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至正二十三年，也就是1363年，鄱阳湖上风急浪高，陈友谅率领数十万水军，乘楼船直逼洪都。守城的朱文正只有几万人，却硬是撑了数月。此时的陈友谅，已经不是普通的起义军将领，而是控制长江中游、拥有强大水师和广阔地盘的一方霸主。
洪都久攻不下，给了朱元璋调兵遣将的时间。等朱元璋率军赶到，鄱阳湖大战随即爆发。这场决战的结果大家熟悉，但过程并不轻松。陈友谅的巨舰高大坚固，兵力也占优势，朱元璋一度处在危险之中。能把朱元璋逼到如此境地，陈友谅的实力，确实不可小看。
有意思的是，陈友谅最初并没有显赫出身。他出生在湖北沔阳一带的渔民家庭，年轻时曾在县衙做文书。这样的经历让他接触了地方行政，也让他比许多起义军首领更熟悉文书、钱粮和官府运转。
他不是只会抡刀冲锋的人。
元末社会秩序崩坏，底层出身的人很难凭读书真正改变地位。陈友谅在县衙中看到了权力的门槛，也看到了普通人的局限。1351年，徐寿辉在蕲州一带起兵，红巾军声势渐起，陈友谅加入其中。对他而言，这不仅是反抗元朝的机会，也是改变个人命运的通道。
陈友谅很快被倪文俊注意到。倪文俊有才干，掌握军政大权，曾提拔陈友谅。陈友谅则凭借熟悉地方情况、办事果断，逐渐拥有了自己的队伍。两人一度关系密切，但乱世中的上下级关系，往往经不起权力变化的检验。
倪文俊后来谋划夺取徐寿辉的权力，事情败露后逃往黄州，试图投奔陈友谅。按照常理，这位既是旧上司、又有知遇之恩的人，至少应该得到庇护。陈友谅却选择了另一条路：杀掉倪文俊，将其首级送给徐寿辉。
有人问：“他难道不怕背上忘恩负义的名声吗？”
对陈友谅来说，名声远不如实力重要。除掉倪文俊，一方面能够向徐寿辉表示效忠，另一方面也能接收倪文俊留下的兵马和地盘。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次带有明确目的的政治选择。
这件事也暴露出陈友谅最突出的性格：敢下决心，敢承担后果，更敢把别人的顾忌变成自己的机会。当时许多将领还在讲旧情、论资历、顾忌名分，他已经开始用结果说话。
徐寿辉建立天完政权后，依靠邹普胜、赵普胜、丁普郎等将领，逐步占据湖北、江西和湖南部分地区。陈友谅便是在这样的军事集团中成长起来的。他看得很清楚，徐寿辉有号召力，却缺少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真正掌握兵权的人，才有资格决定政权的走向。
1360年，陈友谅控制了徐寿辉的核心力量，并将其杀害，随后在江州称帝，国号汉。此举意味着他彻底撕掉了部属身份，也把自己推到了众矢之的的位置。朱元璋、张士诚以及元朝残余势力，都不会容忍长江中游出现一个强大的汉政权。
陈友谅的优势十分明显。他控制江西、湖北等战略区域，拥有长江水运条件，部队数量庞大，麾下也不乏善战将领。更重要的是，他敢于主动出击，不满足于守住已有地盘，而是把目标放在东进应天、消灭朱元璋上。
但他的短处同样致命。
陈友谅太相信兵力，也太急于证明自己的强大。鄱阳湖决战前，他带着巨舰深入湖区，船只虽然高大，却转向困难。朱元璋利用火攻、小船灵活和分割战术，反复削弱汉军。陈友谅的军队人数多，指挥体系却未必同样高效，庞大反而成了调动上的负担。
1363年八月，陈友谅在湖口附近中箭身亡，汉军随之瓦解。这个结局并不能抹去他的能力，却说明乱世中“敢打敢拼”还不够。权力需要谋略，战争需要耐心，庞大的军队也需要稳定的统帅体系。
当年明月用“心黑手狠，胆大妄为”评价陈友谅，确实抓住了他的锋利一面。不过，这八个字若只理解为凶残，也不够全面。陈友谅有见识，有执行力，有整合兵力的能力，还能从一名县衙文书一路走到称帝，这本身就是极强的个人能力。
遗憾的是，他把这种能力更多用在了夺权和决战上。杀倪文俊，使他迅速壮大；除掉徐寿辉，使他登上帝位；急攻洪都、决战鄱阳湖，却又把自身弱点暴露无遗。陈友谅的一生，几乎每一次跃升都伴随着高风险选择，而每一次选择，也都在把他推向无法回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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