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北京,邓小平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德谈香港前途,谈话桌上有个问题绕不过去:香港回归后,中国能不能驻军?
这不是一项普通安排。驻军意味着中央政府对香港承担防务责任,也意味着主权不是一句写在文件里的话。邓小平态度明确:香港回归后,中央必须保留驻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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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问题的分量,来自一段漫长的历史。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岛被割让;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九龙半岛南端被割让;1898年,清政府又将新界租借给英国,租期九十九年。香港由此逐步落入英国管治之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始终不承认这几个不平等条约能够改变香港属于中国的事实。但怎样恢复行使主权,又怎样让香港保持稳定,是摆在谈判桌上的现实难题。只讲原则还不够,还得拿出可执行的制度安排。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与邓小平就香港问题会谈。英国方面希望保留对香港的管治权,中国方面则坚持主权问题不能谈判。邓小平提出,香港主权属于中国,1997年必须收回;至于回归后的制度,可以通过特别行政区安排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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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的关键,不只是态度强硬。它把两件事分开处理:主权不能让步,具体制度可以研究。后来“一国两制”的构想逐步成形,正是要在恢复主权的同时,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
谈判并非一锤定音。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回归后的制度框架进一步明确。
驻军问题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原则事项。香港回归后由中央政府负责防务,若中央不能派驻军队,这份责任便缺少实际支撑。邓小平强调驻军权,所指并非日常介入香港事务,而是国家主权和防务职责必须有明确依托。
有些流传甚广的回忆,把这场争论写成邓小平当面斥责记者,或把1992年军队接收方案中的批语说得十分戏剧化。对这类细节,若没有可靠史料佐证,不宜当作确定事实。能够确认的是,他在香港驻军问题上的立场一贯鲜明,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1984年会见豪德时,邓小平再次谈到驻军安排。英国方面对这一要求有所顾虑,中方则认为,回归后的防务属于中央政府职责,驻军权不能被排除。这里没有太多回旋余地。若主权归属中国,防务权却另由他方掌握,制度上就会出现难以自圆其说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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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驻军并不等于以军事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中英谈判通过外交途径完成,联合声明、基本法以及过渡期安排,构成平稳交接的制度基础。军队的作用,是承担防务、维护主权,也是让谈判各方明白,中国不会在核心权益上退让。
1997年6月30日午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举行;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交接过程依照既定安排完成。这一结果不是临时强硬换来的,而是多年谈判、制度设计和原则坚持共同作用的产物。
香港驻军之争,表面看是军队能否进驻,深处则是主权如何落到具体制度上。邓小平把底线说清,也把可协商的空间留下:国家主权必须完整,香港的繁荣稳定则需要制度保障。两者并不矛盾,正是香港回归安排中最重要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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