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1月25日，北京，军队授衔工作进入补充阶段，几位身经百战的将领迎来了迟到的军衔。此时，1955年大授衔已经过去数月，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和少将的主体名单早已确定，但有些将领因为职务调动、工作性质或当时不在军队序列之内，未能同时参加授衔。
这件事容易被忽略。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的共有55人，中将175人。后来统计开国上将为57人，中将为177人，多出来的四个名额，正是后续补授形成的。
他们并非战功不足，更不是名单遗漏，而是授衔时机不同。
王建安是其中第一位受到关注的将领。1956年1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对于这位从土地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指挥员来说，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王建安早年参加红军，长期在作战部队担任指挥职务。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逐渐显示出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的特点。解放战争中，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后来又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参与莱芜、孟良崮以及渡江作战等重要战事。
他的作战风格很鲜明：既重视正面突击，也讲究战场机动，不把部队消耗在无谓的硬拼上。华东战场战事密集，部队调动频繁，兵团级指挥员既要看清全局，也要能在关键时刻下决心。王建安在这些战斗中积累的威望，成为后来授予上将的重要依据。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还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面对武器装备占优的对手，他强调以灵活的小部队行动牵制敌军，把局部战果逐步积累起来。有人问：“装备差距这么大，怎样打出战果？”他的思路很实际：不与对手比消耗，而是寻找对方薄弱处。
与王建安情况相近的另一位，是李聚奎。不同的是，他直到1958年才被授予上将军衔。
李聚奎很早便进入红军主力部队，曾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长征途中，红军多次面对追堵和险要地形，担任先头部队的指挥员，往往要承担最危险的任务。李聚奎率部执行过开路、掩护和阻击任务，作战果断，部队行动迅速，因此在红军将领中颇有声望。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不同岗位上承担军事指挥与后勤保障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李聚奎并不是一直在军队系统内任职。1955年授衔时，他已经转到地方重要工作岗位，因而没有列入当年的授衔名单。
这也是他晚于其他将领授衔的主要原因。1958年，李聚奎重新回到军队工作后，补授上将军衔。军衔来得晚，却没有改变他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位置。
两位补授中将的经历，则呈现出另一种类型。
聂鹤亭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北伐战争时期，他曾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时，他随部参加了这场重要起义；同年广州起义中，也能看到他的身影。能够先后参加两次重要起义，在早期革命将领中并不多见。
1929年以后，聂鹤亭进入红四军工作，逐渐转向参谋岗位。参谋工作不像冲锋陷阵那样显眼，却直接关系到部队行军、作战计划和兵力调配。聂鹤亭在这一领域积累多年经验，后来担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参与解放中南地区的作战部署。
1956年1月25日，聂鹤亭被授予中将军衔。这个时间点与王建安相近，二人都是对1955年授衔名单的重要补充。
贺诚的道路更为特殊。他不是以一线指挥员身份成名，而是人民军队早期的卫生工作者。贺诚受过医学教育，参加革命后长期负责部队医疗和卫生建设。
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中的伤员救治，是决定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环节。一个负伤战士能否得到及时处理，往往影响的不只是个人生死，也关系到整个部队的士气。贺诚在红军、八路军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奔走于医疗救护和卫生组织岗位，为军队卫生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有人只看战场上的攻城略地，容易忽视医院、担架队和卫生机关的作用。贺诚的经历说明，革命军队的功勋并不只属于冲锋在前的将领，也属于那些在后方与伤病作斗争的人。
1958年，贺诚被授予中将军衔。至此，1955年之后补授的四位将军全部明确：王建安、李聚奎补授上将，聂鹤亭、贺诚补授中将。四人的经历一位重在兵团指挥，一位经历军地转换，一位长期负责参谋工作，一位专注军队医疗，恰好折射出人民军队功勋构成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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