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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要去罗马看看贝尼尼的雕像,立刻就能明白,她正在体验高潮,这一点毫无疑问。”——雅克·拉康
拉康谈论的是这个雕像:大师贝尼尼的代表作,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人像雕塑作品(恐怕不需要之一),17世纪西方雕塑最高峰——《圣特雷莎的狂喜》。
这座雕塑的争议一点也不比它的成就小:它位于罗马胜利之后圣母堂(这个名字真拗口),1652年雕刻完成,距离启蒙运动还有100年,宗教、教会的势力相当强大,更别提还是在教廷的大本营罗马,所以哪怕是这种细微的表情方面的暗示,都被会被抓住无限放大。
这并不是后人的过度解读,当时人们就发现了:圣特雷莎圣女,其表情并不像是感受到上帝和天使降临的喜悦,反而像是体验某种欢♂愉。因为贝尼尼天才的技巧,让这种欢♂愉的表情过于形象,谁看了都往哪方面想。
甚至于,这个在宗教故事里本来是“手持上帝金色长矛的炽天使”,却非常像希腊神话里的丘比特,而半躺的圣特雷莎则像爱神维纳斯。这比涩涩的表情还夸张,因为这是在基督教教堂里,丘比特和特维斯可是异教神祇,这是大不敬中的大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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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基督教掌权后,可是砸遍了古希腊古罗马所有雕塑,从万神殿中的朱庇特,到图拉真纪功柱上的图拉真——神和人无一幸免。而贝尼尼竟然要把异教神祇“借壳上市”,光明正大摆进教堂之中,真是胆大包天。
以至于雕塑刚刚落成,罗马另一位著名建筑师博罗米尼就对此展开了全面攻击(同行是冤家),他表示整座雕塑就是一个“性暗示”作品,放在教堂之中是巨大的亵渎。
很快,在罗马街头流传了一份攻击贝尼尼的匿名小册子《Il Costantino messo alla berlina》(罗马版大字报),表示贝尼尼在塑造胜利圣特雷莎时,把这位最纯洁的圣女从第三重天拖进了泥土,使她成为一个不仅俯卧,而且遭受淫辱的维纳斯。
历史学家莫尔曼多还为这件雕塑总结了四大不敬,可谓杀气腾腾:
第一体态大不敬:圣女双腿分开、身体松弛后仰、头部后仰、嘴唇微张的体态,这种姿态只会出现在堕落女性的身上。
第二姿势大不敬:炽天使表情一脸猥琐,手部甚至有揭开圣女外衣的动作,这哪里是上帝的使者引领圣女升天啊,这分明是一对狗男女欲行(不)和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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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容貌大不敬:历史上的特蕾莎经历这场灵视时已年近四十,且是长期苦修的加尔默罗会修女,但贝尼尼把她刻画成十六七岁的少女面容,肌肤饱满松弛,完全去掉了苦修的沧桑感,下头男凝视了家人们。
第四形象大不敬:就如上文所说,这不像是圣女和炽天使,反而像是维纳斯和丘比特。
这场争议很快蔓延出国界。英国作家安娜·詹姆森来罗马出游时见到了贝尼尼的雕塑,虔诚的作家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在其著作《修道院会史与艺术》表示:天使和圣女的动作,简直就是某种亵渎之事(指性行为)的戏仿行为,更把它放在了教堂里,实在是飞龙骑脸了,并表示“即使是最不愿意破坏艺术品的人,也会忍不住想向这件雕塑投出第一块石头” 。
我们现代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首先要明确这一点:艺术家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艺术家在作品中为了追求艺术表达所体现的思想,以及作品在历史发展中客观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三个需要分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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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尼尼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是教廷的大红人,是几任教皇的首席雕塑师,是罗马城最重要的装扮者。但是,这并不妨碍贝尼尼就是在其雕塑中夹杂了大量的性暗示、异教神祇隐喻,这并不冲突。
传统保守主义辩护经常说:贝尼尼只是忠实再现圣特雷莎自己超凡体验的文字,情色意味只是过度解读,是你自己心里脏看什么都脏。
但是,现代研究通过分析贝尼尼大量笔记、手稿、雕塑草稿认为,这种性暗示处理方式就是贝尼尼有意为之的。
这里所谓“有意”,当然并不意味着贝尼尼心里藏着一个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准备借着给教廷交作业的机会偷偷搞反宗教宣传。贝尼尼没有理由主动砸自己的饭碗,更没有证据表明他想借这座雕塑攻击教会。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很可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调动哪些视觉经验,也知道这些经验会给观众造成什么感受。
他知道仰卧的年轻女性意味着什么,知道充满暗示意味的表情代表着什么,知道手持金箭的有翼少年会让受过古典教育的人想到什么,更知道维纳斯和丘比特在欧洲艺术史上拥有怎样漫长的图像传统。于是,这件作品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出现了:贝尼尼未必想解构宗教,可他为了把圣女特蕾莎所表达的宗教经验表现到极致,主动借用了世俗情欲最成熟、最有效的一整套视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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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尼尼绝非那种只会按照甲方要求生产圣人像的宫廷匠人,他是站在风口浪尖的大艺术家,他是一个对人的身体、动作、表情和情绪异常敏感的艺术家。宗教题材给了他一个宏大的名义,而他真正调动的,依旧是自己最熟悉的东西:人,和人的身体。
其实从米开朗基罗到卡拉瓦乔再到贝尼尼,这个脉络非常明显。卡拉瓦乔的故事我在这篇文章里详细讲解过,他用妓女做模特画圣女,用同性恋做模特画圣徒,用潘神、酒神、河神等异教神祇暗示基督教的故事,堪称解构主义之鼻祖,教廷对他火冒三丈却又毫无办法,谁让他是当世最优秀的画家呢?
但是,卡拉瓦乔同样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卡拉瓦乔坚持用底层流民、妓女、性少数者做模特,不是为了打破精英对艺术的垄断,而是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圣经里的圣母本就是木匠的妻子,圣马太本就是被唾弃的税吏,耶稣的门徒本就是底层渔夫与流民,他画的才是最真实的圣经,才最能让底层信众共情,反而学院派那些完美的贵族化圣像,才是对宗教叙事的背离。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创作,才是真正符合教廷反宗教改革的需求的。
今天再讲讲祖师爷米开朗基罗。他当年的《圣母怜子》(哀悼基督)同样收获了与贝尼尼同等的争议。众所周知,圣母玛利亚是基督的亲娘,但是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中却是一个少女抱着老头,倒反天罡了属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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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有保守主义老登批评,米开朗基罗把圣女创作的这么年轻、这么美丽,如果有流浪汉看了念念不忘,晚上在垃圾堆里回忆着圣母的容貌手冲该怎么办啊!这是何等的亵渎啊!
真是虎狼之词。所以说自古以来的“低级红,高级黑”们都是一个模样,你说这不是给米开朗基罗递刀子么?他老人家诗书画雕塑“四绝”,专门写了一首诗来回应:“圣母是世间最纯洁/从未有过丝毫邪念的人/她的身体不会被岁月和罪性侵蚀/永葆青春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早期基督教曾经对偶像和圣像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一神教的教义就是禁止把神圣存在固定成一个可以被观看的形象。可宗教终究要面对现实:中世纪的欧洲绝大多数普通人不识字,教义如果永远停留在抽象文字里,就很难真正进入人民生活。于是图像被一步步接受,壁画、镶嵌画、圣像、雕塑成为另一部写给不识字者看的《圣经》。宗教第一次为了传播自己,向人的感官作出了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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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图像一旦进入教堂,事情便再也无法完全按照神学家的设想发展。最初,宗教艺术仍然竭力把身体约束在一种超越世俗生活的程式之中:圣人的身体属于神学,面容属于象征,姿态属于仪式。美当然存在,但这种美必须服从神圣秩序,不能轻易让观众忘记自己面对的是圣徒而产生纯粹世俗的爱慕。
可到了文艺复兴,伟大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撕开了历史的帷幕,三杰开始用现实世界中最优美、最健壮、最富生命力的身体去描绘圣母、基督、先知和天使。教堂仍然讲述天堂,人们看到的却越来越是人的肌肉、人的青春、人的面容、人的情感。
米开朗基罗把古希腊人对于人体尊严的发现重新带进西斯廷礼拜堂,拉斐尔让圣母拥有年轻母亲的温柔,达·芬奇让宗教人物第一次如此深地拥有人的心理。教会需要这些作品,因为旧有程式已经不足以抓住正在觉醒的世俗社会;可每接受一次这样的艺术,它也就不得不承认一次:想让人相信神圣,首先必须让神圣变得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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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就是上文中讲过的卡拉瓦乔和“世俗派”绘画的崛起,他们不满足于把圣徒画得美,他干脆让街头的穷人、流浪汉、劳动者、妓女和普通市民进入宗教叙事。圣徒有了肮脏的脚,老人有了真实的皱纹,死亡带着尸体的重量,神迹发生在昏暗的酒馆和拥挤的房间里。过去需要仰望才能看见的神圣,突然混进了罗马街巷的人群。
教会当然会愤怒,但是,群众认得这些脸,认得这些手,认得这种贫穷、恐惧和死亡。宗教为了重新抓住人民,只能再次后退一步,让普通人的现实经验进入祭坛。
然后就是巴洛克,就是贝尼尼的时代。仅仅让圣徒长得像普通人已经不够了。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一个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喧闹、越来越习惯感官刺激的社会,需要更强烈的东西。
于是,教堂开始打开穹顶,天堂仿佛从屋顶直接坠落;隐藏的窗户把阳光变成神恩;大理石开始像衣服一样翻卷,青铜开始像火焰一样燃烧,音乐、建筑、绘画和雕塑共同包围人的身体。过去宗教要求信徒压抑感官,巴洛克却调动了人的全部感官;过去宗教警惕肉体带来的诱惑,巴洛克却必须利用肉体的震颤来制造信仰。
这就是贝尼尼这件涩涩圣女的时代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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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宗教原本长期警惕肉体,到了巴洛克时代,却不得不依靠肉体来重新证明自己。圣徒必须流血,信徒才相信牺牲;圣母必须流泪,观众才感到悲伤;圣特雷莎必须像是体验到了人类至高欢♂愉,观众才相信圣女确实接收到了所谓上帝神启。
一个本来要求人克制欲望的宗教体系,在最辉煌的视觉艺术里,反而越来越依赖欲望、疼痛、恐惧、爱恋这些极其人间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贝尼尼最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于他究竟有没有某种现代意义上的“反抗意识”。这个问题很容易把历史人物简单化。更值得讨论的是——艺术自身常常比艺术家的思想走得更远。卡拉瓦乔如此,贝尼尼也是如此。
圣特雷莎原本是在谈上帝,贝尼尼却必须借助人的身体来让上帝变得可见;教会原本希望观众看见神圣之爱,观众却同时看见了女性的快感;天使原本是上帝的使者,可一旦他的姿态与丘比特如此接近,古典异教世界便从基督教祭坛背后重新探出头来。这里发生的事情极其微妙:宗教没有被推翻,教堂也没有被拆掉,可神圣世界对图像意义的垄断已经出现裂缝。
所以,贝尼尼真正推动的历史变化,大概并不来自某种隐藏的反宗教意识。他做了一件更加有力量的事情:他让人的身体真实到了无法被神学彻底收编的程度。当一张脸太像真实的欢♂愉,当一个姿势太像现实中的肉体经验,当观众已经能够凭自己的身体记忆理解雕塑时,宗教解释便只能成为众多解释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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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就是艺术经常比思想走得更远的地方,艺术家也可能忠诚于自己的赞助人,可一旦他们把人的经验表现得足够深,作品便会获得一种超出主观意图的力量:米开朗基罗仍然在为教皇工作,却让人的裸体重新拥有古希腊式的尊严;卡拉瓦乔仍然画圣徒,却让贫民的脚、皱纹和死亡进入神圣空间;贝尼尼仍然歌颂神恩,却让女性的颤栗和快感成为表现天堂的语言。
甲方从未缺席,也永远讨厌,历史却已经悄悄换了方向。
这才是其中最美妙、也最残酷的矛盾:宗教越想留住人,就越必须向人让步;越想证明天国,就越必须调用尘世;越想压制人的身体,就越需要通过身体制造信仰;越想宣布欲望低微,就越不得不借助欲望最强烈的语言来描述所谓神圣狂喜。
于是,在历史进程中,宗教每一次为了维护自身地位而采取的措施,都在一点一点扩大人和世俗世界的位置。
历史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地方正在这里:宗教为了抵抗世俗化,不断寻找更加有效的方式吸引人;而它找到的每一种有效方式,几乎都来自世俗生活本身。最后,真正战胜宗教的甚至无需始终是宗教外部的敌人。人的身体、人的情感、人的理性和人的生活经验,在宗教内部一点一点生长起来,最终撑破了原先容纳它们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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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历史道路里有一种近乎宿命的意味,这就叫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宗教原本宣称人的本性需要被约束,人的欲望需要被驯服,人的身体需要服从更高的精神原则,可它真正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时,却只能越来越依赖这些曾被它怀疑的东西。因为抽象的神学不会流泪,教条不会颤抖,戒律本身也没有体温。
真正能够使人感动的,始终是人的爱、人的恐惧、人的疼痛、人的身体和人的欲望。宗教可以给这些东西换一个名字,把爱情称为圣爱,把狂喜称为神恩,把身体的战栗解释成灵魂升天,可它无法凭空创造一种超出人类经验的感情。它最终只能从人的世界里借取语言。
而借来的东西,迟早要回到它真正的主人那里。
人类历史有时候就这样向前走:旧秩序为了延续自身,不断吸收新的经验;吸收得越多,新经验就越难重新被关回原来的框架。到最后再回望,所谓的旧秩序已然变成了“特修斯之船”,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正所谓——
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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