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陕西乾县瓜婆岭村,两名农民在田间翻土时,锄头碰到了一件硬物。泥土扒开后,一张石刻人脸露了出来。它并不是普通石块,而是一颗雕刻细密、五官清楚的石人头像。
消息送到县里后,文物工作人员很快赶到现场。有人拿着头像反复端详,随后想到乾陵朱雀门外那一排神秘的石人像。那些石人排列整齐,衣着各异,却几乎全都没有头部。难道,埋在农田里的这颗头像,正是其中一尊的遗失部分?
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北部梁山,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陵墓。李治于683年去世,次年葬入乾陵;武则天于705年退位,706年与高宗合葬。两位皇帝共用一座陵园,这种格局在中国帝陵中极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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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陵的特殊,不只在于墓主身份,也在于它至今没有进行大规模地宫发掘。唐末黄巢起义时,军队曾在梁山一带掘挖,传说挖出了一条很深的沟壑,却没有找到墓道。后来又有多次盗扰传闻,但乾陵地宫是否真正被打开,史料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
正因为地宫保持着很强的神秘感,陵园地面上的遗存便显得格外重要。朱雀门外,东西两侧原本立着六十一尊石人像,后世多称“蕃臣像”。他们身穿不同样式的服饰,手中似乎持有笏板,姿态庄重,像是在为帝王守陵。
奇怪的是,石人的头部几乎全部消失。整齐的身体仍在,头颈处却留下断裂痕迹。究竟是建造时没有完成,还是后来遭到破坏?这个问题困扰了研究者很长时间,也在民间留下了许多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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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说称,某位少数民族首领的后人对石像不满,暗中煽动百姓毁坏;也有人认为,石像是在战争和动乱中受损。明嘉靖三十四年,也就是1556年,关中发生严重地震,华县一带灾情尤其惨重。乾陵距离震中区域不远,陵园石刻受到震动并不意外。
不过,地震很难解释所有头像为何同时缺失。石质、断口、位置和周围环境,都需要逐一比对。考古判断不能只凭一个传说,也不能看到裂痕便直接归结为天灾。
1971年的发现,给这个问题打开了一个缺口。农民把头像送到当地文物部门时,工作人员并没有私自处理,而是依照文物管理程序上报。有人问:“会不会就是乾陵的?”专家没有立即下结论,只说:“要拿到石人像前,逐一比对才知道。”
第二天,头像被带到乾陵石人群前。东侧的石像一尊尊试过,直到最后仍未吻合。现场气氛一度沉了下来。随后,工作人员又转向西侧石像,经过比照,头像的断面、颈部尺寸与其中一尊基本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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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发现并不能说明六十一尊石人的全部来历,却至少证明了一个事实:其中一些石像原本确实有头,后来才遭到破坏或遗失。那个被农民从土地里挖出的头像,成为连接文献、遗迹与历史现场的重要证据。
头像归位后,石人的形象也更容易观察。部分石像的面部轮廓、衣着方式与中原汉人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服饰带有唐代胡服特点。唐人所说的“蕃臣”,并非一个单一民族,而是对归附、往来或受唐廷册封的周边部族首领和使者的概称。
乾陵石像中出现这些人物,反映的不是简单的装饰趣味。唐王朝曾通过册封、联姻、设官和贸易,与突厥、吐蕃以及西域诸政权保持复杂联系。把相关人物立在帝陵前,既有守陵仪仗的意味,也是在展示帝国与周边世界的政治关系。
其中一些人物的身份,可能与唐代册封体系有关。吐谷浑王族慕容诺曷钵便曾受到唐廷礼遇,唐太宗时期,昭陵前也曾设置相关人物形象。类似安排延续到高宗、武则天时期,说明这些石像并非随意雕刻,而是有明确的政治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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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石人头部缺失后,许多关于姓名、族属和官职的判断都变得困难。陵前原有的文字记载也历经风雨,部分漫漶不清。考古工作只能结合服饰、姿态、雕刻风格、位置关系及文献记载,进行谨慎推断。
1971年找到的头像,解决的是“石人是否原有头部”这一关键问题,并没有把所有谜团一次性清空。至于石像究竟毁于哪一场灾难,发生在何时,又经历了怎样的搬动,仍需更多材料支撑。历史留下的空白,不能靠想象填满。
乾陵石人无头的故事之所以引人关注,正在于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奇闻,而是一件遗迹、一颗头像和一段帝国历史彼此照应的结果。田地里那次偶然发现,让沉默了一千多年的石像重新获得了可以辨认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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