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蒋介石让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给宋希濂、钟彬等人送去了自己的亲笔信，然而小蒋却在我军进攻之际，率先离开了是非之地。
当天夜里前线炮声隐约可闻，小蒋心里发虚，天不亮就催着保镖和司机上路。车开到车盘洞，轮胎坏了，他派人跑回白马山，把钟彬那辆小汽车的备用轮胎卸下来装上，继续往南跑。
老蒋的儿子用司令官的车胎逃命，而司令官自己后来就是因为没了车，只能走水路，一头撞进了我军的侦察排。
大难临头各自飞
这钟彬一看小蒋都走了，自己还在这里玩什么命呢，于是也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准备跑路。
而钟彬在临走的时候，还自欺欺人地跟手下人说：“我到涪陵布防联络力量，再到重庆要点给养”，之后就上了木船顺乌江而下。钟彬原计划先到涪陵，再转重庆，然后想办法去香港。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乌江在涪陵汇入长江，白涛镇是必经的水路咽喉。
我四十七军一三九师四一六团先头侦察部队比钟彬早一步到了那里。侦察排长韩喜，山东人，带着战士在江边设伏。
天黑下来的时候，钟彬的船出现了。
韩喜后来只说截住了一条船，从船上带下来一个“瘦小个儿”的军官。这个军官被送到团临时指挥所，副团长苗汝鹍从他身上搜出了那封蒋介石的亲笔信。
苗汝鹍看完信，抬眼问了一句：“你就是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对方沉默了一下，说：“嗯，真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
人生海海
钟彬被俘之后说法就比较多了。台湾方面写的是钟彬在 1949 年秋天被俘，年底在北平景山跳崖身亡。
但是沈醉和宋希濂的回忆录里都提到，钟彬被俘后先关在重庆白公馆。
一九五〇年六月，陈赓到白公馆看望黄埔一期的老同学宋希濂、钟彬、曾扩情等人，还在“梅园”预审处的会议室请他们吃了顿饭，饭菜是干部伙食团做的，比较丰盛。能吃饭、能会客，说明人还好好的。
最接近真实情况的，可能是重庆看守所管教人员姜昭阳的记述。他写道，白公馆看守所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组建，首批收押的人里就有钟彬。
钟彬后来于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被转押到别处，再往后就没有明确的记载了。钟彬的女儿多年后从美国联系国内的文史研究者，说她家至今不知道父亲的下落，她几次回国寻找都没有结果，问过移居美国的宋希濂，宋希濂的回答是“我也不清楚”。
一个曾经统兵数万的中将，最后连自己的结局都成了一团迷雾，个人之命运，在历史的大浪潮中，就是如此的脆弱和无奈。
钟彬这个人，他身上的矛盾其实是很典型的。一方面，他是真能打仗的。当年远征军在滇西打松山、打龙陵，他带的七十一军是主力，部下老兵回忆起来满是敬重。
但是作为指挥官，他在最关键的时刻选择了丢下部队自己跑了。
宋希濂在回忆录里没有直接批评过他，但沈醉那句“送终兵团”的戏称，多少藏着几分说不出口的叹息。
一个对士兵客气到亲自上课的军长，一个拿过勋章的抗日将领，在政权崩盘的最后时刻，没有选择战死，也没有选择起义，而是只身提着金银细软上了船。
生死危亡之际，最见人心啊。
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很多国民党将领的困境。他们效忠的那个体系已经烂到不能再烂了里，可他们个人和这个体系绑得太紧，松不开手。
钟彬在黄埔的时候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在陆军大学中则是正则班第九期毕业。蒋介石在信中叫他“中兵”，有人猜这个称呼是拿象棋里的“中兵过河当车使”来寄予厚望。
然而过河的卒子到底能走多远，往往不是卒子自己说的算的，老将一败再败，卒子再有滔天之勇，也回天乏术。
一个人被时代的浪头卷进去，个人再强大的本事，有时候也只能跟着水走。
钟彬被俘那天坐在乌江边那艘木船上，随身带的那封蒋介石亲笔信上写着“死守乌江”，正顺着乌江往下游走。
而当年还有一个人在乌江，面对着自己落寞的命运。这个人就是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只不过比起项王来说，钟彬最终选择弃军而逃，更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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