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参考来源:《朱镕基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朱镕基答记者问》、《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98年—2002年)》、中国新闻网《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真相直击》(2000年)、《南方都市报》“写在朱总理任期将满之际”系列报道(2003年)、百度百科“9898”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词条
1998年的夏天,来得又急又闷。
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的洪水一天天上涨,九江的长江大堤出了险情。
沿海的港口里,一船船没有报关的货物正悄悄靠岸。
北京城里,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刚刚动刀,几十个部门的牌子要摘,成百上千的人要换岗。每个办公室里的话题,都绕不开这件事。
这一年,朱镕基年近七十,上任国务院总理还不到半年。
三条线同时压在他肩上:经济要稳住,机构要精简,走私要打掉。
每一条都在动别人的饭碗,每一条都会有人不高兴。
据后来流传的回忆文章讲,就在这段日子里,有人把对这位新总理的不满,一层层递了上去。
话传得多了,场面上的气氛也跟着变了。原先熟络的人变得客气,客气的人干脆不开口。
等到谁都不愿接话的那一刻,一句来自最高处的话,让他压在心口的那块石头落了地。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又落在哪一段时间里,得把1998年前前后后的事一件件捋清楚……
![]()
[一]【新总理的第一次亮相】
要说1998年的朱镕基,得先把时间往前拨几年。
按《朱镕基讲话实录》的记载,1991年4月8日,他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此后长期在经济领域主事。
自出任副总理以来,他帮助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这在当时是一张拿得出手的成绩单。
1997年9月,他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由第五升到第三,外界对他下一步的位置,心里早就有数。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任期从1998年3月17日算起。
据当年的媒体记述,投票结果宣布的时候,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几次打断了大会执行主席推进议程的节奏。
两天后的3月1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坐满了中外记者。
这是他当上总理后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
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纲领。
这几个数字,当年的报纸几乎都登过。
“一个确保”,是确保当年经济增长达到8%,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内,人民币不贬值。
“三个到位”指的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金融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三件事都要在三年内见到眉目。
“五项改革”说的是粮食流通、投融资、住房、医疗和财税这几块。
那一年的背景也不轻松。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出口受阻,国内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
周边一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能不能守住,国际上盯得很紧。
在这样的关口接手政府的担子,等于一上任就得过几道坎。
记者招待会上,他有一段话后来流传极广。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台下的记者记了满满几页纸。
后来几年里,他在别的场合还几次提到这几句话,可见这不是一时的场面话。
对普通人来说,一个新总理的表态,听过也就听过了。真要看这话有没有分量,得看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手里的刀往哪儿落。
[二]【刀口先对着自己】
新班子上任后的头一件大事,是国务院自己的机构改革。
3月24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朱镕基在会上作了讲话。
这篇讲话后来收进了《朱镕基讲话实录》。
他在会上提到了马克思讲过的“廉价政府”,意思是一个精简、成本很低、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并要求大家以身作则。
话讲得朴素,账算得具体。国务院副总理由上一届的6位减到4位,国务委员由8位减到5位,国务院正副秘书长由10位减到5位,机关工作人员也要减掉一半。
从上到下,先拿最高层的编制开刀。
接下来是部委的“瘦身”。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来的40个减少到29个。
一批按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专业经济部门被撤销或降格,原来的机构框架就此松动。
到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
数字摆在这儿,不用多说。每一个被撤掉的牌子背后,都是一批人的去向问题,一批人的老关系、老习惯。
有的人要转岗,有的人要分流,有的人守了一辈子的办公室,一夜之间没了名分。
还有一件事,几乎和机构改革同时在推。
1998年2月28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明确提出当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
实行了几十年的福利分房,就这样给出了终止的时间表。
想想看,那一年的春天,部委要精简,住房要改制,国有企业要脱困,金融要整顿,样样都是硬骨头。
这类改革有个共同点:好处是长远的、散在整个社会里的,代价却是眼前的、集中落在具体某些人身上的。
动得越快,听到的怨言就越多,传出去的话也越杂。
有人说步子迈得太大,有人说摊子铺得太开,也有人只是私下里摇头。
对朱镕基来说,这些议论并不陌生。他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就有“说话不留情面”的名声。
到了总理的位子上,嗓门没有降下来,要办的事反倒更多了。
机构改革是刀口向内。同一个春夏之交,他的目光已经落在了另一件事上,那就是沿海一带越闹越凶的走私。
![]()
[三]【漏水的桶】
走私这件事,不是1998年才有的。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一年比一年猖獗,汽车、钢材、成品油、糖、粮食,什么利大走什么。
国家的关税收入像一只漏水的桶,窟窿不堵,倒进去多少都不够。
1998年7月,中央下了决心。7月13日至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
朱镕基在会上作了讲话,题目是《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7月15日发表。
讲话里有几个要点。他部署在全国迅速开展大规模的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强调要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同时深化改革,建立反走私的新体制。
新体制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大事记》里有概括。
一是组建国家缉私警察队伍,专司打击走私犯罪;二是以海关为主,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联合缉私,查获的走私案件由海关统一处理;三是改革缉私罚没收支管理办法,坚持收支两条线。
这三条看着是技术性的规定,其实各有所指。
缉私警察队伍的设立,是要解决海关查得了货、抓不了人的老毛病。
罚没收支两条线,是要掐断“罚没款返还单位”这条链子,免得缉私变成创收。
会议上还有一层意思,是对“法人走私”的判断。
讲话指出,单位、部门名义下的走私,尤其是带有特殊背景的走私,是走私屡禁不止的症结,也让反走私斗争更复杂、更艰巨。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判断并不空泛。
讲话中有一句话,当时听到的人记得很牢。他要求对走私犯罪“依法杀一批人,杀一儆百”。
话说得重,但放在当时的情形里,有它的缘由。
走私的偷逃税款动辄上亿,不拿出震慑的办法,光靠发文件、开大会,管不住那么大的利益。
会议开完才过了一个月,湛江就出了事。
1998年8月19日,湛江海关的缉私艇在雷州市吉港截获了一艘走私船。
海关人员上船检查的时候,被五十多个打手团团围住毒打,船上的货物当着他们的面被全部运走。
一场刚刚部署完的全国行动,隔了不到四十天,就在广东沿海遇上了这样的事。
堵截走私的执法人员被围殴,货物被光天化日之下运走,这样的事要是不管,刚立起来的规矩就成了一纸空文。
1998年9月初,朱镕基接到群众举报,十分震怒,立即指示查办此案。
举报材料里讲的,不只是吉港那一晚的事。群众检举的是湛江走私活动长期猖獗的整体情况。
这份材料递到国务院之后,一件后来被称作“9898”的大案,进入了正式查办的程序。
这一年的9月,距离那场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刚过去不到两个月,距离新一届政府成立不过半年。
[四]【九月的湛江,和一屋子的沉默】
1998年9月8日,一架飞往湛江的飞机和一列开往湛江的车队,几乎同时出发。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由中纪委牵头成立领导小组,并从有关单位抽调精兵强将,组成联合工作组,调查处理湛江存在的严重问题。
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领导小组由中央纪委牵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广东省共同组成,纪检、公安、检察、海关、审计等部门的人员一批批奔赴湛江。
人手是抽调的,来自不同的系统,各有各的上级,各有各的规矩。
湛江这边的情形,比最初举报材料里写的还要复杂。
办案人员后来发现,这个案子涉及的党政部门多,关联的团伙多,牵扯的人员广。冰山露出来的,只是一个小角。
海关、边防、商检、港务,几乎所有该把关的口子都有人伸手。
走私团伙靠金钱把这些部门的关键岗位一一打通,通关费明码标价,一辆走私汽车三万港币,一吨钢材二百六十元,一吨成品油一百八十元上下。价码摆得清清楚楚,像做正经买卖。
更让人不踏实的是,走私团伙里有的头目背景很深。
号称“走私汽车大王”的陈励生,父亲正是湛江市委原书记陈同庆。
一个案子往下挖,挖出来的是一张网,网上牵着的是一层层的关系。
案子在湛江,可压力不在湛江,在北京。
把镜头拉回到1998年整个夏天的北京。机构改革的牌子一块块摘下来,人员一批批要分流。
走私的整治刚刚部署,每一个沿海省份都在掂量自己的账本。
洪水从七月涨到八月,总理本人两次下到湖北,8月8日至9日,他到湖北直接指挥防汛抗洪。
一个人同时站在三个风口上,身上哪一处不被人盯着?
一个案子越查越深,一场改革越推越难,议论越聚越多。
而那一年,这位总理已经把话说在了前头:前面是地雷阵也好,万丈深渊也好,都不会回头。
话说出去容易,真遇上无人应声的时刻,一个人的“义无反顾”能撑多久,没有人知道。
就在这个最僵、最冷、最没有退路的节骨眼上,江泽民开了口,说出了一句话。
朱镕基悬了许久的那颗心,竟在这一刻稳稳地落了地,可这句话背后的来龙去脉,外人知道的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