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这件事情归因于是“一群素质低的大学生欺负了一个老实司机”,甚至归因于“都是洋节惹的祸”的话,那就实在是太简单甚至是太廉价了!
因为就在同一时间,就在天津,也发生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车流拥堵,人群挤满街道,一名司机同样被狂欢的年轻人围堵在路上,整整两个小时才慢慢驶出人群。
但天津的年轻人,没有人砸车、没有人挑衅、没有人施暴。所有人主动安抚、主动让路、轻声鼓励。最后司机深受感动,特意发视频感谢这群温柔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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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座城市,两种人性,两个完全相反的结局。
这也就意味着:问题从来不在节日,不在年轻人爱玩,不在氛围热闹。
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其实是:武汉万圣节事件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短短几个小时里,把一群原本普通、正常的年轻人,活生生变成了肆无忌惮、漠视善意、践踏无辜的“恶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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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回顾一下事件:2026年万圣夜,武汉一名中年网约车司机,按着平台导航,开进了一条“正常通行的机动车道”。他不知道什么是万圣节,大概也不关心。他只知道这单能挣几十块钱。然后人流涌上来,车被堵死了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里,有人往他车顶摞奶茶杯,有人拿马克笔在挡风玻璃上写脏话,有人给轮胎放气,有人砸了他的玻璃。而司机在车里坐了四个小时。没有下车跟任何人争吵。只是在打电话,给乘客解释道歉,给平台报备,报警,甚至一度非常委屈的趴在方向盘上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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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作恶的人大多年轻,而且,很多还是在校大学生!这些读过书、受过教育、理应懂法理、明是非的年轻人,却在人山人海的从众氛围里,亲手扔掉了所有的教养、底线与良知,仗着法不责众的庇护,心安理得的糟蹋低层劳动者的谋生工具,消费老实人的窘迫。
这件事从头到尾,司机没有占道违停、没有恶意挡路、没有乱开乱闯,也就是说,司机是零过错、零违规、零责任,百分之百的无辜受害者。
他唯一的“过错”,就是他在错误的时间,开着合规的车,误入了一群失控狂欢的人群里。
可荒诞的是:制造拥堵的人群,反过来审判被困的无辜者;违规占道的人,理直气壮霸凌正常通行的人。
很多人也许会说:这是“年轻人玩嗨了、太冲动了、过节热闹过头了”。
但热闹不是作恶的遮羞布,狂欢不是违法的免责牌。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起哄滋事、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属于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可依法拘留并处罚款;情节严重、财物损失达立案标准的,直接触犯刑事犯罪。
而最关键的是:道路交通的秩序管控、违规处罚、车辆处置,专属国家交管部门的法定职权。
哪怕司机真的违规占道、真的阻碍交通,普通路人也没有任何一丝权力,私自砸车、毁财、施暴、惩罚。也就是说,社会的底线文明,就是公权归公权,私权守私权,个人无权私刑审判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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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群年轻人最可怕的错误,不只是损坏财物、霸凌他人。而是他们混入人群后便心安理得的僭越了法治边界,把自己当成了马路法官、民间执法者,用群体狂欢的名义,把体面和功德抛之脑后,动用私刑审判无辜普通人。
而这种无视规则、自我赋权、群体施暴的思维,是比砸车毁财本身更可怕一万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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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到这里,所有人都会疑惑一个问题:
那些施暴的年轻人,如果单独拎出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们日常,大概率都是温和、善良、懂礼貌、守规矩的普通人。
他们应该不会单独去砸一辆车、不会单独欺负一个中年人、不会单独做恶毒的事。
但为什么,一旦凑成群体、混入狂欢人潮,他们就瞬间换了一副嘴脸,肆无忌惮作恶,毫无愧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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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被称为“幸福博士”的爱德华·迪纳曾专门围绕节日、匿名、群体行为做过一场覆盖1352名儿童的大型万圣节实验。
研究人员将孩子分为三组:单独行动组、群体匿名组、群体责任转移组,被安排走进西雅图的27户不同的家庭。
每个家庭的门口,都摆有糖果和钱币。女主人会跟这些儿童说,每个人只能拿一颗糖果。她还会问一些儿童的姓名和住址。
另外有些女主人会声称,如果有钱币或额外的糖果被拿走,她会找最小的孩子来负责。
实验结果表明,独自行动的孩子,偷拿违规比例仅8%;
群体匿名状态下,违规作恶比例飙升至21%;
而群体+匿名+责任分摊的状态下,超过50%的孩子主动违规、肆意偷拿、毫无顾忌。
迪纳由此证实了心理学经典的去个性化效应:
当人处于黑夜、节日、面具伪装、人群匿名的环境中,自我意识会快速下降,道德约束会自动松弛,责任感会无限稀释,模仿性攻击行为会大幅飙升。
通俗来讲:当一个人觉得“我不是我、没人认得我、责任不在我”时,作恶的心理成本,会无限趋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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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武汉万圣夜当晚:黑夜、面具、妆容、人山人海、节日狂欢、匿名围观。
六大条件叠加,直接构成一台工业级、全自动的道德卸载机器。个体的良知被淹没,个人的底线被稀释,单独的善意被群体的躁动彻底吞噬。
所以,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里就说:“人一旦融入群体,智商会瞬间降级成群体的智商,而群体的道德下限,取决于现场最莽的那个人。”
而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通过非常著名的从众实验证明:在明显正确、正确率可达99%的简单事实面前,只要群体多数人持续输出错误行为,75%以上的个体会放弃自我判断、跟随群体犯错,哪怕明知行为错误,也会被群体压力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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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武汉这件事里,有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是那种连锁的恶意崩塌:当第一个人把奶茶垃圾放在司机车上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制止?反而引发的是接下来有人用马克笔和口红在司机车上写脏话?而此时也没有人为此感到羞耻?反而有人开始给汽车放气、砸车、泄愤,众人竟然跟风起哄、拍照围观、甚至传播扩散。
善意沉默,恶意狂欢。底线退让,野蛮上位。
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集体氛围里,集体放弃思考、集体放弃良知、集体放弃底线。
而这和我们深恶痛绝的校园霸凌、群体性暴力、围观式伤害,本质一模一样:
始作俑者撕开缺口,围观人群纵容邪恶,从众个体推波助澜,最后无辜者独自承担所有伤害。
至此,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极其刺耳、却无可回避的教育真相:他们是寒窗苦读十余载、通过层层筛选走出来的新生代,是接受过系统德育、法治教育、素质培养的高学历群体。按常理来说,他们本应是社会底线、文明良知、规则敬畏的坚守者。
但结果,最后走出校园,他们面对无辜底层劳动者的时候,展现出来的,竟然是冷漠、刻薄、恶意、霸凌。
这暴露出我们教育,或者说,至少是这群人所受到的教育,是有非常大的人格漏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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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的年少轻狂不是恶,从众跟风也不是原罪。
真正可怕的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目睹无辜者的无助绝境时,没有愧疚、没有不忍、没有制止。反而把他人的苦难,当成狂欢的佐料。
要知道,比一群年轻人临时作恶更可怕的,是一代人共情能力的缺席、人性底色的荒芜、教育人格的塌陷。
热闹终会散去,节日终会落幕,但这场群体性人性滑坡留给社会的拷问应该被我们好好讨论:
我们的教育,似乎一直在拼命教会孩子优秀、拔尖、张扬、独特。却几乎没有认真教会孩子:克制、悲悯、体谅、不伤人。
而当知识不再涵养良知,当教育不再培育善意,当年轻的聪明人失去了对普通人的悲悯与敬畏的时候,在下一个人人都可以扮鬼的晚上,我们究竟要用什么来保证,活人不会变成鬼?
本期推荐书籍:《教育的重建》——杨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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