里,能留下一个姓,已经算运气。
偏偏有两个人留下来了。一个叫吕葆贞,她生的女儿后来叫赵一荻;一个叫倪桂珍,她生下的孩子里有宋家那几位。两个名字一凑,故事立刻变得热闹:晚清首富的宅门,好像成了改命的门槛,谁进去做几天事,谁就能翻身。
事情真有这么顺吗?先把能对上的年份、能查到的人分开摆,再谈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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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钱,是怎么滚起来的
盛宣怀1844年生在江苏常州,读书考过秀才,二十几岁进了李鸿章的幕府。那会儿洋务刚起头,朝廷里肯办新事的人不多,会算账、能跟洋人打交道、又摸得透官场规矩的人更少。他正好三样都沾一点。
1872年,轮船招商局办起来,他参与其中。后来办电报,从天津往上海拉线,电报总局的位子他也坐过。煤铁这一块,汉阳铁厂、萍乡煤矿都跟他有关。铁路更不用说,芦汉那一条,他是督办。钱不够就借外债,借了外债又要还,账越滚越大。
招商局这门生意,做起来并不轻松。北边有旗昌,南边有太古、怡和,几家洋行把沿海和长江的航运攥在手里,票价说压就压。盛宣怀的办法是把官款、商股、漕运的活都拢到一处,船队撑住了,才有后来那点底气。官督商办这四个字,好处是背靠衙门好办事,坏处是账目和人事都容易扯不清。
他还办过通商银行,办过南洋公学。前者是中国头一批新式银行,后者后来成了交通大学的前身之一。这两件事放在今天看,分量不轻:一个管钱怎么流,一个管人怎么教。
1900年前后,他手里的差事多到忙不过来。航运、电报、煤铁矿、铁路、银行,还有学堂,哪一样都牵着国家的命脉,又都缺钱。赔款要摊,军费要摊,地方上还要截留。办事的人夹在中间,往上要应付朝廷,往下要应付督抚,往外还得跟外国银行团谈条件。
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称汉冶萍公司,这是当时东亚数得着的钢铁联合企业。厂子建起来容易,养活它难。焦炭、运费、洋匠的工钱,样样要现银;国内又能用掉多少钢轨?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动,只能靠借款周转。这类企业后来背的债,一直背到民国。
1911年,他坐上邮传部尚书的位置。同年铁路国有政策推下去,四川闹起保路,局面一发不可收拾。辛亥革命起来,他跑到日本,1916年在上海病故。一个人从洋务干到清末新政,最后落了个两头不讨好的名声。
后人评他,常走两个极端。一边说他办实业有功,电报、铁路、银行、学堂,都是实打实立起来的;一边说他官商不分,把公家的权当自家的本钱。这两种说法都不算冤他。他既能把事情办成,也能从制度的缝隙里捞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